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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被称作“饿牢”的学校
在我还未正式进入那所学校之前，就对它的前世今生有所耳闻，它的“饿牢”之名早已深入人心，据说那里的学生个个饿得面黄肌瘦骨瘦如柴，老师们却个个吃得五大三粗膘肥体壮，及至我亲眼目睹和亲身经历了，才知真实情况比传说的有过之无不及。
那所学校的官名叫做“河蒲中学”，是我们河蒲乡唯一的一所初中学校，所以生活在河蒲乡的人们，不管是你富得响当当还是穷得叮当响，只要想念书，就逃不开在河蒲中学挨饿的悲惨命运。
我是在一九九一年进入河蒲中学的，那时我刚满十四岁。河蒲中学距离我们村足足有二十里地，每天跑校肯定是不行的，只能住校，每周末回一趟家。我们全校大概有三分之二的学生需要住校。我们的住宿环境惨不忍睹，一间宿舍，两张大通铺，每张铺上填塞十几个人，睡觉时需要保持相同的姿势才能保证身体全部落到床板上，否则就可能被架空，翻个身都要整齐划一同步动作。
那年月我们还没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仅有的洗脸刷牙两项活动也进行得敷衍了事，刷牙可以不湿嘴唇，洗脸可以不碰脖颈，至于洗脚和洗澡这类文雅人的行为当时在我们的意识里还全无概念，可想而知，在一间填满了饱含着青春荷尔蒙的三十来个小伙子的狭小空间里，所产生的各种气味混合起来是何等的异香扑鼻。
然而我从没觉得对气味有什么不适，最感不适的就是饿，河蒲中学一点也不辱没它“饿牢”的名声，我们似乎每时每刻都在挨着饿，前胸贴后背的那种饿，我常常被饿得晕头转向眼冒金星。按理说，我们河蒲地区盛产白面，如果不上学，无论如何也饿不着，但要上学，要上那所全乡唯一的初中，就非挨饿不可。我们学校初一时有三个班，初二就合成两个班，初三就只剩下一个班了。一部分学生是因为学习太差辜负了父母的殷切期望而退学，一部分是因为违规违纪被开除；绝大部分则是因为受不下那份苦，可以说，就是被饿回家的。
直到今天，我都无以言表对我们学校厨师的崇拜之情，他们硬是把白花花的特级雪花粉，做出了糠窝窝的水平，简直难以下咽，如果做为同学间打闹时的远程武器使用，倒是十分称手的，既轻便又坚硬，扔得远，瞄得准，打得疼，事实上我们就是这么干的。我们经常爆发班与班之间，宿舍与宿舍之间，男生和女生之间的“馒头战争”，雪白而瓷实的馒头疙瘩经常裹挟着呼呼风声在校园里飞来飞去。
相比糠窝窝似的白面馒头，更难入口的是如泔水似的汤，水煮白菜，加几根粉条，几块豆腐，上面飘着点油花花。单论材料，似乎还挺让人有食欲的，可是经由食堂的大师傅组合起来就完全变味了，我至今无法准确形容出那是一股什么味，而且我无论怎么刻苦钻研，都做不出同款，所以我常想，我们学校的大师傅虽然做饭难吃，但必有独门秘籍。
后来我们就喜欢上了生吃，吃一切生能吃的东西。校园四周有不少农田，饱满的蚕豆，半熟的向日葵，甘甜多汁的蔓菁，都是我们爱不释手的美食。西瓜、蜜瓜、黄瓜、西红柿这类高级食品是偷不到的，吝啬的农民伯伯会在这些精细作物的田地旁边搭个茅草庵住下看着，还要牵条狗过来守在那里，有谁胆敢以身试法，保管腿肚子上能得几个鲜血淋漓的狗牙印。
