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11-28

作者: 白发布衣 | 来源:发表于2019-01-16 08:42 被阅读17次

    本文六千余字,和《汉藏史料里的金城公主——汉史篇》是姊妹篇。如果您没看过,我建议您先看《汉史篇》,先比较系统的了解一下金城公主的情况。相比于藏史记载个人创作色彩浓烈,汉地史官的记载还是比较谨慎的,更容易窥探历史固有的面貌。同时,这两篇和金城公主有关的文章,也是《细读吐蕃》系列的内容之一。此系列的前几篇,《唐蕃战争的五个阶段与转折》、《吐蕃王朝为何猝然而亡?》、《吐蕃人究竟从何而来?》也可以在专辑里找到!我争取在这个系列里,从各种角度来解析吐蕃王朝的方方面面,逐渐揭下它神秘的面纱!

    布达拉宫壁画《金城公主照镜图》

    我们先来回溯一下《汉史篇》里的主要内容:

    1、金城公主和其夫婿年龄相近,并不是嫁了一个“满面毛髯”老者;

    2、金城公主解决不了唐蕃两国结构性的矛盾,两国依旧是打打和和的关系;

    3、唐蕃两国之间的“舅甥关系”,由金城公主而始,并延续到吐蕃灭亡;

    4、金城公主和其夫婿的关系,并没有那么琴瑟合璧,甚至一度几近破裂。

    下面我们要来看看,藏文史料中是怎么描述她的。

    既然提及了藏史,先说一下我个人对西藏“教法史料”的一点浅见。

    与汉地多由专业史官撰写不同,藏史的书写着基本都是历代高僧。也难怪,古代西藏教育系统掌握在宗教势力手里,能够有机会读书识字的人,除了贵族就是僧伽。

    因此,我们通常称其为“教法史料”。

    “教法”放在“史料”前面足以说明其书写内容的喜好偏重,对于与宗教有关的内容,教法史料不吝溢美之词,而对于研究历史更关注的政治、民生等方面则惜墨如金。

    另外,用史料讲故事也是教法史料的一大特点。

    再加上,千百年来民间的好恶扬抑,藏地逐渐形成了一套结构庞大、混杂传说故事的历史体系。这其中,有些可以通过汉地史料的记载来印证,有些则完全无从考证其良莠。因此,在阅读藏史时,需要有比较好的辨识能力。

    例如,在藏地广为流传的,入藏途中文成公主与禄东赞私通产下一子云云。

    但在《资治通鉴》里有如下记载:“春,正月,甲戌,以吐蕃禄东赞为右卫大将军。上嘉禄东赞善应对,以琅邪公主外孙段氏妻之;辞曰:“臣国中自有妇,父母所聘,不可弃也。且赞普未得谒公主,陪臣何敢先娶!”上益贤之,然欲抚以厚恩,竟不从其志。[22]”

    也就是说,禄东赞完全可以皇帝赐婚明媒正娶,用不着偷偷摸摸的。

    这位琅邪公主可不是一般人物,她就是之后的高密公主,太宗李渊第八女,李世民的亲姐姐,嫁与前隋兵部尚书段文振之子段纶为妻。

    段纶散尽家财,领万人随李渊起兵,有从龙之功,官至蜀郡太守、剑南道招慰大使,死后追封晋昌郡王。

    以此身份来看,段氏之女的地位,并不比文成公主稍差,不过是宗室外眷而已。

    而藏文史料里《西藏王统记》里又记载,李道宗护送文成公主上路时,禄东赞被扣在长安为人质,住了五个月。

    他用了好多计谋,给唐朝挖了好些坑以后才得以脱身。最有意思的是,李世民居然会相信禄东赞的话,用炒至半熟的小麦做种子播种,实在是太逗了[23]。

    两相比较,便可以知其伪。当然,并不能由此便认为藏史全无价值,任何一张古代流传下来的纸条,只要上面有文字,都有其历史价值,区别仅限于多寡而已。

    藏史虽玄幻色彩浓烈,其依旧能够深刻反映出当时藏区的历史环境,对研究者来说一样不可或缺。

    关于金城公主入藏的经历,教法史料也有颇多记载,诸史记述大致相同。我们还以《西藏王统记》为主干,佐以其他教法史料,来展示一个藏史中的金城公主。

    都松孟布吉(赤都松赞)之子赤德祖赞,别号麦阿葱者,于阳金龙年(680年)生于丹噶宫中,年十岁时即王位。

    王妃姜摩赤尊生一王子,名江察拉温,容颜俊美,恍如天人。王子在藏,难觅其匹,有云“可效法王祖松赞干布之先例,遣使纳聘于唐室,请婚中宗之女金城公主。”

