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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我也没有习惯用正义或邪恶来定义一个人的行为。回溯那段过往，已是十几年前的经历，而这经历到经验的过渡，我在二十岁的时候才堪堪完成。人在有些时期的行为并不能用善恶来定义，简单的二元对立是我们对自己怠于思考的掩饰。
每当我想到童年时我和朋友是如何对待应欣的，我便会对正邪的简单定义产生怀疑，那时候的邪恶不会伤到别人，但会在记忆的溶洞里忽明忽暗，如缥缈烟云，以为早已散去，可不承想它竟汇聚成团，经久不散，逐渐填满回忆的每处缝隙。在多年之后的某个节点，它会突然从记忆中浮现，像是挤干海绵之后凸露出的一根寒刺，让我在初春的和煦里感受到凛冬时的刺骨，心中阵阵疼痛。小时候，我会把这当作某个人离群索居的孤僻，是个人与群体、群体与个人的互相疏离，长大后，我才意识到，那是一群人对一个人刻意保有的狠毒，这群小朋友呈现的是最纯洁的攻击，那个小女孩却承受了最无辜的伤害。
三八节前的那一晚，我应是做了一个梦，说不清是过度疲劳而产生的幻觉，还是小学经历正以梦的形式在现实中重演，在梦里（如果它算梦的话）我看到了应欣，她还是那副邋遢样子，穿着那件深绿色棉袄，袖口已经渍成了黑色，一双亚麻色的棉靴，一条臃肿的黑色棉裤，腿侧有一只因反复涤荡、已失去半边身子的米老鼠，这一身打扮便构成了她整个冬天的颜色。想到她，想到十几年前的我们，我心中便升起一阵前所未有的酸楚与愧疚。
应欣其实是个美人坯子，大眼睛，柳叶眉，有两颗小虎牙，有些黑，头发自然卷，笑起来能看到两个浅浅的酒窝，头发因缺少打理显得有些干燥，和当时最火的港星张柏芝有几分相似。可她在班里的人缘并不好，这和她那常年邋里邋遢的打扮有关。她喜欢穿大红大绿的衣裳，她那件袖头已经磨得又亮又油的绿棉袄是她冬天为数不多的衣服，每年感冒的时候，她常让鼻涕在我们眼前垂下又吸回，她对此毫不介意。天暖后，她喜欢穿一双露脚趾的拖鞋，粉色拖鞋的两侧已经翻出了口子，粉色的鞋扣已经被破成了灰色，指甲很长，似乎从未修剪，指甲缝里常是黑色，夏天的清爽似乎从没有在她身上出现过。她没有同龄小孩本应有的怡人气质，因为不注意卫生，她身上总有一股难以言说的刺鼻味道，酸中带着臭，经久不散，时时向周围人提醒她的存在，在我的记忆里，她像一根骨瘦嶙峋的煤球钳，怎么打扫都有着一层灰尘。
班里一共六十个人，一半男生一半女生。没有一个男生喜欢和她玩，她像一个玩笑一样存在于男生的对话中，像一个具有特指意义的名词，成为男生背间互相取悦或者攻击的武器，男生们常用“你喜欢应欣吧”来结束一场矛盾，听到这句话的男生像是听到狠毒的诅咒一样，紧张地辩解，并用同样的话来反击别人。女生们常常忽视她，有甚者一看到她便是一脸嫌弃，那个年龄的女生，每个都是穿着雪白的连衣裙，代表正义翩翩起舞的小花仙，而应欣总穿着不合身的深色外衣，像是格林童话里的不速之客，又像是魔仙堡外的黑魔仙。
班里人喊她应欣，但常把“应”发音成“佞”，似乎怎么拧巴怎么来，低年级的我们有不识字的借口，可直到毕业，我们也没有改变这个发音。我的名字里也有“欣”，和应欣一样的“欣”，我为我们这唯一一个共同点而如履薄冰，在与朋友相处时一遍遍地渲染自己的男性气质，装模作样地把下巴仰起，生怕被同学提起这个寓意本是美好的字眼，从而将我和她联系在一起，即便心中惴惴不安，也要装得趾高气扬。
