读汉纪三十二，读到了一位优秀基层公务员卓茂的故事。资治通鉴肯花大半页的篇幅写一个小县令，并加批注“臣光曰”，说明这个小县令不简单。
用今天眼光看，卓茂是个其貌不扬的老好人，“宽仁恭爱，恬荡乐道，行己在于清浊之间”,从小到大没有跟人争吵，也没有财产、职位、北京户口的焦虑，颇有点像孔夫子的得意门徒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周围的朋友、邻居虽然做不到卓茂这样，但都对他“爱慕欣欣焉”。
后来，他不知道怎么就当上了密县县令。上任之后，一如故往，“视民如子，举善而教，口无恶言”，还是一副教书先生模样，干部群众都很喜欢他，不忍心去欺骗他。不过也有例外，有一天就来了个刁民给他出难题，进门就说：“我们乡镇的派出所长收了我送的米肉。”
卓茂问，“是他主动要的，还是你有事相求主动送的，又或者是你们关系好你自愿送到？”
刁民说，“我自己主动送的。”
卓茂说，“你自己主动送的，过来举报个屁啊？”
刁民说，“我读报看到，贤明的领导，能让老百姓不怕当官的，能让当官的不敢欺负老百姓。现在我是害怕所长所以送米和肉给他，他（违反廉洁纪律）马上收下了，所以我就过来投诉了。”这个刁民会用大词，可见还是个文化人。
卓茂说，“你这个刁民！人类之所以能够组成社会生存，跟野兽不一样，是因为‘有仁爱礼义，知相敬事也’。你不学会仁爱礼义、与人为善，难道能远走高飞生活在火星？当然，干部不能凭借职权索贿。但这个所长是个好干部，过年你送点礼物表达心意，也是合乎人情礼仪的。”
刁民说，“既然符合礼仪，为啥法律要禁止？”
卓茂说，“‘律设大法，礼顺人情’。现在我按照礼仪，好好跟你讲这番道理，你肯定不怨恨不厌恶我；但如果我按照法律规定来跟你掰扯（诬告之罪），恐怕你会手足无措、无所适从。不出这个门，往小里说可以判你的罪，往大里说可以杀你的头。你回去好好反思下吧。”
这段对话是截取了卓茂执政的一个片段，相当生动地呈现了敝国的礼治传统——礼治可不是互相以礼相待，而是糅杂了道德伦理、封建迷信和人情世故的一套儒式等级规矩。卓茂大力施行这套儒式教化治理理念，息讼宁人、道不拾遗，后来调到中央部委任职，当地老百姓“涕泣相送”。光武帝刘秀上台后，还把他提拔为太傅、封了褒德侯。
司马光评价说，东汉开国时受重用提拔的都是那些立下显赫战功或者“权谋诡辩之士”，光武帝刘秀能够给予卓茂如此的荣光，说明其施政“得其本原”。
在安土重迁的熟人社会、人情社会、宗族社会或曰秦晖说的小共同体，卓茂的做法是符合实际的，大事讲法律政策、小事讲人情规矩，息事宁人、皆大欢喜。这也渗透到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当中。但在工业社会、城市社会、陌生人社会以及现代国家这样的大共同体，讲人情送礼就必然变味，变成行贿索贿的遮羞布；而且，现代人哪有什么像样的情感，更别说依靠这些情感建立像样的社会秩序了，比如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这种，乡村还可能，城市绝不可能。
讲人情，有人情味，懂人情世故，都被认为是传统社会君子必备的品质。现代社会还想成为卓茂这样的君子，那就得随时做好受罪受骗违法犯罪的准备。只是不知道，这算是进步，还是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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