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会画画,甚至对艺术欣赏的眼光都没有,即使偶尔勉强附庸风雅地随人去看画展,欣赏水平仅限于看得出“画得像不像”,对于“某某画派”之说,也实在是一头雾水。在这种情况下,自然对所有有“画家”名头的人都肃然起敬。我认定他们是有天赋的,而且这种天赋比起其他的,却是更为难得。
我以为女儿随我,没有绘画天赋。所以给她从小报名的“特长”里面根本就没有美术,哪怕是和它沾边儿的课程都没有。
后来,事实证明我的想法和举动都有点片面。尤其在女儿画不出手抄报的图案而向我抱怨时,我更是“悔恨交加”。我意识到自己就应该让她去学画画,哪怕是最后并没有加入什么画派,但是她应该得到“画得很像”的权利。
于是,我想补救。打听了很多培训机构,可是结果都差不多,在他们的课堂里,女儿这个年龄的小朋友都算是级别偏高的了,至少能素描和尝试国画了。
他们告诉我,在没有任何美术基础的前提下,女儿只能以九岁的“高龄”,去和学龄前的小朋友们一起开始绘画启蒙。
当然啦,女儿不愿意。她不愿意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她不想下功夫,而是她不想在一群“小不点儿”中显示出身高和年龄的“优势”。
可是她又迫切地想要画好每一张手抄报,这可怎么办呢?我百思不得其解。
总不能让她去老年大学吧,在那倒是能显出女儿“年轻”来。幻想着身为小学生的女儿混在一群已退休的老爷爷、老奶奶中间努力学画的样子,我自己都禁不住笑了很久。
还是去和孩子们一起学画才靠谱。可怎么才能让她心甘情愿地去呢?女儿是“常有理”,任何事情只要合乎她的原则,她才肯干。
于是,我想到找出一个“大器晚成”的名人画家的故事来鼓励她。旨在告诉她:“人家能行,为什么你不行呢?”
可是这个例子又是谁呢?我才疏学浅,当时脑子里并没有现成的答案。
只好去“百度”。可是我找出的资料却总是显示“某某画家自幼喜爱画画,儿时便拜在了哪个名师之下,后来取得成功”之类的信息。
趴在身边的女儿也同时看到了这样的网页,她用这个借口“咆哮”了好一阵,说我彻彻底底地耽误了她,如果让她自幼学画,没准她也能成为一个画家。
我无言以对,把她支开,自己则默默地继续寻找“半路出家”的例子。别说,功夫不负有心人,还真让我找到一个,她就是潘玉良。
我原来就知道她的的名字,知道她是一个画家。但是真心不知道她成为画家的路是这样的不易。
现在很多“毒”鸡汤类的文章都在强调,拿到一手好牌,无异于走上通往人生巅峰的绿色通道。说得好像没有一个好出身,这辈子就失去希望了一样。
但其实,还是事在人为。没本事的人,一手好牌,最后还是打得稀巴烂。有本事的人,一手烂牌,也能打出花来,最终咸鱼翻身成为人生的赢家。
没错,这个咸鱼翻身的例子就是后来被誉为“世界艺术家”的潘玉良。
潘玉良同方君璧、关紫兰、蔡威廉、丘堤、孙多慈并称“民国六大新女性画家”。
然而,确实是除了潘玉良外,剩下的五位女子皆出身优越,毕竟在那个年代,受教育是有钱人的事,穷人只求解决温饱,哪有机会受到正规的教育,更何况是“不务正业”的美术教育。
潘玉良原名叫张玉良,父亲在她一岁的时候就去世了,母亲是刺绣女工,在她八岁的时候也离开了人世。可怜的小玉良被寄养在舅舅家,却不料嗜赌成性的舅舅为了还清赌债,在玉良十四岁那年,将她卖到青楼做风尘女子。
一个偶然的机会,她遇到了时任芜湖海关监督的潘赞化,被他用婚姻的方式解救出来。她感激他,甚至将自己的姓改为潘,彻底告别张玉良的悲惨命运。
婚后,爱妻心切的潘赞化将玉良送到了上海,并安排了老师给她上文化和美术课。也许是从小看着母亲刺绣,培养了她在美术方面的兴趣,她如痴如醉地沉浸在绘画艺术里,渴望能以此改变自己的命运。
一九一八年,玉良考取了中国最高艺术学府——上海美术专科学校。那一年,她已经二十三岁了。
有追求的人,从来都是勇士!潘玉良喜欢西画,但是她在求学的过程中发现西画在国内的发展受到了诸多的限制,要学好西画,必须到欧洲去。
为此,潘玉良只好与这世上最疼爱她的人潘赞化两地分居,并告别自己熟悉的环境,只身一人踏上了异国他乡。
一个从小没有出过远门的穷丫头,在求学的过程中受了什么苦只有她自己知道。精神上的尚且不提,她在经济上也不是很宽裕的。
甚至有一次,因为她的丈夫潘赞化个人遇到挫折,导致玉良一连四个月没有接到家信和生活费,没有钱的她每天只能吃一点干面包,饿到头晕眼昏,连路都快走不动了。
但是,她还是坚持下来。在不断努力下,她成了东方考入意大利罗马皇家画院之第一人。
后来,她应刘海粟的邀请,回国任教。可是因为她的出身,还有曾经不光彩的经历,她并没有不被当时的国人认可。
被迫再次出国后,她将自己所有的时间和心血都投入到艺术创作里。她任过巴黎中国艺术会会长,多次参加法、英、德、日及瑞士等国画展。
她的作品,现藏于安徽省博物馆、法国赛努希博物馆、巴黎现代美术博物馆、法国国立教育学院、台北市立美术馆及私人收藏家手中……
潘玉良成功了,“半路出家”的她,终于用“人后受罪”的方式换来了时光赐予她的“人前显贵”。
苏雪林说:“潘玉良成就在当时中国所有西画家之上”;徐悲鸿也曾评点当时的画坛,说:“中国不过三个画家,其中一个便是潘玉良。”
就是这样一位平凡而坚定的女子,一次次摆脱了命运的作弄。我们不能否认,这一路上她遇到了很多“贵人”,得到了他们的帮助,但我相信,最终改变她的仍是她自己不懈的努力。
我把这个故事讲给女儿听,当然隐去了她不应该知道的部分内容。最终,她终于明白年龄不是问题,并且把“和小弟弟妹妹们一起去开始绘画启蒙”这件事合理化,她答应去上课。
可能是我讲得太慷慨激昂,临走进教室门的前一刻,她问我:“妈妈,我努力学习一个新技能,那你是不是也稍微改变一下自己,挑战攻克一个难关,给我做个榜样呢?”
厨艺始终是我的最弱项,于是我略微考虑了一下,承诺等她放学后能吃到我亲手烙的馅饼。
我说到也做到了,虽然其中的辛苦也只有我自己知道。女儿回来后,我呈现给她的面貌是满身满脸,甚至连头发上都是面粉。可是无论如何,我兑现了自己的承诺,她真的吃到妈妈亲手做的馅饼了。
即使馅饼的皮很厚,馅很少,甚至还硌掉了女儿一颗松动许久的乳牙,但是那是传说中“妈妈的味道”。
我向女儿交了“作业”后,手里拿着她第一节课的“涂鸦”,脏兮兮地坐在沙发上,可是心里骄傲得像一个女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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