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一个山沟沟里,往上数三代,都是贫中农,绝对的根正苗红。说白点,就是穷。
那时候,家里孩子多,但日子却过的的苦哈哈。所以,在我爹结婚时,从我爷爷手里分到的,就只能是一些饥荒。我娘是个好强的女人,十里八村有名的过日子好手。但再高的心气儿也没法扭转贫困的局面。
最重要的是,我爹年轻时嗜赌。所以,每到年跟前儿,要赌债的就会逐一登门。接下来的日子就是无休无止的争吵。年年如此,司空见惯,却没法习惯成自然。直至今日,我依然清晰的记得,我娘不依不饶的咒骂以及我爹自始至终的沉默。
图片源自网络,侵删终于熬到大年三十。在这一天,是不可以争吵,不可以说不吉利话的。否则,一年的运程都会不好。不知打哪来的规矩,但我爹娘深信不疑。于是,我们家也终于得到了短暂的安宁。
小孩子心思简单。只要爹娘不吵了,就又可以没心没肺的跟着伙伴们各家串着庆祝新年。说是庆祝新年,不过是聚在一起,比较一下谁的新年衣服更加好看。现在想来觉得好笑,但对于儿时的我们,那就是件顶重要的事。
过年的习俗,没什么特别讲的。各个地方都是大同小异。贴春联(我们那叫挂钱)、祭祖宗、放鞭炮、吃饺子。只是,偶尔也能听上个似真似假的离奇事件。比如,谁家媳妇去给太公公烧纸,划了好多次火柴都划不着。眼看火柴见底,气的小媳妇跺脚骂道:”老爷子,你儿子孙子不来,我一个外姓人给你烧纸,你还这般刁难。死冷寒天的,惹急了我也家去,看谁还来给你送钱。”说来也怪,之后整个烧纸的过程就离奇的顺利。小媳妇讲这件事时,也是一脸的得意。临了还得留一句:“甭管活人死人,都是那欺软怕硬的主。”
都说过年得守夜,12点准时烧纸放炮,迎接新的一年。但我们村不知怎么就演变出了个比早的习惯。谁家先忙完第一个放炮,就自豪的不得了。我爹就是这场比赛的忠实拥护者。每当我爹早放完炮,坐在桌子旁,都会拿起酒杯。听着此起彼伏的鞭炮声,然后抿上一口,得意的说:“闺女儿,看着没,他们都给咱家助兴呢!”睡的迷迷登登的我,自然没有这份兴致。匆匆吃上两个饺子,就又倒头大睡。
新年一过,我们小孩子就天天守在村口,只要远远听到锣鼓声一响,就撒丫子往村里跑。一边跑一边喊:“大秧歌来了,大秧歌来了!”村子跑了大半,又赶紧折回跑,生怕错过了什么热闹。
每年,都会有一支大秧歌队,各个村子挨家挨户的扭。队伍里,有男有女,有老有少,身上都穿着红红绿绿的,脸上抹着大片的腮红,头上戴着些乱七八糟的花。然后在铿锵有力的鼓点里尽情的扭动着,诙谐却又和谐。
当然,每到一家,家主必然会给些打赏,十块不嫌多,五块不嫌少。也有那节俭人家,一听到鼓声,就赶紧锁上大门。跟随大秧歌的队伍,还有些卖糖葫芦的。这个时候,我们小孩子的压岁钱就派上了用场。三五成群,每个孩子手里都拿着一串红红的糖葫芦,从村头跟到村尾。直至鼓声停了,人影远了,才恋恋不舍的各自回家去了。
儿时的年味,一半苦,一半甜。那是一场贫困里的狂欢。那狂欢遮掩着无言的心酸与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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