    遣蕃使将觐仪聘礼献呈唐帝,帝询问公主:“往乎不往?”公主宿有一能示体咎之宝镜,遂念诵咒言,拂拭镜面而观之,乃知此生姻缘,固在吐蕃。

    又见其王容颜妙好,极称心愿,遂允往适吐蕃和亲,帝乃厚其奁[lián]仪而赐之。帝颇钟念公主,……并改始平县为金城县。

    复遣二大臣率兵护送公主,前往吐蕃。公主一行,方抵汉藏交界之处,适吐蕃臣僚为庆贺小王,迎请王子于月下驰马。王子为马抛掷,堕地身亡,比公主至时,闻王子已逝,咸皆陷于极其悲愉之境。

    先是公主上下人等行至汉藏交界之处,公主之心忽如中断,生起剧痛,立拂拭宝镜观之,见昔容颜俊美之王子,忽失所在,而变为容颜丑随之老人,满面毛髯,心极悲伤,……掷镜碎地,抱头大哭。

    于是,赞普遣使致书云:“汉女上下人等知悉,堪为汝夫之我子,虽美如天神。乃不幸逝世,今者尔等仍将返回汉土耶,抑来一瞻视于予?”如是致书去后,公主答曰:“女子从一而终,无论苦乐如何,仍当前来吐蕃也。”

    及至藏地后,公主言“吾将往观余姑祖母之殿堂”,遂至绕木齐(小昭寺)。然觉阿像已不在此,又至神变殿(大昭寺)。

    方知觉阿像(释迦摩尼十二岁等身像)暗藏于南明镜门,乃将门开启,迎出觉阿像,安置于殿后净香室中心,建立迎佛供祀之制。觉阿像往暗室中,已越三代,至汉公主时,始再重享供祀。

    其后至秦浦,乃册立为麦阿葱之王妃焉。越一年.腹中有妊,时有大妃那囊萨,心怀妒嫉,声言“我身亦妊有王裔。”

    汉公主于阳金马年(玄宗开元十八年,730年)生赞普赤松德赞。那囊萨至公主前,伪为亲昵,竟将公主之子夺去,诈言此乃我所生者。公主以乳示之,涕泣衰求,悲伤号呼,仍不授与其子。

    招诸朝臣往诉于王,那囊萨乃敷药于其乳上,使如真乳,流出乳汁,以示诸臣,群臣虽疑,未识其诈。于是汉妃之子为正妃所夺,其权势颇大,不能强争,亦唯置之而已。

    适小王已满一周岁,为设站立喜筵,那囊氏和汉家各招二妃戚党前来赴会。于是那囊人为引小王欢乐,携来各种珍玩,服饰花熨,届时,汉妃与那囊二家所招亲党均如约而至,会于王宫。

    王坐中央黄金宝座,那囊人坐于右,汉人坐于左。王令为王子盛装华服,以满盛米酒之金杯,交与小王,王父语云:“二母所生唯一子,身躯虽小神变化,金杯满注此米酒,子可献与汝亲舅,熟为汝母凭此定。”

    时王子略能举步,乃纵之。王子渐移步行,诸那囊人出其衣服装饰花鬘等炫摇而呼之,然未听受,竟赴汉人之前,以金杯付与汉人而语曰:“赤松我乃汉家甥,何求那囊为舅氏。”

    语毕,投于汉人之怀。如是言已,众乃信其真为汉妃之子也,遂设广大欢宴为之庆贺。王子五岁时,母后即逝,王父麦阿葱寿六十三岁逝于羊卓巴泽堡。[24]