我们出去偷食，一般分为游击战和大规模的正面作战。所谓游击战，就是在晚饭后，晚自习前，太阳刚落山，天微微黑，又有点微微亮，昏黄不接，我们单枪匹马或者叫上两三个小伙伴鬼鬼祟祟地溜出校园，溜到农田边，装作散步、赏景或者背课文，看看四下无人，神不知鬼不觉地撇一坨向日葵，扑去上面的花芒；或揪起两个蔓菁，拧掉缨子，抖掉泥土，撩起衣服，塞到里面，然后双手叉着腰，不动声色地用十指将襟口束紧，昂头阔步耀武扬威地往学校走。
说到这里，请容许我向我们学校校服的设计师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大概是考虑到我们初中只发一套校服，一般的尺寸无法满足我们高速发育的身体需要吧，我们的校服就设计得特别肥大，中间有一道白塑料拉链，从腰间一直拉到下巴，下面扎着一圈弹力十足的松紧带，以使北方的寒冷不那么轻易地侵袭我们的皮肉。这一切的设计，为我们隐藏各种战利品提供了方便，无论是鼓囊的蔓菁，还是巨大的向日葵花盘，藏在衣服里，被松紧带一扎，都能掩饰得不露痕迹。
所以，如果你在农田四周看到穿着河蒲中学校服的小伙子叉着腰挺胸凸肚地走路，那去检查一下吧，必定收获颇丰，你也许会有一个重大的科学发现：澳洲的袋鼠一定是遗传了我们的基因。可惜那些识字不多的农民伯伯始终没有发现这一奥秘，即使是他们和我们迎面走过时，对我们大腹便便的丰满身材产生了兴趣，也不过是多看几眼而已，我们趾高气扬的走路架式和云淡风轻的高傲表情绝对能令他们相形见绌，从而排除对我们的疑心。
相比打游击，我们更喜欢大规模的正面作战。每个饥饿难耐无法入眠的夜晚，在侦察到生活指导和值周老师睡熟后，我们穿戴整齐倾巢而出，踏着月色，踏着瓷实的泥土，蹑手蹑脚浩浩荡荡地拥到校墙下，弹跳力强的嗖地窜上两米高的墙头，弹跳力弱的就须借助栽在墙根下的杨树攀援而上，有的从上面拽着，有的从下面托着，转眼之间，整个大部队就全部转移到了校外。一墙隔开两个世界，一面是水深火热的“饿牢”，一面是天地无限宽的自由世界，我们的双脚刚踏在墙外松软的沙土上，就迫不及待地将压抑了许久的气息、声音释放了出来，有的哼起了小曲，有的吹起了口哨，呼啦啦地跑到黄渠堤上，沿着堤上的小树林一路寻找着可供我们果腹的美味。
往往等我们玩闹够了，把各种农民伯伯不屑照看的农产品都尝遍了，打着有些辛辣的饱嗝返回宿舍时，附近农家的公鸡就已经开始打鸣了，于是我们不得不忍受着瞌睡行尸走肉地坐在教室里假装听课。
我虽然是三号宿舍的舍长，但从未领导过这种大规模的偷食战役，因为我自知不具备这样的勇气和能力，或者可以说，我这个舍长就是个傀儡，实际掌权者是那个在上小学时就因为打架出名的马锐平。
说起这个舍长，我不禁痛恨河蒲中学住校生生活指导老师吴友为，是他在没征得我同意的情况下独断专行地让我当上这个舍长的。那是开学的第一天，我骑着家里那辆唯一的破二八自行车，驮着摞着几层补丁的铺盖卷和河蒲乡特产的雪花粉白面，带着光宗耀祖的使命，带着惶恐和新奇，来到了这所被人们誉为“饿牢”校园里，开始了我的初中生活。
当时河蒲中学给我的最初印象并不是饿，而是乱，特别乱，不像小学那样，事事都有老师安排，这里的老师给学生报完名，分完班，分完宿舍，就撒手不管了。尤其是在宿舍里，更是乱成了一团。大家为了争抢铺位吵得不可开交，推推搡搡，骂骂咧咧，各种噪音吵得人脑仁都疼。就在这混乱之际，传来一声重重的门板撞击声和一声声若洪钟的暴喝：“别吵了！”我们吓得都住了口，停止了一切动作，像我这种特别胆小的，更是吓得瑟瑟发抖，双手抱着的枕头也掉到了地下。
