巻首语：
在常识中生活，不一定要在常识中思考。
拥有了违背常识的思想，不一定要去改变习以为常的生活。
序章：
我：七点钟到了，讨论下名学，名学即名家学说。
（一个声音飘来）
“滚！你刚才开始说话的时间是六点五十九分五十五秒，收声时间是六点五十九分五十九秒，你竟然说成是七点钟，你的言论与事实不符，有什么资格谈名学！”
大伙儿惊诧地望向那声音，这不抬杠吗？这不捣乱吗？
我：“原来是公孙龙先生！死了两千多年还爬出来辩论？不愧是名家的代表人物！”
公孙龙：正名！我们需要正名，事物真实存在，用虚无的“名”来指代，名不正难以认清真相。事物又是在变化中，时刻要注意正名。事物变化了，而名不变，会让事物的“名与实”产生偏离，是社会纷乱的开始。要名实结合来判断是非，建立纲纪，这是最重要的原则。不尊重名实，将会忽略事物的真相与变化，让“模棱两可”、“以彼代此”、“似是而非”等现象越演越烈，遗祸子孙。
我：名家的学说太较真，名家的辩词太严谨，名学是诸子百家中最补实无华的哲学。你们不愿意世人受迷惑，却处处与世人相悖。究极地去追求名实，却不知迷惑人的谎言被公认为常识时，谎言才是“实”，物极必返，以至于你们被视为诡辩。
公孙龙：学说岂能以世人的认可为准则！我想说的，岂能以世人否定而不再说！如果连“诡”都难以驳倒，“不诡”的辩辞意义何在？如果世人的认知难以被“较真”驳斥，那他们的认知已经是真实，当然无需再辩，如此一来，名实已立，名学已昌，我再不用较真。
我：但是，我们的语言是约定俗成的，我们的认知被五感左右。你老先生也是通过“不一定真实”的知觉来感受“难以被驳斥的真实”。你也是采用我们那已经不准确不严谨的语言来辩驳，从而表达出你的思想。因此，你的表达同样不是“实”，你的思想也难以确定为“真”，你的“名”同样不正。
公孙龙：我岂敢以自己为真实，我只是指出你们的认知不真实，你们的“天经地义”并非是无可争议，不能正视这种反对，世人将越来越虚妄，名学是在追求真实，并不是绝对的真实，只是相对于那些不注重“名实”的世人，显得更加真实。所谓的“较真”，无非是名学更真。
我：真实是相对的，思想是抽象的，人是独立的，语言是通用的，交流是容易产生岐义的。你理解的名实，并不等同于真正的名实；你表达出来的名实，并不等同于你理解的名实。
同理，我从你那儿听来的名学，并不等同于你表达的名学；我理解后的名学并不等同于我听见的名学；我表达出来的名学，不等同于我理解的名学；而其他人听见我表达名学所产生的感受，也不等同于我真正想表达的名学。
公孙龙：管你怎么理解，怎么表达，不是我关心的。任何学说，成天去推敲原文原意，很难体会到精髓，那是训诂学，可以用来学习哲学，但不等同于哲学。
我：嗯，名实之学在于思，在于辩，在于思辨之后的放得下。“名”，不约束“实”，而指向“实”。
公孙龙：物莫非指，而指非指。（《指物论》的论点，名学中最简最深的一句。）
我：实莫非名，而名非名。（此句以后详解。名学上承老子，下启“老子”。）
公孙龙：我该回去了。
我：你出来时，忘了关烧水的火？
公孙龙：滚！
一、常识不疑，名学存疑
我用手机对杯子拍照，然后让你看手机上的图像，你从手机屏幕中看到了杯子，但看到的这个“杯子”并不等同于那个真实存在的杯子，名学！
我带你去看真实的杯子，杯子的外观映射在你的视网膜上，于是，你看见了杯子。但你看见的其实是视网膜上的影像，影像不等同于真实的杯子，名学！
生物学家证明蚂蚁的世界是二维的，它们的眼睛里只有平面，而人的世界是立体的，人眼中有长宽高。杯子在你眼中是三维的，但真实的杯子，可能是四维甚至八维的，如果你不想当蚂蚁，请注意“目前的看见”与“可能的真实”之间的区别，名学！
我把杯子递给你，你摸到的杯子和看见的杯子是一样的，这是触觉和视觉在大脑中的交汇统一，然后产生的认知。你的认知，并不等同于真实的存在，名学！
