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绍兴府的秀才周伯宜、鲁瑞在当时的中国就是一个走向没落的封建官僚家庭中的一对普通夫妇，几乎名不见经传。但是他们养育了三个儿子周树人（鲁迅）、周作人、周建人却是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人物。周家三兄弟，尤其是鲁迅和周作人，对于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文坛上各自占据了顶峰一角的人物。
鲁迅作为幼年就挑起家庭重担的长子，自小对弟弟们就很爱护和关照，特别是周作人自幼就表现出卓越的文学才华，鲁迅自然是格外疼爱。兄弟俩曾一同留学日本，后来更是举家搬到了北京八道湾一个院子里居住。 然而，原本亲密的同胞兄弟，在一起住了没多久就兄弟阋墙，最后形同陌路。鲁迅、周作人兄弟失和的真实原因是什么？为什么分道扬镳，反目成仇？
封建社会阴影下长大的鲁迅跟兄弟们的交往处事方式并不是完全东方化的，很多时候也很西化。比如他除了频密地跟两个弟弟写信之外，也给他的两个日本弟妹——周作人之妻羽太信子和周建人之妻羽太芳子写信，就家庭事务交换看法。
一直扮演长兄如父角色的鲁迅在北京教育部任职后，每个月都要给绍兴老家寄100元钱，补贴家用，弟弟周作人生病后也是鲁迅介绍到北京医治，并全额掏腰包给弟弟看病，显然是很有家长风范。
此后，鲁迅在北京买了西直门内八道湾11号院。这座宅子是鲁迅依靠自己在北京供职和撰稿所得的全部积蓄，加上卖掉绍兴祖屋，才凑齐了一笔款子，从一王姓人手中购得的。母亲和原配夫人朱安、周作人和信子夫妇、周建人和芳子夫妇，都住了进去。这所四合院宅子是三进，鲁迅安排周作人夫妇住在最里面，也是最好的第三进；周母和朱安、周建人一家住在第二进，鲁迅则在门房随便找了间房住，这一进里还安排了佣人的住处。
周家在浙江虽然已经没落，但依然保留着大户人家的传统。在八道湾11号院，鲁迅的原配朱安一心照顾婆婆，但由于她是个大字不识的普通农村妇女，所以羽太信子就成为这个大家庭的总管。弟兄们来往密切，一个锅里吃饭，时间长了，清官难断家务事，难免产生各种矛盾。
两兄弟反目成仇的原因，有野史说是鲁迅和信子关系暧昧，对她有调戏、偷窥行为，周作人吹了信子的枕头风，产生了疑心。比较可信的说法是周作人老婆信子大手大脚花钱，挥霍鲁迅对大家庭的无偿奉献，榨干了鲁迅在当时应该是不菲的收入。
鲁迅当时的月收入为三百大洋左右，他除留下香烟钱和零用花销，绝大部分薪水交给羽太信子用作家庭开支。鲁迅加上弟弟周作人的薪水每月总共有六七百块银元，当时北京市民的每月生活费用才二三块银元，这笔钱过日子本该绰绰有余的，但是信子当家却经常捉襟见肘。鲁迅对于信子花钱无度颇为不满，于是与她产生矛盾。对此鲁迅曾感慨：“我就想，我用黄包车运来，怎敌得过用汽车运走的呢?”（指大手大脚花钱的信子）。
鲁迅、周作人都曾先后去日本留学，在日本时周作人看上了受雇前来打理房间的日本杂工羽太信子，没两年后两人就结婚了，后来周作人带着羽太信子回国定居。没多久，羽太信子妹妹羽太芳子从日本到绍兴探望姐姐信子。在周作人夫妇的撮合下，羽太芳子与鲁迅三弟周建人结婚，也就是两中国兄弟娶了两日本姐妹。
羽太信子在日本不过出身贫民，据周建人会议，她到了北京后，“穷人乍阔，喜欢讲排场摆阔气”，像变了一个人一样，出门必坐汽车（那时是非常稀罕的出行工具），饭菜稍不合口味，就撤回厨房重做。才有两个孩子，全家上下就雇佣了六七个男女仆人。孩子偶有伤风感冒马上要请日本大夫出诊，日常用品也全是日货。在中国买不到的就托人从日本捎过来。钱的来源她不管，只图花钱舒服痛快。
在周建人看来，鲁迅与周作人夫妇的隔阂主要源于彼此消费观念的巨大差异。羽太信子“挥金如土”。“鲁迅不仅把自己每月的全部收入贴进家用，还把多年的积蓄赔了进去。狼狈的时候甚至要到处借贷，就连自己半夜写文章时都没有钱买香烟和点心。”
鲁迅一向自奉甚俭。自己挣钱别人花，花钱的人大手大脚，好不心疼，且理直气壮。鲁迅当然做不到“心平气和”。他劝过周作人管管他老婆，但周作人作不了性情暴躁的信子的主。羽太信子的性格相当泼悍，周作人早年携带家眷回国居住在绍兴时，夫妇间曾有过一次争吵，结果信子歇斯底里症（癔病）大发，周作人只能呆呆发愣，而信子的哥哥和妹妹指着他破口大骂，甚至一度被拉到日本使馆去讲话。从此，他不敢再有丝毫‘得罪’信子。
意志薄弱、性情和顺的周作人根本左右不了信子，大哥的规劝只当耳边风。后来，羽太信子还把她的许多亲属接到北京一起住，一切吃穿用度完全日本化，花销就更大。终于导致鲁迅先是分炊，后来彻底搬出八道湾。
周建人
可以想象，一旦鲁迅在经济方面上心、稍微认真一下，花惯钱的信子就觉得这个“挤奶”的兄长毫无利用价值了，反而是绊手绊脚的“大家长”，于是编排鲁迅的种种不是，极度排斥他。