这时我们看到，开着的门口站着一个二十七八岁的男人，他很白净，帅气，优雅的四六分发型有点像捉鬼天师林正英，大眼睛，双眼皮，但眼神中充满了冷酷的威严。上唇有一缕浓密而英武的小胡子。他的拳头顶在门板上，年久失修的门板像我一样在瑟瑟发抖，发出扑拉拉的声响。
“我是你们的生活指导老师吴友为，住校生的事归我管。”他用目光扫了一圈我们，语气中带着十足的火药味，又伸出食指，对着面前的空气凭空指着，仿佛在指着我们每个人，又仿佛谁也不指，“告诉你们，都给我放老实点，犯在我手里可没有好果子吃！”
我的心里一颤，怀疑自己是不是来错了地方，怎么老师跟学生说话像有深仇大恨似的，完全没有小学校园里那种其乐融融的和谐氛围。
吴友为的目光从这头扫到那头，又从那头往这头扫，扫到中途忽然停住，目光下移，注视着我掉在地上的那只没有枕套的枕头，然后目光又向上移动，盯着我的脸问：“你叫什么？”
“高三。”我本能地哆嗦了一下，站直了身体。
是的，我的名字叫高三，很土很难听，但这不能怪我，要怪就怪我爸，他不仅没文化还十分懒，不仅懒得劳动还懒得动脑，他为他的亲生骨肉取名字简直形同儿戏，甚至连性别也不分，我姐叫高大，我哥叫高二，我叫高三。我姐前两年出嫁了，我姐夫大概是嫌弃她的名字难听，就在后面加了个“凤”字，成了高大凤。我和我哥没娶老婆，没人给我们的名字后面加字，所以我只能叫高三，别无选择。值得一提的是，我爸的名字叫高四，由此可知，对于给后代取名字这事的不用心，是我们高家延续已久的优良传统。
因为这个随手拈来的名字，我儿时的小伙伴常常误以为我是我爸的三哥。我觉得我比我家的狗都地位低下，我家的狗还有个从电视剧里舶来的很洋气的名字，叫做赛虎。我曾声泪俱下地恳求我爸为我改名，我爸不为所动。后来我赌气说：“你不给我改名，我就要改姓！”我爸仍不为所动。但我最终没能从百家姓里挑选到一个较为满意的姓，就勉为其难地还跟着我爸姓高，还叫高三，直到今天。
当时吴友为听说我叫高三后，嘴角不自觉地抽动了一下，指着我说：“好，你是高三，管一帮初一的学生肯定没问题，从现在开始，我任命你为三号宿舍的舍长。”
“吴老师，我——”我想表达一下我不能胜任这个舍长的客观理由，并试图解释一下我的“高三”只是个名字而不是年级，可是吴友为没容我说下去，“对，就是你，你是舍长，以后宿舍里出了什么事，我唯你是问！”
吴友为任命完舍长刚离开，马锐平说了声“下马威”，有人问，什么是下马威？马锐平还没来得及解释，吴友为就又出现在宿舍门口，问：“谁说的下马威？”
他的一双敏锐的眼睛盯着我，他当真是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刚说了“唯你是问”，话音还未落，就真的唯我是问了。我的嘴唇动了动，没敢说话，也没敢把目光往马锐平身上投。马锐平和我一样是从建设村小学上来的，因为成绩差留过两级，年龄偏大些，身体强壮，心狠手辣，加上家境富有，亲戚中有在市里做官的，他就有点无法无天，俨然成了学校里的霸王，飞扬跋扈，无人敢惹。我一直很怕他。
“高三，谁说的？”吴友为提高声音再问。