    上述描写是《西藏王统记》中,有关金城公主的全部记述,我截去了几段与主干无关的内容。

    如:赤德祖赞如何崇佛建寺以使其有子嗣;金城公主亲子被夺后,以法术报复使王无子、诸大臣缺弦儿、麻风病流行、破话吐蕃风水之类,太过玄幻的内容。

    省略号隐去的内容,除了中宗送女与唐史的记载一致,前文已有不再赘述外,便是歌词,藏族是一个很喜欢歌唱的民族,藏史中屡见歌咏的内容,因与主干无太大关联,也一并隐去。

    纵观全文,大致说了三件事:

    1、赤德祖赞有一子,名叫江察拉温,最开始本是为此王子求婚,但王子意外而亡,金城公主嫁给其父。

    这大概就是我们前文提及,传说她嫁给一位“满面毛髯”老者的由来;

    2、金城公主从大昭寺密室中请出觉阿像(释迦摩尼十二岁等身像),并建立了迎佛供祀的制度;

    3、金城公主生了下一代吐蕃赞普赤松德赞,并一度被抢走,最后结局皆大欢喜。

    再说上述三个问题之前,我们先说几个边缘性的问题。

    第一个,《西藏王统记》记载的几位主角的生辰是有问题的。它记载赤德祖赞生于阳金龙年(680年),十岁即位。

    而实际上,赤德祖赞前文已经提到了,根据保存在敦煌的藏文史料他生于704年,相差24年。

    这问题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证其伪。如果他真是生于680年的话,其父704年去世时(有唐史旁证),他已经25岁了,又何用太皇太后赤玛伦摄政?

    要知道,吐蕃历代赞普继位都很早,松赞干布继位时不过只有十二岁。

    如果按照《王统记》的说法,赤德祖赞十岁继位的话。其父去世时,他为赞普已经十五年之久,赤玛伦出面遣使求婚,岂不是咄咄怪事?他自己派使臣不就得了?所以,这种说法根本不能自圆其说。

    而他和“金城公主”的儿子赤松德赞,生于阳金马年(玄宗开元十八年,730年),也是一个错误的记载。

    因为,同样在敦煌古藏文文献中记载着,赤松德赞生于马年(742年,玄宗天宝元年),相差12年。

    两个记错的年龄,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有趣的问题?

    一个12年,一个24年,都是12倍数。这就是藏文文献中,一个很让人头痛的问题,“天干地支”纪年方式不完整。

    藏文史料最早的纪年方式,只有“地支”(十二生肖)没有“天干”(甲乙丙丁)。

    大约在公元650左右,藏史便开始用地支方式纪年[26]。但这种纪年方式有个致命的弱点,十二年便会出现一个轮回,因此经常出现算错生卒年代的事情。

    而目前能够看到,以“木、火、土、铁、水+阴阳”替代“天干”的最早案例,就是唐蕃会盟碑了。

    两国会盟的时间是公元821年、唐穆宗长庆元年、藏历阴铁牛年。这时,吐蕃也有了自己的年号(唯一一个年号)“彝泰”,这一年是彝泰七年。

    除此之外的另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敦煌藏文史料记载会被认为是“信史”?

    因为,学界目前基本公认,吐蕃占领敦煌(沙州)的时间,不早于唐德宗贞元二年(786年)[27]。而敦煌文献被封藏在藏经洞中的时间大约在公元1000年左右,直到公元1900年才被发现,之后九百年一直处于被遗忘的状态。因此,才会被称为“敦煌遗书”。

    相比于普遍成书于十二世纪以后的教法史料,敦煌藏文文献不但时间早,也没有后世人为扰动,史料等级居于最高优先级的地位。

    下面,我们开始分析《王臣记》讲述的三个故事。很遗憾,这三个故事都不是真的。

    1、赤德祖赞确实有个儿子,名叫江察拉温,但他既不是生于公主入藏之前,也不是死于金城公主入藏期间。当时,赤德祖赞自己才七岁,怎么会有儿子呢?

