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多事之秋

1.“包工头”万历皇帝

梁永，陕西马监，本职工作是负责对马匹交易征税，按理来说这是税监中一个不太好的着落，但经不住梁永同志自己折腾，自己学习，向全国同行学习，学习完自己思考琢磨，这一琢磨就身兼数职，把开矿商业各种和马相关大多数不相关的的行业都弄到自己帐下。

为了工作的效率，梁永利用了地方资源，给自己手下全部配“车”，还都是“豪车”：

五百匹好马。

至于这马怎么来的，陕西明军表示已哭晕在茅房。

从此梁永一行人出行，场景大概等同于沙尘暴，可以脑补一下沙尘暴来袭的样子，情景如同郭德纲相声的调侃：

“大圣，收了神通吧！”

第一个让梁永”收神通“的是富平知县王正志（现富平），相传当初黄帝就是在这里铸鼎封禅。

王正志上午反映情况，下午就被有关部门带走”协助调查”，不久死在狱中。（庾死诏狱中）

朝廷命官，不明不白被带走，不明不白死在狱中，上哪说理去？

渭南知县徐斗牛第二个不服，听名字就知道此人的性格，斗牛，脾气比牛还倔，为官清廉，是整个三秦地区公认的好干部。

梁永不管这些，领上三五百手下，围堵了知县衙门，当面锤死几名县吏县卒，踩着他们的尸体笑着说：

“徐知县，你能拿大爷怎么样？”

说完扬长而去。

梁永知道，徐斗牛不能拿自己怎么样。

又气又恨的徐斗牛，脾气倔强钻进牛角尖就迷路的徐斗牛，他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他决定用读书人最后的方式，用自己最宝贵的东西去维护自己最后的尊严：

以死相谏。

拿到徐斗牛遗书的陕西巡抚顾其志，拿着自己收集的所有材料，上书万历，弹劾梁永。

奏章中说了这样一句话：

“秦民万众共图杀永。”

翻译成白话文就是：陕西的老百姓都想的杀死梁永。

以他的身份说出这样一句话，事态之严峻可想而知。

而在这奏章之下，是梁永及其手下的斑斑恶行，是陕西人民的血泪控诉。

可万历的态度很简单：

留中不发。

按照规定，皇帝本人或是司礼监，是要在大臣的奏章上“票拟”的，也就是批复意见，同意或是不同意，要说清楚，而留中就是不批复。

在万历中后期，“留中”成为了朝廷官员上奏疏得到最多的结果。看到没？不知道，可能看到了，也可能没有看到。

历史证明，其实这些折子万历大多看到了，不批复就是不表态，而不表态很多时候就是一种态度，没有给出答案恰恰就是答案。。

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男性追求女性。

梁永知道有万历给自己撑腰，立即上书，反将一军，弹劾陕西巡抚顾其志贪污。

虽然梁永的弹劾没有起到效用，但陕西官场谁都知道，梁永已经动不得了。

有一次梁永手下公然抢劫，被捕快逮捕，梁永立即指责当地官员公然阻止征税，对抗万历的圣旨，无辜的知县当即被押解进京。

其实不止是梁永，那些和梁永具有同样身份的太监们，都是动不得的。

临清（天津）有马堂，他的手下光天化日强闯民宅奸污妇女；云南有杨荣，手下千人，敢有不从者，当街乱棍打死，草菅人命都是轻的；湖广陈奉遍地盗墓，敲诈勒索当地富户，这些都是矿监们的“杰出代表”。

与之相对的是文官阶层，下到知县巡抚上到六部内阁，外官反抗中央声援，他们的动机可能并不单纯，可能是出于忧国忧民，可能是为了维护文官集团的尊严，也可能是看不惯太监的趾高气扬踩在自己头上，也可能是所谓是为了保护东南地主阶级商人阶级的利益，是为了反对万历征税而反对，他们就是所谓的“既得利益集团”，甚至有人把万历和矿监形容成开拓进取忧国忧民的改革派，把这些反对的官员说成思想顽固因循守旧的保守派。

一味用现代文明社会的思维去理解古代封建社会，其结果注定是张冠李戴。

与之同时的还有来自群众的反抗百姓的反抗，从沉默到抗争，从几个人到成百上千人，从告状变成暴力对抗，如果说这些官员保护的仅仅是所谓地主阶级商人阶级的利益，那和这些背朝黄土的老百姓有什么关系？在没有自己切身利益受到严重损坏的情况下，一向习惯沉默一向深谙民不与官斗一向奉行“有奶便是娘，有饭吃我管你”的老百姓怎么会参与到这样的斗争中去？

因为他们不能再沉默下去，因为他们的沉默没有得到所期待的改变，当时传统社会下的环境已经无法给他们提供应有的帮助和支持。

面对自己的亲朋好友被乱棍打死，眼看着自己的妻女在自己面前被流氓地痞骑在身下任意胡为，自己靠着勤劳和汗水辛辛苦苦积攒的财富被他们堂而皇之的据为己有，难道只能留下无奈的泪水？难道只能无奈的指着上天，大骂“老天无眼”？还让他们笑脸迎接这一切，把这一切都说成忠君爱国的要求，是他们应尽的义务？

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变乱十几起，天下大乱”。

这是史书的记载，而且是明朝官员和当时明人的记载。

云南矿监杨荣，被愤怒的群众打死数十名手下，杨荣跑的慢点，也被打死，还直接扔入火堆中。

按照一般逻辑，太监或者说朝廷命官都是中央集权也就是国家或皇帝的代表，杀害其行为本身意味着对抗朝廷也就是等同于造反。

但是这些群众并没有撸起袖子准备造反，当地官员出面安抚几下，百姓各回各家该干嘛干嘛。

有观点将这些民变理解为历朝历代的农民起义，未免有些僵化套用阶级斗争理论，拿今天话来说民变的行为更多是一种反对税监反对矿监的游行示威活动，有点类似于欧洲早期的市民运动，除了云南税监杨荣跑得慢点被愤怒的群众打得半死还扔到火中免费火化的个例之外，其他都还好。

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因为采榷的执行者是这些太监，而非官吏这种正常的行政力量，太监无法像官员一样名正言顺的代表朝廷，老百姓恨不到官吏头上，而且在采榷问题上很多官吏是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甚至因反对而遭到太监的迫害，这一切让老百姓下意识的区分“太监”和“官吏”甚至将其对立，相信这一切都是太监自己自作主张而实施的，与明朝政府无关（确实也是这样），所以即使发生民变，也只是“只反太监，不反明朝”，如水泊梁山的“只反贪官，不反朝廷”，用阶级斗争的说法来讲就是两者未形成尖锐的阶级矛盾，和明末的天下大乱李自成为代表的农民起义是不一样的。

所以，因其本身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意义，说大是因为其对抗矿监的具有市民运动性质，说小是因为其并不具备一般意义上所认为的“揭竿而起”的农民起义特性也没有造成大的消极影响，反对采榷的文官群体看到十几省爆发民变可以说是“天下大乱”，而从整个历史的角度站在当时社会的角度民变并未继续升级其实就是游行示威，所以采榷的问题并未值得太多重视。

忽略了大问题自然也就忽略了大问题可能衍生的小问题，而问题恰恰就出在这里。

事物既有普遍性也有特殊性，采榷政策在大多数并未产生十分严重的后果，但凡事都有例外，在矿监遍布的全国14个省区（除贵州之外），有一个地方不应该甚至说绝对不可以设置矿监实行采榷，但这里不仅设置了而且其情况还十分“喜人”，远超行业平均水平，陈奉梁永都是小学生，那么后果自然是无法想象的了。

这个地方就是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