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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记忆的底色里,他常年穿着烟蓝色旧布衣,高而瘦削,微驼着背,照常是一脸严肃,站在黄泥墙黄泥屋的小学门口,看学生们来上学或放学回家。他是我的老师。
他教我们数学,也教我们体育课。他上课有些与众不同,数学课上,他用纸片纸板剪了很多模型,启发我们说,学数学要有想象力,在生产实践中,抽象的数字关系就是实物的变化。到了下午的体育课,我们在村路上跑完步,他带我们来树荫下做数学游戏,每个人都有个数字,这边的数字先出列,他是随机变动的加减乘除,第二列的数字再出列,第三列的答案就要过来站住。答对了的数字可以去玩耍,答错了的数字就跑得满头大汗。我们紧张得直喘粗气,过路的农人看了笑得前仰后合。
他记忆力好得惊人,每次上课他从来不带课本教案,只带几支粉笔来,像背诵一样讲完一节课的全部内容,一字也不差。布置课后作业时,告诉我们要做第几页第几题,好像看着课本一样准确。他讲课声音很大,一节课从始到终,他的音量高亢洪亮,声震屋宇。当他在别的班上课,我们在隔壁教室上语文,稍微分心,就能清晰地听到他讲的数学课内容。有时我想他的嗓门大和他的喉结有关系,就盯着他上下跳动的喉结看得出神,觉得那样一定又渴又累。这时就有一小段粉笔击中我的头,我摸着生疼的脑门醒过神来,他还在滔滔不绝地讲课,音调高亢洪亮,语气节奏像行云流水。
他是个严厉的老师,课堂纪律严明,上课时我们要端端正正地坐着听讲,不敢乱动乱说,一旦发现谁交头接耳,他就扔出一小截粉笔头,既快又准,令你防不胜防。下课了他要求我们也要学会端庄稳重,不准调皮捣蛋,看见有同学乱来,不管哪个班级的学生,他都会一顿训斥。他又很在意师道尊严,要我们看到老师必须问好。在外面玩耍的时候,我们远远地看到他,赶紧停住疯狂的脚步,赶紧打个招呼,心里却想着怎样赶紧跑掉,怎样才能跑得既端庄稳重,又脚不沾地快如流风。
期末我考试考了第一,中午放学就高举着奖状,像举着一面红旗一样蹦蹦跳跳回家,他看见了也不说话。下午放学后,他把我叫到办公室里,要我一遍一遍地做题背书,最后他从办公桌里拿出一本新作业本或作文簿送给我,一脸严肃地说,好好学习,不准骄傲,不准调皮。
那时他三十岁出头,我们八九岁样子,听说他要娶亲了,我们都跑去看。他穿着崭新的新郎衣装,新布鞋,喜气洋洋,年青又帅气,熟悉又陌生。我们嘻嘻哈哈挨挨挤挤地闹洞房,故意从头到脚地盯着他看,又从头到脚地看着新娘,他有些窘,从头到脚看看自己,然后故作生气地瞪我们,拿出一大把糖果糖块,弯腰在我们每人屁股上拍一巴掌,说,拿着!快回家做作业。那天他一点也不严厉,倒像邻家哥哥一样和蔼可亲。
我发现有时候他也顽皮!那天周末,暴雨之后空气清新凉爽,村人都站在街头闲聊说笑。他托抱着一岁多的宝宝出来,弯下腰小心翼翼地悬空提着孩子,让她两脚碰触街面的水洼,孩子两只娇嫩的小脚碰到水,哇地一声哭了,踢着小脚拼命躲闪,他抱起孩子哈哈大笑,村人也笑得叽叽呱呱。我目瞪口呆,原来他也会逗小孩子玩笑,他也是温情慈爱的父亲。
那时学校没有校工,上课下课老师们要轮流打钟。他打钟的时候,高高地站在校园那棵柳树下,注视着教室方向,举起右手,轻快地有节奏地拉动绳索,绳子上端的铜锤击打着铸铁的大钟。他能打出不同的钟声,预备钟声缓慢悠扬,上课钟声急促沉重,下课钟声舒缓轻松。上课的钟声一响,学生们像水面的鱼苗一样涌进教室。他紧盯着没进教室的学生,继续沉着地打钟,等最后一个走进去,再匆忙小跑着去讲课。那时我觉得他的钟声里有好多不同的意味,有提醒,有催促,也有劝诫,好像还在告诉田里劳作的父母们,孩子们都在认真上课读书。
他后来是沉睡在我的记忆底色里的老师。长大后我们都越走越远,他还守着那片泥土黄。长大后我见到了大海的蓝,战国的黑,特区的火红,高棉的碧绿,偶尔也想起那段和他一起度过的贫穷并快乐着的日子,那是从来不能忘记的泥土黄,旧烟蓝和苍凉的乡村暮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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