    这个名叫江察拉温的王子,死于兔年(739年)与金城公主同年亡故,依据来源于敦煌藏文文献《吐蕃大事纪年》的记载。

    至于,赤德祖赞七岁娶亲的原因,上文已有分析,不再赘述了。

    其次,金城公主交换大小昭寺佛像的故事,一直都是个传说,也就是个传说了。

    关于秘藏等身像一事,藏地幻化出一个配套的传说。据说武则天时期,唐军攻入拉萨,火烧红山宫殿(布达拉宫前身)。为了不让唐军将等身像抢走,吐蕃民众将佛像藏于一间密室,用墙封住房门,画文殊菩萨像于墙上。

    因为,武则天是文殊菩萨化身,所以唐军不敢拆墙,佛像得以保留。金城公主入藏后,命人从另一侧墙壁开门将佛像取出,恢复等身像的供奉。

    唐军攻入拉萨火烧红山之事,是无数唐粉们最津津乐道的案例。我特意从《新红史》里给大家截了一张图,《贤者喜宴》与此大同小异,但记述的更为夸张,说有五十万唐军攻入拉萨。

    虽然两本史料都说引述了汉地史料,但唐史却对此惊天战例却全无记载,不知道两位高僧的依据从何而来。

    我这里倒是有一条汉地史料的旁证,可以证实此说法不实。

    武后时期,曾有朝议征发梁(今陕西汉中)、凤(今陕西凤县)、巴(今四川巴中)三州民众,从雅州(今四川雅安)开山通道,出击西羌,讨伐吐蕃。

    一开始,武后对这条唐朝版川藏公路还颇有些意动,蜀地诗人陈子昂得知后,直言上书力陈此事不可为,“雅州诸羌并未叛唐,现在无罪而伐,是逼其反叛投靠吐蕃”,“吐蕃屡次攻伐蜀地,均未有突破,皆赖蜀地山高地险,今国家乃开其险,役其人,若吐蕃趁机以诸羌为内应,则蜀地天险自破,蜀地必失。再者得西羌而不足已富天下,为此战却靡费甚多,届时国将因黩武而亡。[28]”

    陈子昂上书后,“既而役不果兴”,武后也不再讨论,这一荒唐的计划。

    结合上述两条汉藏史料的记载,禄东赞于667年(高宗,乾封二年)去世,唐朝廷议开掘川藏公路记载于687(睿宗,垂拱三年),相差整整二十年。

    如果二十年前,五十万唐军便已攻入拉萨火烧红山,又何必再有川藏公路之议?

    再想想1950年,十八军入藏时,在有汽车、飞机保障之下,依旧多次断粮,遍寻野菜充饥。一千二百多年前,数万唐军翻越雪山进入西藏,根本就是天方夜谭。

    另外,关于大小昭寺交换佛像一事,藏地最早的史料之一《柱间史》(也称《松赞干布遗训》)却记载,佛像交换是遵照文成公主的遗训所为,目的是让“汉人再也找不到这尊金像了[29]”。

    很奇怪的是,《贤者喜宴》、《新红史》等教法史料曾多次引用《柱间史》的内容,但对此条记载却并未采用。

    综合上述,金城公主是否互换了大小昭寺的佛像,我们不能确知,但交换佛像是因唐军入侵,基本是妄谈无疑。

    最后,也是大家最关注的一点,金城公主和赤松德赞是否为母子关系?

    虽然,“双母夺子”、“宴前认舅”故事写的活灵活现,并广为流传,但可惜不是真的。

    敦煌藏文史料《吐蕃大事记年》记载,金城公主薨于兔年(739年,玄宗开元二十八年)和《旧唐书》中的记载可以互相印证[30]。

    而在敦煌藏文文献里明确记载着,“(赤松德赞)马年(742年)生于札玛”[31],金城公主入土在先,赤松德赞出生在后,相差三年,不可能是其亲子。

    另外,同样在敦煌文献里的另一篇《赞普世系表》则记载着,“赤松德赞为赤德祖赞与那囊妃芒波杰西丁所生”。

    再有一点也可作为旁证,金城公主生前,唐蕃两国虽战事不断,但互遣使节也很频繁,绝不会出现金城公主产子,唐史全无记载的可能。

    虽然藏地传说多有幻化,但金城公主对唐蕃两国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

    除公主出嫁时,中宗陪嫁的“锦缯数万,杂伎诸工悉从,给龟兹乐”以外。开元十八年(730年)十月,吐蕃使臣还以金城公主名义请求唐朝提供《礼记》、《左传》等文史资料[32]。