小学每学期伊始都会重新排座，黄妈会让我们全部站在走廊，视线在我们的脸上扫过一遍又一遍，点一个男生再点一个女生，或者先点一个女生再点一个男生，将调皮的男生分开，把喜欢捣乱的男生与文静的女生调一起，排好位的人先坐在教室，等所有人全部排好再统一发新书。排座位的这天是男生最激动的日子，想着这次黄妈会不会把自己和喜欢的女生排在一起，每个男生都在无声的紧张中度过报道的整个上午，即便自己的位置已经确定，但心里还会偷偷期待着，黄妈全部排完后会不会进行一些微调，给自己一个意外之喜。任何具备偶然性的事情，并不一定会带来惊喜，出现意外是常有的事情，但虽然结果大多不如人意，但期待的过程总是令人难忘。那是独属于那个年龄的悸动与美好，我们看着黄妈深思熟虑的模样，猜不到她下一个会点谁的名字，那是一种隐秘的快乐，淡淡的，缓缓的，一重接一重，每个心跳都来得扎扎实实，富有节奏，像是河底的暗流，涌动在我们小小的身体里，我们一边局促不安，一边迫不及待，那时，我们希望喜悦来得快一点，对于失望丝毫没有准备。
四年级的那次排位，在黄妈的安排下，我和应欣坐起了同桌，对于当时的我来说，这无疑是早春时的一场霜冻。从门口到座位，大约二十步的距离，我脚上像绑了沙袋，一步比一步难捱，呼吸变得迟滞且懒惰，吞吐氧气似乎成了一种毫无意义的行为，我多么希望眼前能突然发黑，晕倒后醒来发现一切可以从头再来，应欣看着我走到她的身边，露出虎牙和酒窝，将桌子并了过来，我僵硬地坐下，没有看她，只是坐下。我瞥到窗外的天空不再湛蓝，碧绿的树叶似乎笼罩着阴雨前的压抑感。过了许久我才从某种伤感中脱身，接受这不得不接受的现实。
就在我决定接受的那一刻，我便下定决心，我要时刻与她保持距离。小学的时间相对松散，下课的时间久，除了上课那会儿我不得不与她坐在一块，其余时间我大可远她而去，上课的时间虽然难熬，但好在我们不需要交流，只需要在安静的课堂上保持目不转睛的专注，我会刻意伪造出一种专心致志的样子，像一只骄傲的天鹅，坐姿端正，目不斜视，用长久的沉默在我和她之间划出一道间不容发的三八线，以此来隔绝与她的非必要交流。一挨到下课，我便从座位上弹起，跑到张凡和阿丁身边，他们是班里人缘最好的男生，我顺理成章地找他们做朋友，原本我和他们只是普通朋友，和应欣同桌后，我们便成了勾肩搭背的挚友，一得空闲便有意地与他们腻在一起，似乎这样，我便也成了班里最受欢迎的人。同时以此向大家宣布，我和应欣不是朋友，只是被迫地与她成为同桌，又在暗示身后的应欣，看到了没有，这才是我的朋友圈子，你是融不进来的，我们不可能成为朋友。
我没有和她成为朋友，她也没有和别人成为朋友，也没有人来找她交朋友。
小学的记忆本已如溪流般远去，溶解在生命的汪洋里，偶尔取之一瓢，除了沉淀下来的一些细沙，其余的比清澈还要清澈，彼时那些如沐春风的面庞现在大多模糊，能记起的多是如今尚在联系的朋友，像应欣这样毕业便是永别的人，在记忆中本不应如此活灵活现，想来与她无关，是我自己的缘故。
我以为日子会这样捱到学期结束，直到下次换位，但这只是我的一厢情愿，时间过得远比想象中慢。
我与应欣从盛夏同桌到深冬，小学的日子是论天过、论周算的，周一最是新鲜，周三最是难熬，周五会比周末要快乐，因为热情的期待是最值得期待的。时间像一艘使人同渡的帆船，我和应欣在同一艘船上，若想让船只不至于倾倒或侧翻，我们只好一同扶好船桨，虽然这种的同步是隐形的、是潜在的，但也是不自觉的、是潜移默化的。
那天太阳很大，把校园烤得热热闹闹，教室里开着空调，但作用不大，头顶的风扇呼呼转着，依然吹不散屋里的闷热。天气热，稍微一动便会有汗沁出，应欣身上的怪味比平常更甚了几分，是腥、酸、臭冗杂在一起的味道，这味道势大力沉，闻进去直冲天灵盖，好在时断时续，让人有沉淀的机会。学校里给每班派发了经费，黄妈带着两个学生去旁边的胖东来采购了一筐冰糕还有两大块西瓜，冰糕有小布丁和老冰棍，黄妈在办公室里切好西瓜，让同学端到讲台上，大家面对突如其来的美好与清凉，瞬间炸了锅，都朝讲台上涌，当时我和应欣坐在班里的左后方，也起身朝前挤去。我夹在人堆里，按着前面人的肩膀把头朝前探，应欣在我右后方，我们这一侧大多是男生，应欣在他们身后显得又矮又瘦，应欣从缝隙间瞥到有冰糕，她开心极了，但发觉压在筐底的那部分已经融成了水，她焦躁起来，赶忙往人群中钻，一个被挤到肩膀的男生扭过头来，蹙着眉毛瞪着应欣，将她一把推开，说，你他妈，滚蛋啊。应欣撞到了第一排的桌子上，一个玻璃杯被打落在地，她脸上的笑容消失了，捂着右肩，扶着桌子，呆愣在那，杯中的水洒了一地，玻璃杯成了满地碎片，听到这声脆响，班里闹哄的声音冷却了一个照面，转眼便高亢起来。应欣手足无措地站在桌前，扶着肩膀的手悄然滑落，像是人人共享的幸福却在她这打了滑，眼前分冰糕吃西瓜的热闹场景前一秒还在呼唤她，现下却冷漠地将她隔绝，她是这场盛宴里唯一落单的人。
