玫瑰是我家的菲佣。
这样说时总觉得别扭。中国的称谓“阿姨”更人性化一点，可是换成阿姨的称谓，又觉得不贴切。
菲佣和阿姨虽然工作相似，却非常不同。菲佣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特定职业的代称——是在新加坡从事家政工作的人的统称，官方称谓是Domestic Helper，更是一种特定的身份，某种特定的命运。
玫瑰来我们家颇具戏剧性。
我们之前雇的印尼籍“菲佣”做了两个月后突然离职。
来新之前听到的菲佣就像一个神话，来了之后发现这个神话要实现并没有那么容易。
概因为家庭妇女纷纷就业，全球市场上阿姨需求都大过供应量。中国如此，新加坡也如此。于是，市场好的早已有东家，可供挑选的要么可能不好，要么需要从佣人出产地“进口”耗时一两个月。每个寻找菲佣的人家都希望碰到那种好的，正好主人离开新加坡了需要另外找工作的。
找第一个菲佣时我们面试了不下二十个，现在又要再次经历那样的痛苦，我们真是泄气。我们几乎打了所有中介的电话，有现成菲佣的就那么几个，不是我们看不中别人，就是别人看不中我们。眼看前一个工人走的日子临近，我的出差的日子也临近，我们心急如焚。
此时，中介小心翼翼地和我们说，他那里还有一个，这个菲佣其实不错，只是......，要不你们看看再说。
这个菲佣就是玫瑰。第一眼印象就很好，干净清爽，说话利落，也不像先前面试的几个一副挑三拣四的样子对我们家的情况问东问西，不像是我们面试她们倒像是她们来面试我们。我和先生对视一眼，表示满意。我们简单和玫瑰说了我家的情况，她立刻点头说满意。我们对中介说带她回我们家看一看环境——这也是新加坡雇菲佣的一个环节。
到家，我客气地问要不要喝点什么？咖啡？她竟大大方方地说好的，就在椅子上坐得笔直，和我们喝咖啡，聊天。这个表现是不符合好菲佣的标准的，新加坡的要求是菲佣不可和雇主平起平坐，不可抬头看雇主或雇主的朋友。之前的工人太胆小太内向，不敢和孩子说话玩耍，我们觉得对孩子的成长不好。玫瑰的这个表现倒正中我们这不懂行的外国人的下怀。
我们当即给中介打了电话表示要她，忘了问他的”只是......”是指什么。
第二天要签合同。我们突然想到最好打个reference call——新加坡菲佣管理完善，每个菲佣都有清楚的档案，新雇主还可以打电话给上一家雇主询问对菲佣的反馈。问中介要了前一家雇主的电话。那位新加坡女子前两句表扬了她，第三句开始说她很难管理，经常要求回家，问她借钱，还去大使馆投诉她，她走不是自己要走而是这位前雇主要她走，给她两周找工作，否则就把她送回国。这个反馈把我们吓了一跳。我们立刻打电话给中介。
中介这才说，开始也是想告诉你们玫瑰很难管理，谁知你们看了那么满意。我是觉得啊，她太聪明了，不适合做菲佣。我给你们另外找吧。
我们本决定不要她了，后来两人一商量又觉得可惜。中介说要不他来问问她。后来，中介说问过她了，事出有因，说她东家里那位新加坡女子的弟弟愿意给她作证。
事情最后搞得很复杂，玫瑰当着我们的面也哭哭啼啼。我和先生商量后最后决定要求她写下保证书，保证不犯那些前雇主指出的问题，一旦犯，我们立即送她回国。
菲佣来新加坡找工作都需要交给中介公司一大笔钱办理工作准证，被送回国取消工作签证对他们来说是最大的惩罚。她点头同意，签了保证书。
我们忐忑地将她带回了家。我和先生商量好最初几天轮流早回家，监督她的工作。家里的监控也装好了，我们可以在手机上看到家中的情况。
玫瑰一来就表现出比前一个工人能干得多得多。我第一次发现一个人的能干不能干在小事上有天壤之别。她和前一位工人住的地方相同。前一位工人将那里弄得苦巴巴，上面晾了衣服，下面堆了东西，转身的地都没有，每次我们看到都不好意思，似乎我们真的侵犯了人权。玫瑰一来，那里拾到得整整齐齐，贴了照片，楼下垃圾箱捡了个柜子，问我们她能不能搬来用，我们连连点头。她将她放在窗户下，上面齐齐地放了几本书，摆了一瓶花，不占地方，却将小空间变成了正儿八经颇温馨的卧室。我心底不由暗暗称赞。
玫瑰的能干是不用说的。打扫卫生认认真真，将椅子一张张摞起来，这样拖地板没有死角。床单扯得笔直，一个皱也没有，隔周就洗换。衣柜里的衣服全部拿出来，该烫的烫好挂好，不用烫的一件件重新叠，叠得都跟部队叠的被子的豆腐块，方方正正，整整齐齐。厨艺也不错。烧意面调的白汁还真有点餐厅的水准。中餐凑合，也算努力了，烧的西洋菜排骨加了红枣，有点甜不符合我的口味，但营养上算是加分。
玫瑰性格活泼。没几天小区里其他的菲佣她都认了个全，邻居们也认识了不少。很快就有邻居来和我们说，你们新的菲佣很好，总是面带微笑。