我还是不敢说，好在马锐平自己承认了，“我说的。”他歪着身体站着，满脸的吊儿郎当，及至吴友为走到他面前，他仍没有肃然起敬。吴友为冷笑一声，猝不及防地飞起一脚，马锐平向后倒去，撞到后墙上，跌倒在地。
吴友为指着蜷缩在墙角的马锐平说：“我不管你们以前是方的，是圆的，是尖的，是七棱八瓣的，还是硬的，是软的，是能软能硬的，只要我在河中，谁也别想给我玩花的！告诉你们，我收拾过的灰皮二流子，能站满河中的操场，你们还嫩着呢！”
等吴友为走后，马锐平才从地上站起来，也不知道他疼不疼，反正他的神情依然是吊儿郎当的，没事人一样。他拍拍身上的土，耸耸肩，对刚才问他的那个同学说：“看到没，这就是下马威。”
由此可见，马锐平是多么的敢作敢为和英勇不屈。在老师们眼中，他不是个好学生，在上初中的三年间，他被我们河中第一高手吴友为打过无数次，但是大部分的学生，包括高年级的学生，对他都是毕恭毕敬的，虽然常常在背后骂他。我这个品学兼优却生性胆小的好学生自然更不敢冒犯他，所以每当他要发动大规模的偷食战役时，做为舍长的我，本该站在学校的立场上阻止他，教育他，或者检举揭发他，但慑于他强大的武力和势力却只能无奈地服从他。
而每当我跟着同学们跳出校墙，望着头顶明晃晃的月亮，呼吸着田野里的新鲜空气，听着此起彼伏的蛙声蝉鸣时，我却跑得比谁都欢，偷得比谁都积极。
一个想给我们当妈的中年妇女
若放到现在，她应该算是个妙龄少妇，但放到那时，她就只能委屈地做一个中年妇女了。她叫苑巧莲，是河蒲中学校长的老婆，教数学的，是我们初二时的班主任。这个三十多岁的女人脸上总是挂着和蔼亲切的笑容，她穿着很朴素，也很老气，像个标准的农村妇女。
她虽然年龄比我们大许多，但我以为她还不足以当我们的妈，然而她却好像十分热衷于给我们当妈，她说话总是像个老年人似的喋喋不休，把声调拉得长长的。假如我们玩得野了，她就拉长声调说：“啊——呀，你们咋能这么玩呢？太危险了，碰坏呀，可不敢，可不敢！”假如我们说话粗鲁了，她也拉长声调说：“啊——呀，你们说的是些什么话？难听死了，让人笑话呀，可不敢，可不敢！”她对我们的谆谆教诲常常是以“啊——呀”开始，以“可不敢，可不敢”结束。
初二的一天下午自习课，我们的新班主任苑巧莲女士叫我和叶银瓶跟她去干点活。老师总爱指使学习好的学生，而被老师指使，往往也是一件十分幸福的事，尽管我不明白到底幸福在哪里。苑巧莲把我和叶银瓶领到她家的院子里。她家住在学校的北墙外。她让我和叶银瓶用小车拉着麦子到加工厂加工面粉。我和叶银瓶从她家粮仓里装了三袋麦子，抬上小车，我驾着辕在前面拉，叶银瓶在后面推，苑巧莲在旁边走着。我们沿着黄渠边上的土路走了一会儿，过了仙人桥，向坡下一拐，就到了加工厂，几间红砖盖成的厂房，上面罩了一层面粉。
我们把三袋麦子从小车上抬下来，倒进加工厂师傅指定的水泥池子里。师傅启动了加工机械，轰隆隆地了响起来，厂房里就卷起了一团面粉雾，苑巧莲就把我和叶银瓶拉了出来。
加工厂门口放着一架台秤，苑巧莲自己先上去称了一下体重，是115斤。她又让我和叶银瓶也称一下。叶银瓶是103斤，我是86斤。我以前也称过体重，秋后家里卖葵花时，收葵花的商贩也带着这样的台秤，我因为好奇就称了一下，学会了读数。我称就称过了，从没觉得我的体重有什么稀奇之处，我爸和我妈也从未对此表示过惊讶，可是这时苑巧莲惊讶了。她的表情和腔调像极了农村没见过世面的老太太，“啊——呀，咋可能呢？你这么大个儿的后生咋可能只有86斤呢？不对不对，重称重称！”
