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重礼乐，道家贵自然。自然无为是老子哲学中最重要的观念，其中包含着自然与无为两层内容。自然是一种观念、态度和价值，也是一种状态和效果；无为则是一种行为，是实现自然的手段和方法。
老子把“道法自然”的哲学观运用于天道观上，提出了“天道自然”的观念，认为天地的运行是自然而然，不假外力的；他又将其运用于人生论上，认为人也和万物一样是自然的，因此，人生也须消除外在的干涉，使其自然化育，自然发展，自然完成。
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道按照一定的自然法则和规律运行，也就是说，道的本性是自然的，离开了自然，也就不成其为道。既然“道法自然”，那么，法“道”的天、地、人，也就必然应以自然为理法，并且其本性也同道一样，是自然的。
那么如何做到“道法自然”呢？
那就是“无为”。老子认为，清静无为是人生自然之本，他说：“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故“清静无为天下正”。“人之道”就在于“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老子还具体指出：“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古之所谓‘曲则全’者，岂虚言哉？诚全而归之。”
不自我炫耀、不争名夺利，反而会名扬四方，会得到多数人的拥护。
由此可以看出，老子的无为也包含着“不争”，不争亦能“保全”自身之自然本性。“不争”要求不带个人偏见，以忘我与淡泊宁静的态度去对待世间万事万物，努力做到清心寡欲，自足知止，“知足不辱，知止不怠”，避免患得患失的烦恼，从而融入自然与社会之中。
老子认为，人心应该向真朴的自然之性复归，婴儿只有有限的知识和欲望，距离原有的“德”不远。他们的淳朴、天真和自然，是每个人都应当尽可能保持的特性。
老子说：“含德之厚，比于赤子”，又说“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因此“圣人皆孩之”。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出人的自然纯朴的人性。
老子说：“圣人在天下，歙歙焉，为天下浑其心。”“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愚”在这里的意思是淳朴和天真。圣人不只希望他的人民愚，而且希望他自己也愚。
老子说：“我愚人之心也哉！”道家说的“愚”不是一个缺点，而是一个大优点。
那么如何才能达到婴儿般的自然状态呢？老子认为要无知寡欲，他指出，“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同时，“祸莫大于不知足，罪莫大于可欲，咎莫大于欲得”。因此，“圣人欲不欲，不贵难得之货。学不学，复众人之所过，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
在“自然”哲学的基础上，老子建立了他的无为而治的政治论。无为与自然是关系密切的概念。
无为是对道或君主的要求，自然指道或君主无为下万物或百姓的自主状态。统治者无为，百姓生活就自然。
老子耳闻目睹当时大大小小的统治者竞尚骄奢，对外尔虞我诈、互相攻伐，对内政令烦苛、剥削严重，认为这都是统治者背弃大道、恣意妄为所造成的恶果，“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因此老子主张效法自然，以清静无为治理天下。
老子说：“爱民治国，能无为乎！”又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
老子认为当时社会的畸形病态是“有为”所致，他说：“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轻死。”
因此，老子主张无为而治，“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福；我无欲，而民自朴”。“无为”并不是消极怠惰，无所作为，而是顺其事物之自然，即“辅万物之自然”，排除不必要的作为或妄为。顺其自然不妄为，实际上也是“为”，治理好一个国家，就必须采取这种顺其自然不妄为的方式。侯王如果能谨守大道，按规律办事，切实做到“无为无不为”，老百姓不受干扰侵犯，就可以自生自化，安宁质朴地生活，社会自然就会走上正轨。
老子认为，“治大国，若烹小鲜”，即治理国家，如同煎小鱼一样，不要经常翻搅，而要“以道莅天下”，这样才会“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非其神不伤人，圣人亦不伤人。夫两不相伤，故德交归焉。”这就是说，用道治理天下，鬼怪起不了作用；不但鬼怪起不了作用，神祇也不侵越人；不但神祇不侵越人，圣人也不侵越人。鬼神和有道者都不侵越人，所以彼此能相安无事。
无为而治要求统治者“少私寡欲”，“以百姓心为心”，减少私心，降低欲望；政令不可烦苛琐碎，朝令夕改；薄赋敛，减轻人民的负担；“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谨慎用兵，不要发动不义的战争；“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删减法令，减轻刑罚，不玩弄权术，不用高压政策对付老百姓，而以质朴善良的政风感化人民。归结为一句话，就是“为无为，则无不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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