我看见应欣被推得险些滑倒，接着又造成她的无心之失，心底涌出一种愤怒，这是前所未有的，只是这敌意隐隐地埋在胸口，我不由得朝她多看了几眼，也盯了那个男生几次，我看到她孤立无援地矗在那，停下了朝前挤的脚步。我依旧朝前涌着，有些心不在焉的意味，我突然很怕她看到我，看到我在看她，看到我在看她却没有回头帮助她，于是赶忙扭过头去，可是我后脑勺似乎长了一双眼睛，她在后面局促不安、不知何去何从的模样一直映在我眼前，我拿到一个小布丁，可是心里空落落的，回到座位上，见她去门后拿了扫把，回来时看到被打碎杯子的女生哭了，哭得悲怆，应欣也哭了，她在慌忙中捡拾玻璃碴，划破了大拇指，指头肚上一处两厘米的血口，血是玫红色的，染在玻璃碴上的血被稀释成水红色。黄妈来了，班里刹那间安静下来，班里只剩下三种声音，风扇转动的吱拗声，女生断断续续的抽噎声，玻璃碴在簸箕中的滚动声。
应欣从医务室回来，瞥见她包扎好的手指，我起身让位，她进来后，我没有与她搭话，像往常一样，沉默依旧是我们之间的主题，可那天之后，我的刻意疏远似乎少了先前的那份理直气壮，我意识到自己不该那样对她，班里人也不该那样对她，这是不对的，可为什么大家都这样对她呢？我不敢说出来，我害怕失去原本的朋友，但我知道，没有人应该被欺负，被欺负不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
说起来我和当时推她的男生也是朋友，两个月后，得知他在攀爬高杆的时候摔落，右臂骨折，要打三个月石膏时，我心中竟产生一种大仇得报的快感，一些情绪似乎因此得到疏解。可我们不是朋友吗？
冬天来了，我们穿上了棉袄，后来我才知道，棉袄和羽绒服是不一样的，穿羽绒服里面就不用套上一层一层的衣服了，原来当时觉得好看的人，他们冬天是穿羽绒服的。应欣换了个大红色的棉袄，用两个黑色的套袖笼在袖口，那一整天，她上课都心不在焉，不是将棉袄的拉链拉开再合上，就是一遍遍抚摸着贴着脸颊的领口，站起怕起皱，坐下怕压着，那一段时间，应欣好像有了朋友，与新棉袄寸步不离，每天都小心翼翼地与它在一起，它也陪着她。
偶尔瞥见应欣，我发现她的眼神与以往不同，她迫切地希望别人看到自己，眼神虽是朝着别人，却一副透过别人的眼睛重新看向自己的样子。我相信，应欣一定觉得那是她小学最美的时候，她只是一个九岁的女孩罢了，和其他小朋友没区别，都爱美，且有爱美的资格，都喜欢打扮自己，只是当时的她不知如何打扮。那时，我们天然地认为，打扮是为了让别人看的。那时她还没有学会如何取悦别人。
应欣也是一个爱美的小女孩，这与她邋遢不邋遢没关系。
一个月后，大红棉袄不新了，没有了精细的打理，脏得更快了，它成了身外之物。
应欣又成了一个人。她看着班级里发生的一切，少与人交流，像是一个哑巴，一沉默就是一整天，偶尔凑热闹被别人赶走，她似乎也知道自己不受大家欢迎，被呵斥时也不还口，只是默默走开，像一个哑巴，想说话，却被一种莫名的存在禁锢了声带。
后来，应欣在班里有了两个朋友（如果在一个午托班就算是朋友的话），一个叫代霖，一个叫赵雯，代霖右边眉毛上有一道疤痕，喜欢穿短裤，脾气火辣辣的，男生打闹时也有她的一席之地，赵雯是个胖乎乎的女生，在那个没有多少人近视的年代，她戴着一副方框的厚重眼镜，本就短小的眼睛更显得跟绿豆一样，在班里的存在感比应欣还要低，我第一次认真打量赵雯还是在一次升旗仪式上，大家都穿着崭新的校服，打着整洁的红领巾，男生丰神俊朗，女生风姿绰约，个子虽矮，但昂头挺胸，像七点钟的太阳，有着难以阻挡的势头。赵雯那天来得晚，站在队尾，黄妈见到她戴着口罩，问她怎么回事，班里人陆陆续续回头看，她摘下口罩，只见满脸的红疹，有大有小，像是珊瑚爬满了脸颊，说昨天晚上吃海鲜，夜里过敏了，早上刚拿了药，黄妈知道了情况，让她戴上口罩，不要挠脸。