这回苑巧莲亲自看秤，她不停地来回倒换着砝码，仿佛这么多倒换几次，就能倒换出一个令她满意的数字似的。她嘴里反复不停地念着“不对呀，咋可能呢，咋可能呢，不对呀”，可结果就是我的体重只有86斤。为了验证秤是不是坏了，苑巧莲和叶银瓶又称了一回，结果和之前的一样。但苑巧莲坚持认为秤坏了，她跑到加工厂门口，朝里面喊道：“师傅师傅你出来你出来，你家秤坏了！”
加工厂的师傅从厂房里出来，显得有些不耐烦，没好气地说：“我家的秤才校过，要坏也是你们给弄坏的！”说着站到台秤上检查了一遍，“没坏呀。”
苑巧莲指着我说：“称我俩时不坏，一称他就坏了，才称出86斤。”
师傅笑了，说：“那他就是86斤，莫非我这秤还认人？”
“咋可能呢？你看他那个子，有一米七几吧，咋可能只有86斤呢？师傅你快给看看，你的秤肯定有问题。”
师傅无奈，于是让我站上台秤。片刻功夫，我过了四遍秤，仿佛挑剔的主顾，怕卖肉的店家缺斤短两似的。师傅调换着砝码，小心翼翼地操作着，“准确地说，是85斤6两，86斤差一点。”
“你咋还给称少了呢？”苑巧莲急了。
“不是我给称少了，”师傅哭笑不得，“是你用的砝码太大，像他这个体重，不到一百斤，用小砝码称得更准。秤没问题，八十多斤差四两不算差。你加工一百斤麦子我才收你一块二毛钱，差四两算差吗？”显然他误会了苑巧莲是怀疑他在秤上做了手脚坑顾客。
“啊——呀，”苑巧莲说，“你看看他，他看上去也不太瘦呀，这么大高个儿，光骨头架子也有这么点分量吧。”
师傅盯着我研究了一会儿，像我爸摸猪身上的膘有多厚一样地捏了捏我的胳膊和大腿，最后得出结论：“他的头大，衣服又肥，所以不显瘦。”
师傅进去后，苑巧莲以一种难以置信的眼神审视了我好一会儿，问我：“你妈不给你吃？”
我简直没法回答她，当时只觉得这个想给我们当妈的女人在质疑我亲妈做母亲的资格。
加工完面粉往回走的时候，苑巧莲死活不让我驾辕了，让叶银瓶驾辕，她在后面推。她不仅不让我驾辕，还不让我在后面推，我上去搭把手，她就把我的手打开，“啊——呀，你可不敢干这些重活了，可不敢！”在她眼里，我一下子成了个纸糊的人儿，碰一碰就可能散架，风大点就可能被吹上天。其实她的担心纯属多余，我在家里干的活，可比这些重多了，连我爸都夸我“顶大用”呢。
叶银瓶在前面弓着腰奋力地拉着车，苑巧莲在后面撅着屁股奋力地推着车，我悠闲地跟在一边，像个押送囚犯的军官，那个不得劲，那个不自在，实在无法形容。我们经过操场时（我们的操场在校园外面），正在那里玩耍的几个男生停止了玩耍，站在那里给我们行注目礼，一个个的脸上带着惊奇、惊诧和惊讶的表情，我想他们一定认为我胆大包天，竟敢虐待校长夫人。我想给他们解释几句，然而他们并不来问，也不来帮忙，想是被这不和谐的场面惊到了吧。
回到校长家的院子里时，苑巧莲已累得满头大汗。叶银瓶倒还好，只是有些微喘。农村的孩子，干活都没问题。我要跟叶银瓶往下抬面，苑巧莲又把我推开了，喘着气说：“啊——呀，你别干你别干！等我歇一会儿，我们俩抬吧。”
我说我没事，家里这种活常干。
“可不能干了，你得好好吃，光顾学习可不行。”