假设你天生有识别障碍，在你的大脑中，对杯子和瓦罐的认知恰好相反，我把杯子递给你时，你会以为我递给你一个瓦罐。但是大家都把你心目中的“瓦罐”称为杯子，此时你会认为我递给你的“瓦罐”就是“杯子”，于是你并不怀疑递来的物体，坚信自己接到手中的“瓦罐”真是“杯子”，所以不觉得我错，也不觉得自己的认知有错，名学！
完全可能是你一个人正确，大家才是把“杯子”错认为“瓦罐”，但大家的“错”和你的“对”在常识中交融，形成了互相认可，这种认可已经无所谓谁对谁错，只在于心目中的同一“名”是否指向同一“实”，名学！
如果你发现了真相，发现了世人统统错误，于是你四处给人说：这不是“杯子”，这其实是“瓦罐”！你不懂名学，你是精神病。如果你告诉大家“杯子”其实是“瓦罐”时，能够有表达清晰，逻辑严密的论述，大家不会把你当精神病，只会视你为诡辩，并笑着说：算了算了，我不跟你辩论，我只重事实！但事实是——他们在常识的镇压下沾沾自喜。
名学家有点象批评家，他们忙帮不上，意见一大堆，这都是因为他们善于存疑。名学的“存疑”和疑心病、好奇心有很大的区别。名学的“疑”是通过思辨能力得来，近似于科学猜想。例如“飞鸟之影，未尝动也”——指出了飞鸟翱翔时，地上影子的连续影像不是真实的移动，而是速度非常快、持续不断的“……旧影灭，新影生……”形成的幻像（如同电影，24幅静态画面快速连播，制造出视觉感受上的“动态”画面）。战国时期的名学家不是科学家，也不是现代人，他们不懂什么是“视觉残留”，更没有高精度摄像机去拍摄、慢放“飞鸟之影”，他们没有任何实据，他们单凭强大的思辨能力就对常识提出了靠谱的质疑。
名学另一代表——惠施的著作失传，估计是毁于秦火，他如何论述“飞鸟之影未尝动”已经无从得知，现在只知道这一论点。另：豁达如庄子，与惠施为友，竟然也称惠施信奉的名学为“坚白之昧”，昧！我最倾慕的人就是庄子，说到这里，也想骂一句：庄子，昧你妹！
惠施还有“鏃矢疾飞，而有不行不止之时”的命题。惠施仿佛是为飞矢画出了一个四维坐标系统，让人清晰地看到：任一固定的时间点，飞矢都位于某一确定的空间点（不行），但飞矢上有股动能在催促它前进（不止）。随着时间的延续，动能发挥出效应，让飞矢从一个空间点移动到另一个空间点。但是，就每一凝固的瞬间来讲，飞矢是“不行不止”的。
这是中国古人在科学相当落后的情况下，对时间、空间、能量的思辨，与其说是诡辩，不如说是哲学在为物理学指路。两千年来，名学长期得不到重视，当我们很少去论辩常识可能存在的误区时，“常识”就成了“五指山”……，认为名学是诡辩的人，猴子！能力再大、地位再高，也是猴子。
二、常识本份、名学叛逆
从小到大，父母、师长、朋友都用常识在教育我们，他们希望我们生活得好。是常识告诉我们，如何去生活才是对的，这个“对”通常是指如何让自己正确认识人类社会，符合人类社会，赢得人类社会的尊重。而这个“正确”在指导我们生活的同时，也强势否定了我们的质疑，从而“封印”了我们的想象力与创造力。
如上文所举的“飞鸟之影未尝动也”，名学的思想相当自由、奔放，不以眼见为实，不受世俗约束。而常识却受到了社会观念和科学技术的限制。例如人没有办法飞行，这是古代的常识，明朝的“万户飞天”就成了笑话。假设当年名学昌盛，名学家们将会跳出来“抬扛”：没有办法飞，不代表不可以飞。并举例说明，人类没有鱼鳍 、鱼尾却可以游泳，是因为掌握了游泳的方法后，人不一定要变成鱼才能游。同理，人类没有翅膀不能飞，是因为没有掌握能够替代鸟类飞行的方法，无论这种方法有多么困难，一旦掌握，人一样可以飞（名学从不论什么鬼神、道术，他们都是通过“实”来推理）。重视名学，飞行的方法将成为大家心目中的悬念，努力去试飞的人会成为大家心目中的英雄，而不是笑话。
名学的叛逆是这一学说的本质决定。名学家认为名实已经不符，常识并非绝对正确，才会跳出来辩论。其他人认为常识是不容质疑的，因此难以接受与常识相悖的言论，如：人类不能飞的事实是客观存在的，这种事情是没必要争议的，谁有异议谁就是诡辩。
