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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以为那些上学路走得并不容易，如今回想却也似乎颇有趣味。
小学一至五年级，我都是在村里的小学上的。学校就在我家旁边，只有一百多米的距离，用大人们的话说，“一个跑步就到了”，而事实上，我也确实常常是跑着去上学的。
那时农村里经济条件差，活儿多，大人们似乎永远都没有空闲的时候。孩子们到了上学的年纪，多少能干点儿活儿了，做母亲的自然会给安排上。不过，虽然那时农村里大人们对孩子的学习大都并不太重视，但对老师和学校的制度却无比尊重，孩子上学不迟到可比帮家里干活更重要。因此那些家里离得远的，为了不迟到，都早早地吃了饭就去上学。我家离学校这么近，走出家门，站在门前马路上往右看，学校的一切便都一览无遗。那些到得早的孩子，在早读钟声响起前，都在操场上或草地上、小溪边玩呢。母亲可不会让我那么早就去学校跟同学们一起疯玩的，扫地、烧火、扯猪草、放牛、摘黄花菜，总有合适的活儿安排给我做。当然，母亲也不会让我迟到的。快到早读时间了，母亲便会叫我停下手中的活儿，赶紧吃饭去上学。往往我刚吃完饭，早读的钟声便“当——当——当——”地响了起来，我连忙背起书包，撒腿就往学校跑，跑到教室坐好，拿出语文课本来朗读，二次钟这才“当当——当当——当当——”地响起。同学们很快便发现，我若是从从容容地走着去上学，便是离早读还有些时间，若是跑着去上学，便是快要迟到了。于是，只要看见我跑，那些还在路上的同学便都跟着跑起来，往往也都能在二次钟响前进教室。然而，我并不只是快迟到了才会跑着去上学，下雨天里，我也大都是跑着去上学的。
印象中那时家里只有一把雨伞，木柄的黑色布伞，又大又丑还不方便使用。那时已经有好些同学撑带钩柄的花伞上学了，我自然不太乐意撑着那把丑陋又沉重的伞去上学。但即使是这把黑伞，母亲也不太舍得让我撑去学校，而让我戴一顶下雨天干活戴的竹斗笠去上学，这自然让我感觉更加难堪。因此，只要雨不是很大，我就什么也不戴，光着头就往雨里扎。为了不被淋湿，只有拼命加快脚下的速度往学校跑。
一次下雨，我照样狂奔着去上学。那些从学校前面山凹里出来的和从学校右前方田间小路上走来的同学，本来都撑着伞从从容容有说有笑地走着，一见我往学校跑，便都立刻跟着狂奔起来。等到他们涨红着脸、气喘吁吁地跑到学校，却发现同学们都还在礼堂里和教室外的走廊上玩呢。有两个同学不禁向我抱怨道：“又没迟到，你干嘛要跑呀！”我听了先是一愣，既而明白过来，原来他们见我跑，便以为是要迟到了。我忍不住笑了起来，说：“我没撑伞，不跑不被雨淋湿呀？”他们这才懊恼地想起，下雨天，即使离早读还有一段时间，我也都是跑着进学校的。不过，尽管大家都知道了下雨天我跑着去上学，并非就是要迟到了，但再见到我跑着上学，路上的同学依然会跟着跑起来。那时大家都没有手表，谁也不知道时间，但跟我一起进学校，准保不会迟到。
在村小上学的日子，我很是羡慕那些家离学校远的同学，每天都可以早早地上学，不用帮家里干活。六年级时，我终于到了离家较远的中心完小上学，这才体会到学校离家近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
从我家到中心完小走路差不多要一个小时。为了让我不迟到，父母特地将闹钟设到早上六点。寒冷的冬天里，早上六点，窗户连一点儿微光都没有，我却不得不立刻爬起来，刷牙，洗脸，吃饭，上学。
其实，我那么早起床，不只是怕迟到，还怕与我同行的同学先走了，我就只能独自走那长长的让人恐惧的山路。
从我家到学校，一路上只路过两个村庄，一个在我们村子上头大概三四百米处，一个在距离学校不到两百米处。这两个村子之间则是狭长而幽深的山凹，以及一座陡而长的山坳。那些山凹里有好几处坟墓，听说埋葬的大都是上吊或喝农药死的人，还有一处据说扔了好几个夭折的孩童在那儿。更有一处小路边的深沟，沟壁上裸露着被挖断的腐朽的棺木。那山坳上倒是没有坟墓，可其恐怖却不亚于那些山凹。山坳名叫“马精坳”。据说靠近中心完小那边村庄的人来我们这边砍柴，每次路过“马精坳”都要跪拜，说是“马精坳，不拜走不过”。我们倒是没听说有人在那里遇到过马精，但却听说有人在那里遇到过被子精，若是人走过去碰到被子，就会被卷进去。还听说有人走夜路在马精坳看到了鬼——吐着长长的舌头的吊死鬼。本就寂静幽深的山凹和山坳，令人发怵的坟墓，再加上这些让人寒毛倒竖的传闻，使我对那段山路恐惧不已。同村比我离学校更远的同学要么辍学了，要么在学校寄宿。幸好我们上头村里我的好友还在读着，并且跟我一样也是读通学。于是我们每天结伴同行，每天早上我都早早地到她家门前等她。走在那段幽静的山路上，我们不敢大声地说话，生怕惊动那些隐藏在山间的鬼魅幽灵，却也不敢不说话。走在前面的，若是听不到走在后面的人说话，便会立即紧张地回头往后看，生怕后面的人已经突然消失。