我执意要和叶银瓶抬面，苑巧莲原本要休息一会儿也只得放弃了，她推开我，她自己和叶银瓶抬面。我站在院子里，眼睁睁地看着我们的新班主任苑巧莲满头大汗，气喘吁吁地和叶银瓶从小车上抬下三多半袋白面，三少半袋麸子，又抬进凉房里。我觉得苑巧莲太小看我了。我自信比她的身体更好，力气更大，我干这点活简直是小菜一碟，至少不会累成她那样。
自那以后，苑巧莲剥夺了我的劳动权利，只要我们集体劳动时，她就会跑过来喊我：“高三，出板报去！”或者说：“高三，替我批改卷子去！”说实话，我非常不情愿。我在家里时，常常借口学习推托着不去干活，而在学校时，我却常常盼望着干活而不用学习。但是校园里的活极其有限，好不容易有次机会，每每都被自以为是的苑巧莲无情地剥夺了。我不甘心，不想回到死气沉沉的教室里去出毫无乐趣的板报，所以有时我会反驳苑巧莲，她就拉长声调说：“啊——呀，连你也不听话了？快去！”
有天下午，苑巧莲把我叫出教室，给了我一把钥匙，“高三，我们一家回村里我妈家呀，晚上不回来了，你叫上两个同学去给我家看看门，我怕进小偷呢。我跟吴老师替你请过假了，你们下了晚自习过去，凉房里有面，瓮里有油，你们自己做面条吃。”又嘱咐我们明天早晨不要迟到。
我兴奋极了，要知道，活了这么大，我还从没在不被人管束的情况下在外过过夜。我当即跑回教室，把这一信息告诉给叶银瓶、徐健和金钱多。我们四个是死党，被同学们戏称为“四人帮”。他们三个也很高兴，终于有个合法的理由可以夜不归宿了。
晚自习一下，我们四个就跑出校园，跑到了苑巧莲家。我们先把她家参观了一遍，接着打开电视。电视在那时于我们而言，具有超乎寻常的吸引力。但我们又无心看电视，拿了盆和碗，进了凉房。叶银瓶挖面，金钱多挖油，我和徐健到处搜寻着看还有什么好吃的，最后发现了一筐土豆。金钱多满满地挖了一大碗油，纯白的油脂冒着尖，应是去年冬天炼好的油。当时是深秋时节，农村人还没吃上新鲜猪肉。叶银瓶挖了半盆白面。
做为班长的徐健开始发号施令：“高三生火，叶银瓶和面，金钱多和我溜土豆。”
炉灶旁边堆放着一堆葵花杆，葵花杆是当地做饭时的主要燃材。可能是苑巧莲家的炉灶不好用，也可能是当晚天气太好，导致烟囱的吸力太小，炉口一股一股地往出返烟，家里烟蓬雾罩的，呛得我们不停地咳嗽。徐健和金钱多抱着一堆土豆蹲在门口溜着皮，叶银瓶则在一丝不苟兢兢业业地和着面。各司其职，各得其乐。
叶银瓶忽然说：“稀了，成面糊了，咋办？”
徐健说：“掺面。”
一会儿叶银瓶又说：“面掺多了，不成形了。”
徐健说：“加水。”
一会儿叶银瓶又说：“面不够用了。”
徐健说：“去凉房里挖。”
一会叶银瓶又说：“盆里和不开了。”
徐健说：“倒在案板上。”
我们谁也没注意到叶银瓶到底是怎么和的面，当我们注意到的时候，案板上已经堆起了比面盆还要大的一坨面团，像小山丘似的，颇为壮观。不得不说，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叶银瓶对于做饭一事是一窍不通。
这么多的面，在案板上是擀不开的，我们就把面切分成两块，擀完一块再擀一块。然而还是不行，面很快把案板铺满了，可还有差不多一指厚。徐健说：“厚就厚点吃哇，当蒸饼吃。”
其实我们三个比叶银瓶好不到哪去，土豆也溜得多了，等猪油化开，加进切好的土豆时，那么大一口锅已经有半锅了，再添水进去，水面基本接近锅沿了。当我们把一指厚的面，切成一指宽的条，煮进锅里时，锅就基本满了。