常识对我们的生活有太多的帮助，让人产生了依赖心理，“万户飞天”的下场是摔死，这更让常识深得人心，谁也不愿意摔死，谁也不觉得这“摔死”对经世济民的王道有什么意义，当然很难有人明白这样的“摔死”是牺牲。万户是中国古代试飞的烈士，却被常识人士视为精神病。而名学，原本可以超前地推论出许多“被常识认为不可能事情”的可行性，却被划入“杂家”，数学、物理学、化学都被归于“旁门左道”。经历了百家争鸣的“乱”，科举时代在思想上求稳，其内涵是：曾经在思想碰撞逻辑论辨中追问，才知道攻读儒学苦求功名是最真。
名学的叛逆不是轻狂，名学是哲学。我不知道学术界对哲学是什么看法，我压根没跟他们学过。个人认为，哲学即表达能力。对世界的观察不能总结出来，对知识的提炼不能概括出来，任何大智大慧的思想不能整理成语言，都不是哲学。名学做到了！名学的论点让人觉得有病，名学的论证与论述却条理分明。
哲学是把精神病般的奔腾思维归纳成正常的、有条理的言行。而很多人是用精神病般的言行来表达正常人的思维，还觉得自己很超脱。
名学是真叛逆，尖刻地驳斥常识，哪管你接不接受。那些自认为很前卫的人士，努力表现与他人不符的言行，这种“不符”是在表达自己的“叛逆”，表达的内容其实是“你应该认可我，否则你落后了”。他们缺乏思辩能力，只好用轻僈的眼神，癫狂的姿态，倒逆的行为，来让自己显得与众不同，充其量是对常识的超前，不是对常识的叛逆。
叛逆是一种思想，收敛在强大的内心，潜龙勿用，待时而发。叛逆不是去饭桌上屙屎。
三、常识陕隘，名学广褒
不从名学的主张——“名实”上看待名学的“辩”，很难体会到名学家的苦心。
先秦诸子对名学的“辩”持批评态度，却又注重名学的基本思想——名实，如法家的“勘名责实”，儒家的“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墨家的“以名举实”。他们心目中的“实”和名家心目中的“实”大不一样。如前文所述，名家的实，是究极地去探索实，是超越常识的实。法、儒、墨的实，是现有条件下的实，是不违常识的实。
名学认为“牛羊足五，鸡足三”（名学巨著《通变论》中的一句），这不有病么？大伙儿一看就说是诡辩，真是诡辩？
由于古汉语的词汇有限，古人经常用数词来表达某种难以言明的概念，其中最玄妙的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而名学是《道德经》的“嫡长子”，请审慎看待名学当中的数词。
名学提出“鸡足三”，是在两千多年前的中国，那时的汉语和现在不一样。“足”这个词在当时是常用字，泛指人的下肢和所有动物的肢，如“画蛇添足”，“足下”等词汇源自春秋战国时期的典故，汉朝时编著的《说文解字》还用“足”来解释“蹄”。
现代汉语中，牛羊的足是蹄子，鸡的足是爪子。古汉语不仅没有这么丰富的词汇，也没有量词。无法用四个蹄，两只爪这样细腻的语言来描述牛羊和鸡的下肢，称牛羊为四足，称鸡为两足，很容易混淆概念。假设一个从未见过牛羊和鸡的人，只是听说了四足与两足的区别，当他看见鸭子时，可能会误认为鸡。
注重名实的“名学”注意到有限语言的不足，提出鸡足的形态（爪）和牛羊足的形态（蹄）应该单独列出，算为一，再加上鸡足的数量（二）和牛羊足的数量（四），算作“三”和“五”。名学的观点是：你看见了两足的动物别急着下结论，两足动物其实都是三足，还有一个“一”，足的形态，你也得看清楚，看明白，千万别误认鸭子是鸡。
谁不认识鸭子和鸡啊？谁看不出牛羊蹄和鸡爪子的区别啊？就算他不懂，我给他稍作讲解，他肯定能明白！这是常识。无论你认不认识鸡爪牛蹄，在概念上要把两者区分开来，才是名学。
（以上几段只是引用了《通变论》中的“举例”，与《通变论》的主题无关。）