一次中心学区要举行语数联赛，我被选上了，老师说下午放学后要补课培训。下课后，我立刻跑到好友班上问她是否选上，得知她也选上了，我才放下心来，不然我就得独自走那段可怖的山路了。因为是放学后补课，待到下课通常都很晚了。有一次下课时夜幕已经降临，在那段山路上，我们俩一路狂奔。她比我跑得快，却也不敢一个人跑到前面太远，我跑得慢，却也拼命跟上她的步伐，生怕被远远地落下，跑得腿都软了却也不敢停下。幸好父亲见天已黑我却仍未回，打着手电筒来接，远远地听见我们跑着的脚步声，知道我们害怕，于是大声呼唤我的名字。我们这才不那么害怕了，放慢了脚步，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想起刚才的狼狈样，我们不禁相视而笑。
中学比中心完小离家稍微近一点儿，虽然也只路过我们上头那个村子，但路是大马路，来往的人稍微多一点儿。那时我那好友也辍学了，但堂哥比我高一个年级，也读通学，因此每天早上我与堂哥一起上学。父母说从我们家到中学大概需要四十分钟，因此一般都会让我提前一个小时或五十分钟吃完饭出发。堂哥却一点儿也不着急，每次我到他家里等他，他都还没开始吃饭呢。他说，有二十分钟就能走到。对堂哥的话，我很是怀疑。一路走到学校后面的山坡上，看到学校操场上蹲满了正端着碗吃饭的寄宿生，我惊讶不已，我们果真只用了二十分钟左右就到学校了。
偶尔，比我们稍远一点儿的堂哥的一个同学也会跟我们一起走。这时堂哥就跟同学并排走，边走边聊天，我就跟在他们后面。那个同学个子矮，怕是比我还要矮一点儿。只见那同学每走上两三步便又“噔噔噔”地跑上几步，以便跟上堂哥的步伐。我在后面看着忍不住直想笑。再看堂哥，左脚才挨到地面，右脚便已经迈出去了，右脚一沾地，左脚便又迈出去了。这么快的步伐，难怪我们能在比常人少一半的时间内到达学校。
初中毕业后，我考上了师范，到衡阳市上学。为了省车费，往返学校我和学姐们都选择坐火车。我们镇上有个小站，有一趟往返于衡阳与永州的慢车会在小镇停车，时间还正与我们相契合，列车早上9点从衡阳出发，返还衡阳的列车下午3点多经过小镇。放假时我们周六早上坐火车回家，周日下午又坐火车返校。
每次去学校时，我中午12点便会吃了饭到乡里的集市上等通往县城的班车，也等一起上学的学姐们。大家往往都能坐到同一趟班车。到了小镇我们便下车，沿着铁路走到小镇火车站，等候那趟列车。火车常常晚点，小站没有候车室，我们只能一直在站台上站着，很累，也有点儿烦，所幸我们总有几个人同行，一起聊天能解除些许烦闷。而且列车总是会来的，所以我们倒也不用担心当天会到不了学校。列车来时，常常有货车停在靠站台这边的铁轨上，我们只能从货车下钻过去。起初我非常害怕，担心我们正钻着，货车却突然启动，把我们辗压。经历过几次，胆子便大了起来，每次都从从容容地钻过货车，爬上客车。
比起去学校，从学校回家似乎要难得多。从县城开往乡里的班车完全没有规律，司机总要等车上乘客坐得差不多了才会发车，因此有时可能一个小时发一趟，有时则可能两三个小时才发一趟。每次我们十点左右在镇上小站下火车，沿着铁路走到镇上，伸长了脖子往车来的方向张望，腿酸了，眼睛望穿了，班车却总是迟迟不来。相较去学校而言，此时的我们要焦急得多。离家一个月，我们已经非常想家了。那时的法定假日只有五一和十一，其它月假就只有周末两天。回家就耗上大半天，第二天中午又得出发，我们岂能不着急？然而班车并不会因为我们着急就早点儿到来。记得有一次，我和一个学姐一直等到下午一点多才等到班车，到了乡里就两点了，到家已是三点钟。
班车迟迟不来，我们便会有了怨气和怒气。一次元旦放假回家，我和学姐在镇上等车，凛冽的寒风吹来，我们直打哆嗦。等了两个小时，班车终于来了。可那天镇上赶集，等着坐车的人特别多。班车一停，大家就一窝蜂似的往车门挤。我看见迎面走来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左手拿着一个塑料脸盆遮挡着右手。我很是奇怪，心想，这人为啥要用脸盆罩住右手呀？然而挤上车要紧，我来不及多想，就要与他擦身而过。可就在这时我感觉被他轻轻地碰了一下，低头一看，我衣服口袋里装着的刚才乘坐火车的车票掉地上了。我的口袋可是朝上开的，不伸手进去掏，车票不可能会掉出来。我猛然醒悟过来，原来这人是扒手，他就是特地用脸盆罩住右手以遮挡人们的视线的。我顿时愤怒不已，大声喝道：“你掏我口袋干嘛？”大概因为心虚，那人赶紧弯下身，一边捡起我的车票，一边说：“你的东西掉了，我帮你捡起来。”“谁要你捡？你想拿我的钱是吗？我口袋里只有一元钱，接下来坐车要用的，你拿去啊！”我把口袋里仅有的一元钱拿出来递到他面前，恨恨地说道。那人什么也没说，赶紧转身走了。上车后，学姐低声对我说：“你刚才太冲动了，万一那人不承认对你行窃了，还要揪着你给他正名，我们可怎么办？以后遇到这种事还是要冷静点儿。”我这才意识到刚才确实太鲁莽了，也惊讶于自己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勇气和怒气。
三年时光一晃而过。十八岁的我告别了学生生涯，走上了讲台。每天看着学生们从一条条或宽或窄或笔直或蜿蜒或平坦或坎坷的道路来到学校，竟然开始怀念起我的那些上学路来，那些曾经以为的艰辛，也渐渐被岁月沉酿成香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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