等煮开了，锅里就咕嘟咕嘟地冒着粘稠的泡，像小孩子吹出来的鼻泡。这些泡越来越密，越来越大，急速攀升到锅沿。我们还没来得及采取措施，粘稠的面汤就漫了出来，像海啸似的，漫过炉台，流到地下，顺着炉口流进炉膛，发出滋滋的响声。溢过一次汤后，锅里的面就更稠了，那些泡也小了，吹破后成了一个个的小孔，看得人不由起一身鸡皮疙瘩，同时伴随着一股浓烈的糊味，白气变成了蓝烟。徐健喊道：“快点撤火，糊了糊了！”我手忙脚乱地把炉膛里的葵花杆抽出来，家里又弥漫起一股浓烟。
叶银瓶问：“这咋煮呀？”
徐健说：“不用煮了，熟了。”
“这才刚煮上，这么快能熟？”
“你没闻到糊味吗？都糊了，还能不熟？”
我们觉得很有道理，况且我们知道，徐健他妈很擅长烹饪，去年冬天，我们去他家吃过一次饭，饭菜那是真的香。虎妈无犬子，徐健必也得了真传，于烹饪之道应该比我们懂。
我们便各自舀了一碗面开始吃，虽然味道很怪，口感也很怪，但我们还是吃得很香。我们都吃饱了，吃撑了，金钱多才说：“熟个屁，生的，生得厉害呢，我都能吃出生面味儿！”这时我们也都吃出了生面气，土豆也没熟，本应该是沙沙的土豆，却有着萝卜的爽脆口感。金钱多骂了一句他妈的，“咱们就是生吃的命！”
不管怎么说，我们都吃饱了，不住地打着饱嗝。我正在打着饱嗝的时候，肚子开始发出咕噜噜的声响，而且疼了起来，感觉肠子拧成一团。我捂着肚子跑出去。我找不到苑巧莲家的厕所，就跑到校墙下蹲下了。刚释放完一波，就看见徐健也跑了出来。接着叶银瓶和金钱多也跑了出来。我们并排蹲在月亮下面，像四头威武的石狮子。金钱多说：“明天人们看到我们的作品时一定会说，拉屎都排着队，这一定是文化人干的。”
那晚，我们四个文化人基本上没睡觉，肚隔一会儿疼一次，我们留在校墙下的作品就不是一排了，而是好几排。但我们无暇去欣赏我们的得意之作，腹内持续的绞痛和越来越虚弱的身体已经折磨得我们筋疲力尽了。
校长家被我们折腾得不成样子，门口是一堆凌乱的土豆皮，地下散落着未燃尽的葵花杆，靠近炉灶的墙壁以及屋顶熏出一大团黑印子，溢出的汤汁凝固在炉台上，锅里还有大半锅半生不熟的面条，盆里还有一坨没擀开的生面……我们本来想着等身体好转些收拾一下的，可不知不觉天已亮了，校园里传来一阵急促的起床铃声。
第二天我把钥匙还给苑巧莲时，没敢向她说明情况，我无法想象，当她看到家里那副一片狼藉的场景时会是怎样的心情和表情，从来不骂人的她，或许也要拉长声调骂人了吧，“啊——呀，这帮兔崽子，以后可不敢让他们看门了！”
我战战兢兢地等了几天，好在苑巧莲始终没来找我的麻烦。
冬天，期末考试前两天，苑巧莲又把她家的钥匙给了我，让我去给她家看门。我又叫上叶银瓶、金钱多和徐健去，在路上我说，今天不做饭，看看电视就好了。他们说好。当我们走进苑巧莲家时，一股浓浓的香气和热气扑面而来，过去揭开锅盖一看，锅里是满满的，油渍渍的猪骨头烩酸菜。
一只名叫“马小平”的鸡
慢慢地，我们生吃的目标就从植物身上转移到了动物身上。
有一天，马锐平不知从哪里搞来几颗生鸡蛋，装在一个白布袋里。他本来计划着回到宿舍生起火来用饭盒煮熟了吃，回到宿舍后才意识到现在是秋天，还没安火炉。正在他准备去锅炉房煮时，他的跟班小弟史长存走过来，从白布袋里掏出一颗生鸡蛋，“鸡蛋生吃是大补！”说着将鸡蛋在床沿上磕开裂缝，举过头顶，双手一掐一掰，张大嘴，一股黄白相间的液体就哗啦啦地倒进自己的嘴里，吸溜了一下，咽进了肚。生冷不忌的马锐平此时吃惊地张大了嘴巴，“不是吧，这都能生吃？”