《通变论》开篇就讲“二有一乎？二无一！”，从后文的举例——“牛合羊非马；牛合羊非鸡”处可看出，这里的“二”和“一”，是指事物的合成（变）与分裂（变），跟数词无关。例如：一CPU、一内存条、一主板、一电源、一显示器组合起来后，变成了电脑（二）。
电脑中有CPU，有内存条，这是简单的数学集合题！但名学不是数学，名学讲的是抽象概念。当零件组合为电脑时，就成了一个整体，整体当中没有分裂。你把电脑拆解后（变），才能说有CPU，有内存条（有一），那是拆解之后的事（变），与现在摆在你面前的这台电脑无关。拆之后就不再是电脑（变），不再是“二”，仍不能说成“二有一”，只能说“一是一”（实变则名变）。
再次强调：名学不是教你如何做数学应用题，名学是哲学，是精神病般的思维。
（以上这些文字，如果表达得不清楚，那是我的无能，不影响名学的厉害，有兴趣却不明白的，可以自己读《通变论》一百遍，仔细聆听名学观点）
与“鸡三足”一样，“二无一”强词拒绝概念的混同。在文明还很落后的两千多年前，名学究极地追求名实，包括那看不见、摸不着的实。不光是语言有限，我们的知识、技术、方法都有限，在有限的现实中思考无限的真实，然后尽可能使用现有的词汇去表达，名学做到了，名学是中华绝学。
可是，名学很难解决问题，解决问题只能在受限的条件下寻找办法，所谓的创新也是一步一步来，在前人经验与技术的积累下创新，始终还是有所限制。儒、法、墨等各家以解决问题为“实”，仍然在常识之中，名学的广褒在于它可以指向那些暂时无法解决的问题。
例如：两小儿辩日的故事，让孔子很为难。如果是名学家，他会告诉小孩，早晨的太阳不等同于中午的太阳，事物会随着时间变化，不应把不同时间的事物视为同一事物（通变）。即：大而冷的早晨太阳与小而热的中午太阳，不是同一条件下的太阳，太阳的表现不能说明距离远近。至于太阳究竟是远是近请另寻高明，如何解决问题，名学家是不管的。用现代的知识来看，太阳的斜照与直射，确实不一样。孔子很诚恳，不知为不知，名学家同样诚恳，变就是变，不能用老眼光看新事物。
现代的知识同样受限。人类是靠大脑思考，认为有大脑才能思考，正是常识的狭隘。岩石能不能用粉末遥感宇宙？火焰是否在以烟尘审视人间？名学可以指引人去想象这些问题，但不能证实！这些无法证实的想象并非是没有意义的，古人不是以植物为死物吗？现代人都知道植物是生物，是生命的一种形态。岩石？无机物？分子、量子能思考么？对问题的想象不应受限！
以不受限的思想去驳斥有限的常识，岂能不被视为诡辩！
四、当代达人论名学，“活关公”乱砍“死秦琼”
公孙龙、惠施已死，难以再爬出来辩论，名学以诡辩之名逐渐衰微，虽有典籍存世，却无传人横空。现在的人喜用西方哲学的名词、观点、方法去乱批名学，这叫“踢寡妇门、刨绝户坟”。行径极度丑恶，脸嘴保持灿烂。
一篇《白马论》纵横战国，众哲人驳不倒，公孙龙借此名满天下。今天随便找个在学校里填了十几年标准答案的小白脸，推推眼镜就能言辞凿凿地证明公孙龙在偷换概念、混淆是非。只见一大堆“全体”、“个别”、“共性”、“个性”、“集合”、“包涵”、“类别”、“延伸”等现代术语在扑腾，“名实”在哪里？抛开名实，以“集合”等词汇来论名学，仍然是辛辛苦苦做着数学题，爸妈等他回家报成绩。
原文中摘一段：以『有马为异有黄马』，是异黄马于马，是以黄马为非马。 以黄马为非马，而以白马为有马；此飞者入池，而棺椁异处；此天下之悖言乱辞也。
原文已经讲得很清楚了，“白马非马”中的“非”是“有异于”的意思。联系全文看，公孙龙从未讲过白马不属于马，更没说过白马不是马，人家只是认为不能将“有马”与“有白马”视为无差别。他不是在嬉皮笑脸跟人诡辩，他严肃地指出：白马是颜色为白的马，马是未指定颜色的马，因此，白马和马有差异（白马非马）。
白马非马的“非”指的是“名非”，“此名非彼名”的非。白马这个“名”确切地指向“白色的马”这一“实”，而马可以指向黑马、黄马等任何马，“名”乱则“实”不清，“实”不清又反混“名”。人家苦口婆心，以马为例，舌锋直取名实。当代达人全然不顾名实，嘟起驴唇强吻马嘴，这事情，马最无辜。
