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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6月1日，86岁的父亲寿终正寝，他历经风霜走完了人生最后的历程，长眠不醒了。虽然看着被病魔折磨的父亲身体每况愈下，我们几姊妹已经知道他时日不多，但当离别真的来到眼前，我们任然猝不及防，看着他逐渐停止了呼吸，泪水像断了线的珍珠止不住地往下流。这段时间他每天痛苦不堪不能自理，内心还是希望他能早日解脱，死亡来临这一刻我们又是那么的不舍那么的心疼，这种复杂纠结的心境终身难忘。
1936年父亲出生在江北镇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爷爷是当地有名的中医，那个年代中医是主要的医疗手段，所以爷爷的中药铺生意兴隆。父亲从小过得无忧无虑，上私塾、读书写字是他的主要任务。父亲天资聪明，琴棋书画样样在行。解放后他考上了泸州三中，后来成为镇上第一个考上大学的学生，到南充师范学院（现在的西化大学）就读，1959年毕业后分到泸州四中当了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
青年时代的父亲长相英俊又有才华，媒婆们踏破门槛，争先恐后给他介绍对象。镇上的大地主刘家大小姐与我家姑姑年龄相仿，她们经常在家里一起玩，成为闺蜜。虽然解放后地主家庭政治地位低，但刘小姐美丽温柔、举止优雅，因为经常造访，小时也是父亲的玩伴。俩人也算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成人后父亲很自然选择了刘家大小姐，和她结婚生下了大哥。
泸州到江北本来只有二十多公里的路途，但那个年代交通极其不变，父亲休息日回家要在泸州乘车到纳溪县，再坐两小时的船到一个叫野猪崖的码头，走八里路才能回家。车船的班次少，错过了就要等第二天或者直接从泸州走七八小时的路才能回家。刘家小姐从小娇生惯养，不善料理家务，又是两地分居，就越来越不习惯这种生活方式。有一天趁爷爷奶奶都不在家，收拾好行李丢下襁褓中的大哥不知去向，多年渺无音讯。
父亲的第一段婚姻没有经受住时间和离别的考验，大哥的出世看似爱情的结晶，其实则成为了父亲续缘的负担。学校同事们很关心父亲，先后给他介绍了几个对象，女生只要看到父亲本人都很满意，但一听说他还带个男孩基本都是无疾而终。60年代初生活本就困难，还要去做那个难当的后妈，没有女生愿意，也是可以理解的人之常情。
最后父亲遇上了善良、能干的母亲，两人相濡以沫共同生活了五十多年，生育了二哥、我和两个妹妹。
父母结婚照
我母亲生在泸县农村，虽然家境贫寒，但从小努力学习，成绩优异初中毕业考取了泸州师范学校。大跃进时期生活十分困难，每天都吃不饱饭。她是家中老大，下面有五个弟妹，外公外婆天天辛苦劳作，还是时常揭不开锅。残酷的现实逼迫母亲退学回家当了一名民办教师，挣钱养家糊口，让三舅完成学业，后来成为副厅级干部。
母亲与父亲结婚后到江北当了民办教师，落户到江北的四大队，我们四姊妹也就成为四大队的村民，分有少量的土地，需要耕种，还要到生产队挣工分。那个年代有句顺口溜：“一工一农，永不受穷。”其实不然，我母亲每天十分辛苦，上午上完课，下午做农活挣工分。我们几姊妹同样上午放了学，下午就去割草交到生产队喂牛，一样可以挣点工分。记得有一次下午，我哥带上我和四妹，听别的孩子说很远一个地方的草好得很，我们一人背个背篓走了十几里地。那里的草的确多，那些年割草的人多，草的生命力虽旺盛却长不过大家割草的频率，所以到处都光秃秃的，每天想把背篓装满还是不容易的事。草交到大队时，好些村民在背篓里藏石头增加重量，我们不愿投机取巧，所以经常不达标。看到这里草这么茂盛我们就兴奋得使劲割起来，把背篓压紧又压紧，结果重量严超负荷，三姊妹使出吃奶的劲慢慢背着走，又舍不得把草扔掉。可怜我四妹，四五岁的年纪还背个背篓一路哭一路走，天已经黑透了，回家的路遥遥无期。我妈妈做完农活回家没有看到孩子，到处打听才知道我们去了那里割草，打了电筒走了几里路才接到我们。（写到这里我已经泪流满面）
还有一次我跟母亲一块去松土，我在旁边割草，一条狗突然跑来在我左腿上咬了一口，伤口流血不止，疼得我大哭，妈妈背起我就跑，到一个赤脚医生那里作了简单处理。那时防疫知识还不普及，居然没有打狂犬疫苗。过了几年，街上一男孩被狗咬不久狂犬病发作，我们看着他在家人的痛哭声中死了。这件事为全镇人民作了一次科普，大家才知道被狗咬必须打狂犬疫苗。我特别庆幸那只狗是家养的狗，没带狂犬病毒，否则我早没命了。
父亲看着母亲含辛茹苦，爱莫能助，只有省吃俭用多拿钱回家。直到1975年纳溪县组建江北中学，父亲主动申请从泸州市四中调回江北。父亲在四中任教十四年，桃李满天下，父亲知识渊博课讲得生动活泼，不仅学生们依依不舍，学校也因此失去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人们常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父亲却是因为家庭条件所迫，从那么好的学校调到什么都还在筹建的镇中学，从城市到农村。他为了家庭和孩子，放弃正在蓬勃发展的事业，为了家庭作出了很大的牺牲。
父亲回来后，家中有了主心骨，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家里情况明显好转。最难能可贵的是，父亲这个从小没有吃过苦、受过累的才子，课余时间把自己的爱好打篮球、拉二胡全部放弃，主动帮忙干起了农活，用他那琴棋书画的手挑粪、打谷、坎高粱……。我们家住在镇上，邻居们都是城镇户口，我们每天拿起农具出门都会遭到左邻右舍的白眼。那个年代瞧不起农村户口是普遍现象，城镇户口趾高气扬每个月吃的是商品粮，每月定额发放，到时间就可以到粮站去买，而我们家却是要自己去生产队挣工分，等收成后分粮食，像我家劳力不够工分就少，分的粮食也少，顿顿都要加粗粮。城镇户口吃的粗粮是面，我们的粗粮是红苕。那时还不知道红苕是养生最好的东西，只感觉红苕是农村户口标配，我们家几乎顿顿都吃，也算是歪打正着，为我们的身体打下了坚实的底子。
要想改变这种贫穷落后被人瞧不起的面貌，父母经常教育我们几姊妹一定要好好学习，争取早日考上师范、中专，跳出农门，找到理想的工作，成为有用的人。我是家里学习最认真的，我记得75年我已经到了上小学的年纪，正好五妹出世，没人带她，妈妈就让我晚一年读书。我带五妹那年，十分羡慕读书的同学，我每天抱起五妹到学校一年级的窗户下去听老师讲课，为自己打下了好基础。读书时本来我比其他同学大，带了五妹又懂事得多，还特别珍惜读书的机会，所以学习一直名列前茅，是个妥妥的学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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