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灵公篇第十五」18
【原文】
子曰：“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译文】
孔子说：“君子（行仁为政）以义为体，用行礼去实践仁义，用恭顺去呈现仁义，用诚信去成就仁义。这才是君子啊！”
【注释】
“君子”，可指有位者，也可指有德者。
“义”，是仁的理性实践路径。专有名词，不译。
“质”，体也，与“用”相对。
“礼”，合义的道德与法律规范的统称。此处指遵守礼法或实行礼治。
“之”，指“义”。
“孙”，音义皆同“逊”，顺也，恭顺。
“出”，表现、显露。通常解作“出言”，今不从。
【评析】
君子是有仁德者。即便是为政者，也应当德位相配，居其位理应有其德。而仁德由行义而来，故君子无论行仁抑或为政，皆以“义”为本。朱熹在《论语集注》中引用北宋理学家程颐的话说：“义以为质，如质干然。礼行此，孙出此，信成此。此四句只是一事，以义为本”。也就是说，君子行事皆以义为“体”。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参见《善读「论语」4.10》），说的其实就是这个道理。
“体用”之说是中国古典哲学的重要内容。“体”可以理解为事物的根本、内在和本质，而“用”则是“体”的外在表现和表象。在本章中，“义”就是“体”，而“礼”、“孙”、“信”则是“义”的不同表现形式，皆为“义”之“用”。故曰：“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
所谓“礼以行之”，就是说，制礼的宗旨是为了行义。《左传》所记的孔子之言是“礼以行义”。因此，我们看待礼法，应当透过教条的表象，领会其内在的义理，才不会产生误解或成为教条主义者。《孟子》中记有这样一个典故，说的是齐国著名辩士淳于髡（音“纯于昆”）有一次故意问孟子说：“男女授受不亲，礼欤？”孟子回答说：“礼也”。淳于髡自以为得计，就接着问道：“嫂溺，则援之以手乎？”淳于髡认为：嫂子溺水，若出手相救，就违反了“男女授受不亲”之礼；若不出手相救，就只能眼看着嫂子溺水而亡。这看似是一个两难选择，然而其实并不是。孟子回答说：“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礼法中虽有“男女授受不亲”的规定，但其设定的初衷，却在于规范男女之间的交往行为，防止苟且之事发生，而并非为了阻止合义之举。“嫂溺，则援之以手”，乃义不容辞之举，其并不受“男女授受不亲”这一礼法教条的约束。因此，孟子的回答并非诡辩，而是非常完美地诠释了“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的真实内涵。
所谓“孙以出之”，就是说，行义当以“恭顺”的方式呈现。“恭”即“敬事”，故行义应当慎重勤勉；“顺”指顺乎民心世情，即行义时应使民“顺受”而非“逆受”。使民“顺受”，就是要让民众感受到“行义”的善意，要以礼服人、以德服人，亦即“导之以德，齐之以礼”（参见《善读「论语」2.3》）；若以威权相加而以力服人，亦即“导之以政，齐之以刑”，则民虽屈服，其心必“逆”，此即使民“逆受”。比如，为防止疫情扩散，政府下令让民众隔离便属“行义”。“孙以出之”的做法，就是为政者应向民众充分说明隔离的必要性，并切实做好隔离期间的食品、医药和生活等方面的救助、保障应急预案，解除民众的后顾之忧，民众对于隔离的要求自然就会“顺受”。若为政者罔顾民众的实际困难，而以严刑峻法加以逼迫，民众虽可屈服，亦必因“逆受”而生怨。这就与行义的初衷完全相违了。
所谓“信以成之”，就是说对于“义”举，君子必须要向民众守信，否则无论行仁还是为政，都不可能成功，因为“民无信不立”。当然，君子守信，必须要在合义的前提之下，亦即有子所谓的“信近于义，言可复也”（参见《善读「论语」1.13》）。若不顾道义而但求“言必信，行必果”（参见《善读「论语」13.20》），则“硁硁然小人哉”，非为君子之举。
本章与前几章一样，虽然也普遍适用于修己，但却更多是针对于为政。也就是说，为政应当“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如此才配作为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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