鲁迅时常买糖果给周作人的小孩（他自己那里没有小孩）吃，信子就让小孩扔掉；她还经常象这样呵责她几个孩子：“你们不要到大爹的房里去，让他冷清煞！”以致鲁迅偶尔伤感地叹息：“好像穷人买东西也是脏的！”直到她最后向周作人造谣诬陷鲁迅调戏、偷看她洗澡乃至偷听他们夫妻房事的流言产生就不奇怪了。周作人是个好面子的人，也没声张，第二天就给鲁迅递了张条子：
鲁迅先生：我昨日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 七月十八日，作人
周作人在信中一改往日“哥哥”的称呼为“鲁迅先生”，并说“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自重”等，我们可以从周作人对鲁迅的称呼上看出他对鲁迅的愤怒和反感，尤其是末尾的“安心、自重”两个词，语意深长，耐人寻味。这是最后的告别，也是彻底的反目，算是一封周氏兄弟的绝交信。
八道湾11号
鲁迅的日记记录了当天此事，寥寥数字： “上午启孟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启孟，是周作人的字，从这个称呼来看，鲁迅还是把周作人当弟弟的，遗憾的是弟弟已经把哥哥当路人甲——“鲁迅先生”了！
究竟是什么事情，兄弟二人均没有透露一字。由此可见这是一件拿不上台面的事，两人都不好张口。鲁迅也无从分辨，自此“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
戏剧性的是，周作人当天的日记里也是寥寥数语：“下午L夫妇移住砖塔胡同。”亲哥哥已经成了一个符号“L”。从此事件起，以后鲁迅日记一直记到1936年10月18日他逝世为止，里边“二弟”或“周作人”的称呼再没有出现一次。血脉的联系，生活的决裂，两个人的内心，都充满了痛苦。
反正一切都建立在猜疑的基础上，对于各种猜测，没法给予证实。无奈鲁迅找朋友借了800元大洋，匆匆在北京西三条砖塔胡同84号置下了个简单的四合院，便于1923年8月2日将老母鲁瑞与绍兴发妻朱安一并搬了出去。
砖塔胡同
大约在10个月后，兄弟俩终于爆发了那场著名的“骂架殴打”。即1924年6月11日，鲁迅回到八道湾胡同的旧宅，准备取走自己的书籍及一些什物。周作人及其妻羽太信子冷不丁由后院冲出来，向鲁迅破口大骂。
羽太信子不解气，匆忙间返回室内用电话招了两个人过来，大有与鲁迅秋后算账之势。当着众人的面，周作人夫妇将鲁迅浑身上下骂了个遍。周作人甚至拿起了一尺高的狮形铜香炉奋力向鲁迅头上掷去，幸亏旁人接住拖开，才不致击中。依据鲁迅在1926年6月11日就此事的日记中记载：“其妻（信子）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等。
而且在这之前，老三周建人已经被羽太信子挤兑得逃离北平，去了上海。从此，他终于成功的挤走了哥哥鲁迅，周作人夫妇就这样“鸠占鹊巢”地成为了八道湾周家公产事实上的唯一主人。
后来，鲁迅在发表作品时曾用过一个笔名“宴之敖”，“宴”者，从宀（家），从日，从女；“敖”字从出，从放；犹言其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赶出来的，其中包含多少无奈、痛苦和辛酸。
周家两兄弟反目后，其实鲁迅一度尝试与周作人讲和。 但是周作人完全不搭茬，甚至还在鲁迅和许广平结婚后公开讽刺鲁迅“纳妾”。 还有，鲁迅在弥留之际还念着周作人，但是鲁迅去世后，周作人、周建人作为家属都是治丧委员会的成员，但周作人没有到场。
综管周作人的一生，他也谈不上是一个十恶不赦的人，他一生追求“书桌上的平静”，世间的事情再大，大不过他的平静生活，对其他的所有事都无所谓、懒得管，说他是一个“读书多而不明理”的人大体不错。要不然，也不会出现抗日战争时期，北平的教授都不愿降日，一路艰辛跑去了西南，只有他留了下来“附逆”，出任教育总署督办的伪职，以致战后被判以汉奸罪。
鲁迅和周作人的反目成仇，因双方当事人的讳莫如深，各种猜测众说纷纭，一直是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桩历史公案，至今未有定论。除了这个其貌不扬的日本女人羽太信子生事、挑拨以外，两人的性格、气质和思想上的差别实在太大，也是重要原因。
鲁迅是一个嫉恶如仇、愿意为道义牺牲、无私付出的人物，而周作人也是一个追求恬淡安逸、精致利己生活的书斋知识份子。后来周作人对兄弟反目做出了而一定反思，他说他不愿意生活在兄长的影子里，他要自由，压抑太久，最后终于暴发冲突。所以这种思想、性格的差异发展到一定程度，尽管他俩曾经新文化运动中的志同道合者，两个人势必会分道扬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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