这样的性格让她很快受孩子喜欢。她爱和孩子玩，晚上吃完饭收完碗，她还会陪孩子玩游戏。我们搬来新加坡时女儿才两岁半，正值学说话的重要时期，语言环境的重大变动很影响她的语言。最开始她抗拒英文，情绪很坏。玫瑰来了，她在和她玩时不知不觉接受了英语，并且进步很快，情绪也好了很多，越来越多的笑容。
无疑，我们很满意，基本上打一百分。于是，我们将前雇主的反馈忘得一干二净。
然后，很快，玫瑰的问题开始显现。
玫瑰的能干还表现在很独立很有主见。我们交待她的事她从来不说不能做，无论是去哪里拿东西还是单独带两个孩子坐地铁去那里玩她都毫无惧色地答应。什么时候做什么，她都有自己的安排。这对于我这种工作忙碌的妈妈和习惯做撒手掌柜的懒人实在是福音。
然而，所有的事物都有两面性。玫瑰的有主见有时候就显得强硬，不听话。比如说她愿意自己决定每天烧什么，如果我给她安排她就不高兴；比如说她愿意以自己的方式干活，如果我告诉她换一种做法，她也马上会沉下脸，甚至会生气，顶撞。更糟糕的是，她顶撞时，如果我再坚持几句，她便似乎受了天大的冤枉一样眼泪汪汪，明显愤怒难耐极不情愿地说句yes M’am。
这下我觉得难办了。好歹我是雇主，我有权提出我的要求。
这种情形愈演愈烈。不知为何，我的先生没觉得她有这些问题，还说我爱指手画脚让别人不愉快了。于是玫瑰的问题成了我和先生的问题，这又反过来影响了对玫瑰的管理。
终于有一天，我和她不愉快了。我大怒，警告她说如果她再这样下去可以考虑离开我们了，等我上班去了，她却去找我先生哭诉。先生最不希望再来一次找菲佣的折腾，就打电话来怨我，我则怒先生帮菲佣而不帮我。玫瑰的事引发了家庭大战。
我愤怒至极，对先生说，现在我才明白先前雇主的意思。你看，之前的雇主和雇主弟弟也因为她持有不同的意见，可见她已经习惯了这一套！
先生不吃我这个说法，认定他没看到玫瑰有什么问题。
而我最终也念及她确实能干而忍了下来。
可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个糟糕的格局。我丧失了发言权，我得忍着玫瑰，我也对我先生不满意。
也许这就是人与人之间必经的磨合期。磨合得越凶猛，后期可能越顺。
慢慢地，这矛盾不知不觉就由最初的厉石慢慢磨圆润了，最终如雪入暖土无声无息了。
我和玫瑰不再为小事较劲。我习惯了她的主见（享受着我的彻底撒手掌柜，主要是意识到如果我希望她能干，就得接受能干的阴面即主见强，如果我不能接受主见强就得接受一个能力弱凡事得指示到一二三的菲佣，两者之间，我宁愿选一个能不用我吩咐自主把事情搞定的人），她也明白了我的需求，在她的主见里考虑了我的喜好。
菲律宾虽然是亚洲国家，但因长期在英国殖民下，并且信封天主教，菲律宾人的生活方式更西化。我虽然染了不少西方的习惯，但骨子里还是中国人，习惯上秉承着中国人的习惯。比如孩子尽量少饮冷食，不管多热的天洗澡还是应该用温水，对小孩比较宽松纪律性不强，这些方面玫瑰经常做得不合我意，我却又想避免冲突就不说了，心里却忘不了。而先生粗心，我看到的细节他看不到，我和他说也说不通，说通了他也不以为然，我只好自己生闷气。所以，无论如何，我对玫瑰还是不满意的。
后来，我发现，这些问题源自生活习惯的不同，她并非故意做得不让我满意——她压根就不知道我要求她那样做而不是这样做，而我每次告诉她时确实略含指责之意。我还发现，其实训练有素的菲佣习惯的是听从吩咐，而不是接受教育，也就是说我总是先告诉她哪里做得不好要换一种方法，这对于她们来说是在说她们不专业，而如果我只清楚直接地告诉她我希望她怎么做，而不去说她从前的方法哪里不好，她就会以菲佣的纪律去记住我的吩咐并且照做。
明白了这一层，我和她的相处就彻底融洽了。
比如以前的老问题，每天烧什么菜的问题。如果我临时告诉她今天烧什么，实际上打乱了她的计划，因为她每周一会定好一周的计划，但如果我提前告诉她我想吃什么，她就会很愉快地答应，并计划进去。如果她烧好了一道油炸的菜，我说不应该有油炸的，她会不高兴，因为我并没有提前告诉她，作为雇主，我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应该提前告诉她，但如果我总的告诉她少油炸，每天应该有一个蔬菜，她就会记在脑子里，照此去做。
她固然有主见强的特点，我也有不懂怎么做雇主的地方。
来了新加坡后，知道了菲佣的另一层含义。