代霖的头发又多又硬，不好打理，扎起马尾显得蓬乱，散在肩上也不柔顺，所以她最常见的发型是扎很多个小辫子，皮筋五颜六色，且多是黄绿红之类的亮色，虽显得俏皮，但也衬出她的黑。代霖比应欣要活络，有着假小子的性格，个子在男生中也算高的，常跟男孩称兄道弟，有时见到应欣被欺负，她常会替她出头，拉着赵雯站在一旁，她掐着腰，抬起下巴，瞪着眼，骂骂咧咧地把男生呵走。
当然这是后来的事了，彼时我与应欣早已不是同桌。我与她再无联系，从想和她没有联系，再到后面真的没有联系，像清水流过脸庞，一会儿便干了，不觉得自己得到了什么，也认为自己失去了什么。
时间走了也就走了。小学六年级是这趟公交车的终点站，有的人会下车去另一个站台换乘，有的人留在原地，他们要去向与我并不重合的远方，走的时候，不知是我看着他们的背影，还是他们看着我的背影，终是消失在彼此的视野。我与原本的一些人继续乘在一班车上，车厢里有很多陌生人，公交车停靠、起步，停靠、起步，它提醒我坐稳扶好，下一站是哪里，终点站是哪里，但至于我能否在终点站下车，我却一概不知，坐一站算一站，有的人看到这个站下车的人多他便随着下去了，我没有这个决心，还是一站一站朝前涌吧，像当时我们抢讲台上的冰糕一样，虽然融化了，但也有冰糕拿。有时会想到，小学留在那个站台等车的人，后来坐上车了吗？还是有的人换了其他的交通工具，哦，对了，最近几年站台附近都投放了共享单车，你们知道吗？
我长了胡茬，个子也不长了，现在的小学生已经是我的学生，有一次，我尝试在这群孩子中寻找应欣，此时我早已记不清她的模样，只能依凭于那浅浅的默契与感觉，寄托于某个照面间的灵光一现，毫无疑问，我没有找到，因为世界上没有第二个应欣，她必然长大了，必然变了样子。我只能用虚妄的文字将她潦草地书于案上。
到这个年龄我才能有理有据地共情应欣，越长大越明白，她不是有意穿得邋遢。
小孩子的穿衣风格往往与家长的审美有关，有的父母是时装店的，有的父母是种地的，有的父母是建筑工地的，有的父母是坐办公室的，他们下一代的穿着已然不同。小时候，父母的审美便是我们的审美，我们穿的往往是父母觉得好看的衣服，他们依照自己的经验把我们塑造出他们想看到的样子。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美，对美的意识并没有一个规范或界定，长大后，我学着穿搭，牛仔裤配小白鞋，夹克衫配休闲裤，哪些颜色配起来刺眼，哪些颜色搭起来时髦，好看排到了第一，保暖沦落到第二。在我以为自己终于拥有了自己的审美时，一股巨大的悲伤突然涌出，和应欣被推倒接着掉玻璃杯时的心情一样，像是从宿命飘荡而来的伤感，这突如其来的情绪没有指向性，但延伸出了曲折的沟壑，我意识到，如今这完善且自主的审美怎么不是被一种更大的规则所建构的，相比于应欣，我更像是一个流水线上的产物，而应欣像是一块璞玉，虽然表面是一层有着瑕疵的石皮，但里面的玉是没有受到浸染的。
我无从构想她现在的生活，她是否读了大学？她还那样邋遢吗？有没有像现在的女孩一样学着穿衣？如果她开始化妆，那么她会习惯于淡妆还是浓妆？她挺适合全包眼线的。她成为受欢迎的人了吗？她谈过恋爱没有？是因学业无趣而用爱情麻醉，还是坎坷之后的心心相印？在其他公交车上有没有人欺负她？她是否读过女性主义的书，并对自己曾经的生活发出质疑与呐喊？我不知道，终于也是不知道的。
或许下一个梦会告诉我，如果它算梦的话。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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