    随后,又促成两国在赤岭(今青海日月山)立碑定界,并再度开放甘松岭互市(今四川松潘西北)。

    松岭互市为赤玛伦时期首开,是汉藏两族最重要的交易地点之一,曾创下年易马四十多万匹的巨量[33]。

    除此以外,两位公主都曾实际上改变了藏族的风俗习惯。

    文成公主因不喜藏族赭面的传统[34],以其夫“权且罢之”,金城公主则在藏族中确立“七期悼亡”的习俗。

    据《贤者喜宴》记载,金城公主嫁入西藏后,发现大臣们去世时并未享受祭祀之供食。便建言道:“我汉地因佛法弘扬,故人死则有七期之祭。吐蕃佛法尚未发展,故大臣应予怜悯,人刚一去世,当立即向神及死者施以食品。[35]”

    从此,“七期悼亡”的习俗便在藏地流传开来,直至今日。

    金城公主对唐蕃两国的贡献,屡见于汉藏史料之中,其中唐史相对严谨,可作为史料主干。但汉地史官难以亲涉藏区,对公主入藏后的情况不甚了解,此时藏史的优势得以显现,可作为有益的补充。

    无论如何,文成、金城两位公主都是文化交融的使者,是将汉藏两族凝系在一起的纽带。虽然在民众心里,金城公主名声不彰,但两位公主所差者,不过先后早晚和一尊佛像而已。

    总结一下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

    首先,大家最关心的问题,金城公主无子,她不是赤松德赞的亲生母亲。

    其次,她从一开始就被许配给赤德祖赞,而不是什么王子江察拉温。

    再次,金城公主和其夫婿赤德祖赞相差七岁,她并不是嫁给了一个老头。

    从次,五十万唐军攻入拉萨火烧红山宫殿,拉走大昭寺佛像纯属幻化。

    最后,大小昭寺交换佛像和金城公主好像没什么关系。

    参考书目:

    [1][33]、《吐蕃女政治家赤玛伦考略》_陈崇凯,青海民族学院学报一九九九年第一期;

    [2][11]、《册府元龟》吐蕃史料校证_苏晋仁 萧錬子. 四川民族出版社;

    [3][5][7][10][14][17][30][32]、《旧唐书吐蕃传》_[后晋]·刘昫等著,中华书局;

    [4]、《封氏闻见记》_[唐]·封演;

    [6]、《唐会要》_[宋]·王溥著,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2006年;

    [8]、《吐蕃王朝历代赞普生卒年考_二》_蒲文成,《西藏研究》1983年02期;

    [9][16]、《吐蕃史稿》_才让,甘肃人民出版社2010年;

    [12]、《金城公主出降吐蕃制》_李显;

    [13]、《册府元龟》卷九七九,<外臣部∙和亲二>_[北宋]·王钦若 等编,中华书局;

    [15]、《新唐书吐蕃传》卷216,_[北宋]·宋祁、欧阳修、范镇、吕夏卿等撰,中华书局;

    [18]、《全唐文及拾遗》_[清]·董浩等编;

    [19]、《吐蕃金石录》_王尧著,文物出版社;

    [20][35]、《唐蕃关系史研究》_林冠群;

    [21][22][28]、《资治通鉴》_[宋]·司马光等著;

    [23][24]、《西藏王统记》_索南坚赞著,刘立千译,民族出版社;

    [25][31]、《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增订本)王尧、陈践践译注,民族出版社,1992年;

    [26]、《唐蕃会盟碑_碑底纪年方式研究综述及吐蕃时期藏族纪年方式考证》_卓嘎,论文编号(2014)05—115—06;

    [28]、《唐朝吐蕃陷落沙州城的时间问题》_陈国灿,敦煌学辑刊,1985年第一期;

    [29]、《柱间史》_阿底峡尊者整理__卢亚军译,甘肃人民出版社;

    [34]、《旧唐书 列传第一百四十六上》_[后晋]·刘昫等著,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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