菲佣可以说是菲律宾妇女命运的代名词。她们大多高中甚至大学毕业，然而，为了领取比在菲律宾高得多的工资，她们宁愿放弃在菲律宾的体面工作（比如在电信公司工作，在什么企业工作）而来新加坡做菲佣。她们要么早早结婚，生子，然后抛家弃子来新加坡做到四十几岁回去务农，要么二十岁就出来做工，到了三十五六岁回去嫁人生子，然后再出来做。她们在菲律宾的婚姻通常名存实亡。丈夫早已和其他人在一起，可是菲律宾一来天主教不主张离婚，二来离婚手续繁琐费用极高（相当于几年的工资）。所以，她们的一生其实就是生两三个孩子，出来挣钱养家养孩子，再回去务农老死。
四十多岁是做菲佣的极限年龄，超过四十岁了就很少雇主会雇佣，再老些几乎没有人要。我们刚到时按照中国的经验希望要这个年龄段的，中介一脸诧异。她教导我们，这个年龄的菲佣干不动活了，最重要的是，万一生病怎么办。新加坡雇主为菲佣买医疗保险，但要承担保险不能覆盖的医疗费用。我们觉得这实在是冷酷，不过，舍身处地地想一想，若要我们去为菲佣承担新加坡极其昂贵的医药费，我们大概也会退缩。
得知菲佣这样的命运，我是有些心酸的。有时候被玫瑰气得半死时，想到她这么可怜，我也就算了。
有时，我想玫瑰这样的能干，做菲佣真的很可惜。我甚至想她能不能找份秘书啊，服务员这样的工作从此改变命运。
查了查新加坡的劳工法，这几乎不可能。每个国家都保护本地的劳动力市场，给外国人的工作准证要么是辛苦的没人做的工种，要么是高级的本地人做不过来的工种。另外，新加坡的劳工市场也体现了各国割据的特点，比如“菲佣”市场以菲律宾为主，现在有颇高比例的印尼籍菲佣，并且开始有缅甸，柬埔寨的进入市场，比如建筑工人，以印度的为主，而餐饮行业的服务员则以中国劳工为主。因为新加坡的餐饮行业还是中餐为主，语言决定了用人的选择。
有时，我偶尔含蓄地问及玫瑰家里的情况，她脸上总没有一丝阴霾地说起孩子，说起父亲，还说起自己终于攒了些钱开始在家乡盖房子，可是从来没有听她提到丈夫，我犹豫几次实在问不出口。
她在新加坡有个男朋友，每周日休息日和男朋友约会，房间里放满了两人的合影。但她若不能离婚，和这个男友也只能永远是男友了，不知她心里会不会为和男友的未来忧虑。
我接触了一家公益学校，教菲佣学电脑，学财务，我便花钱送玫瑰去学习。我还认识一位后来自己回国创业的斯里兰卡菲佣，介绍给玫瑰认识，希望打开她的思路，不要只看到菲佣这条路，也许过几年她不如回国开家杂货店，我相信她有能力做好。于是，那段时间，我时常给她点这种想法，她总捂着嘴吃吃笑，但看出来她认为那只是说说而已的梦。
菲佣们倒是乐天得很，似乎对自己的生活很满意。衣服买得不少，休息日总在房里鼓捣一个多小时，浓妆艳抹穿戴得漂亮地出门。以前住的小区里几个菲佣关系很要好，谁生日总要庆祝一下，各自问雇主是否能用家里的东西做些饭菜点心，去公园里野餐，还会烤个蛋糕为生日公点蜡烛。
有时我想到鲁迅所说的黑屋子，到底该摇醒她们，还是该让她们继续沉睡？
最后，她们脸上也许比我还光明的笑击退了我心中的怜悯。
也许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轨道，若不能彻底逃脱那条轨道，为何不愉快地在那条轨道上走下去呢？毕竟那么多人滑过了那条轨道，既然继续有人前仆后继地踏上来，就说明那轨道目前还是她们最好的选择。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命运，每国人有每国人的命运。这也许就是菲佣的命。她们接受她们的命，她们享受她们的命，她们把菲佣当成一份正常的职业，拥有专业的自豪感。我怜悯她们是因为我看到了她们没看到的。她们心中笃定是因为她们看到了别人所走过的。那条路对她们来说已烂熟于胸，并没有什么可忧愁的。她们大多聪明、能干，四十多岁回去再务农劳作，再衰老，死亡，又和我们其他人有什么不同？
我这个旁观者不能真正帮她们改变命运，又何苦要把她们最终还是会踏上去的前路说成不值、不幸的呢？
玫瑰已经在我们家第五个年头。我们在新加坡的绝大部分时间里都有她的支撑。若没有她，我想象不出来我怎么可能风轻云淡地说出差就出差，说写作就写作，想睡就睡，弹琴看书一点也不用担心。吩咐一下玫瑰，她都愉快地去做，而且做得极好。我不在两个星期，家还能运转，玫瑰要是离开两周，我们就要乱套了。
只不过，纵使我们再交错多几个年头。她还是她，她的命还是她的命。我似乎并改变不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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