达人们堵住马嘴，鞭尸公孙龙，抢走战国名学拿去附会古希腊的诡辩术，西方没有名实之学，和西方的诡辩与悖论一印证，战国名学的名实也弄没了，名学自然被解读得面目全非。
名学是为正名实而辩，古希腊的诡辩没有类似于“名实”这样的纲领来支撑，只是为辩驳而辩。和名学相同的是，他们也捕捉到常识的漏洞。古希腊诡辩的结果，是形成了种种悖论，西方人相当重视这些悖论，既然理论与现实相悖，那么必然是哪里出了问题。于是，西方人把自然科学归属为哲学的分支之一，是哲学在指引着自然科学前进，而诡辩家是永远的“反对党”，悖论一形成，西方人就开始研究。
秦汉之前的中国人和西方人的认识差不多，古人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提倡以道御器，含有唯心哲学驾御唯物科学的意思。
后来的中国情况却不一样，中国的显学以治国为目的，以安民为原则，所谓的经世济民听着很崇高，实质是在论功效。中国反对“妖言惑众”，鄙视“无稽之谈”，在思想上也讲究不僭越。渐渐把“实”弄成了“实用、务实、朴实、实在、实惠”，统统是功利角度的“实”，与名学家提倡的纯碎“真实”相比，原本是两种可以互补，可以牵制的“实”，却被喜欢讲究学术立场，喜欢分宗派述主张的中国学奸、学霸搞成了矛盾的对立。两脚走路，方能平衡，名学被视为“异端”，中国的思想成了独脚铜人。
罗马崩塌，多国并立的欧洲，如同中国统一前的春秋战国和古希腊的城邦林立，一种学说，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思想上也就相当开明。大一统的中国却需要中央集权，集权就得统一思想，维持稳定，处处责辩的名学自然衰败。中国沦落，由思想的维稳开始，这只是表面的稳，有牵制，有反对，有辩驳，才会有平衡，才是真的稳。中国没有，名学枉死、中国苟活。
今天的中国因落后而学西方，这种学习仍然是基于功利的常识，为“拿来用”而学，学来的通常是“1＋1等于2”的方法，“1＋1为什么等于2”的原理，很少有人去钻研，如何推论出1＋1等于2？这过程中走过什么岐途？得到什么教训？又是如何获得最终答案的？这个最终答案是否还有反方在争论？他们争论的理由是什么？几乎无人问津。
这样去学习西方，形似而神非。这样去学习西方，少有求同存异之后的交流融合，更多是看到不同就推翻。这样去学习西方，让西学达人善长运用先进的西方理论去驳斥落后的中国理论，而论据通常是“人家的理论成果是有实效的”。“只问结果，不问过程”，这句话在中国是多么的响亮，因此，学习西方让大量的传统文化被歪曲，被诬蔑，这叫自残式学习法。
生态平衡告诉我们，没有狼，羊多草亡，羊灭。
实用的“实”已经成为中国常识中最牢不可破的坚冰。实用是好东西，但是没有天敌存在，任何事物大量繁殖后，都会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
书架中遍布满是灰尘的中华古籍，名学的“实”就在那里，未曾远离。
闭卷语：
又痛感语言的有限，这个有限的语言正是长期以来通用的常识之一！我不是写天书，我得尽量使用有限的语言去表达无限的思想，我必须基于常识去迈过常识，突然想起少年不识愁滋味那句词，“她不爱我”是那些少年的愁，“国与不国”是那些英雄的愁，可曾懂得表达思想的愁？只有符合常识的思想没有表达的愁。
愁！如果在地上爬就可以表达出某种思想，我宁愿放弃直立行走，也不会写文。（地上爬一事参见当代行为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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