旁边的金钱多咽了一下口水说：“生鸡蛋本来挺好吃的，我就爱吃。”
有人附和：“是啊是啊，生鸡蛋越吃越想吃。”
马锐平从布袋里拿出一颗鸡蛋，递给金钱多。
“你吃我看。”
“好，我吃你看。”
金钱多接过鸡蛋，学着史长存那样，在床沿上磕开缝，举起来，仰起脖子张大嘴，抠破蛋壳，连蛋清带蛋黄一口喝了下去，表情极为享受。马锐平耸动了一下喉结，又拿出一颗鸡蛋，问大家谁还吃，杨三太马上过去接过鸡蛋。他吃得更是华丽，把鸡蛋在床沿上轻轻磕破，用指甲抠开一个洞，嘴对着那个洞，一发力，吱溜一声，蛋液全部吸进了嘴里，然后把空蛋壳展示给大家看，像喝完酒的人把空酒杯展示给大家看一样，一脸的得意非凡。
马锐平又拿出一颗鸡蛋，小心翼翼地捏在手里看了一会儿，终于鼓起勇气，在床沿上磕了一下，略一犹豫，掰开蛋壳把里面的液体倒进嘴里，随即哇地吐了出来，骂道：“恶心死了，你们都是神仙，老子甘拜下风！”
但马锐平毕竟不同凡响，不会一直甘拜下风，后来他就学会了吃生鸡蛋，而且吃上了瘾。附近村民的母鸡们很给力，基本能满足他的蛋瘾。
从此以后，马锐平就不怎么热衷于组织领导大规模的偷食战役了，大概他想到，像鸡蛋这种珍稀的美味是无法供应这帮饿狼的，只能吃独食。他经常会在熄灯后溜出宿舍偷吃附近农民家的生鸡蛋。有时也会在放学后到附近的农村转悠，看见母鸡就猫着腰紧跟在后面，眼睛死死地盯着母鸡一收一鼓的肛门，慢慢地就摸索出了经验，掌握了母鸡下蛋前的征兆，往往母鸡的咯咯哒还没叫爽，它刚下的那颗热乎乎的蛋就已经进了马锐平的肚子里。
有天晚上，马锐平偷了一颗生鸡蛋回来，还没来得及吃，门外就传来了暴躁的拍门声，同时吴友为的声音在门外响起：“开门开门，快开门！”马锐平身手敏捷，三下五除二脱掉衣裤，藏好鸡蛋，哧溜一下钻进被窝里。
徐健跳下床开了门，一道手电的强光把两张铺中间的通道照得通明，接着两个男人走进来，一个自然是我们的生活指导老师吴友为，另一个我们不认识，是个四十多岁的大叔，头发乱乱的，满脸全是汗，身体一耸一耸地在喘着气，仿佛刚进行完一场马拉松长跑。吴友为咚咚地踢着床沿叫道：“起来起来，都给我起来！”
我们陆续爬起，穿着裤衩背心站在床边，排成两溜。吴友为向那个大叔说：“我用手电照着，你一个一个认！”
他的手电就从我们每个人的脸上扫过，每扫过一张脸，都要停一下，大叔便过去辨认一番，然后摇摇头，说声“不是”，再去辨认下一张脸。大叔走到我面前时，看了我好大一会儿，看得我心惊肉跳，天生胆小的我就不由自主地有些身体发抖。我真的担心他会把我错认为是偷蛋贼，那样的话，我要么举报不可一世且善于打击报复的马锐平，要么被河中第一高手吴友为惨无人道地屈打成招，成为河中有史以来第一个偷蛋贼。
“高三，是不是你偷的？”吴友为看出了我的异常。
“不不不是我偷的。”没做贼也心虚的我说话有些不连贯。
“不是你偷的你抖什么？”
“不不不是我偷的我不抖怕什么？”
噗嗤一声，有人笑了。
吴友为吼道：“不准笑！”
大家便恢复了严肃。终于，大叔走开了，又去辨认别人了。辨认完这边一排，又去辨认那一排，最后一个是马锐平，手电的强光就照在他的脸上，他眯着惺忪的睡眼咂着嘴问：“吴老师这是咋了？”
“少废话，乖乖地站着！”
大叔在马锐平身上停留的时间最长，从上到下看了好多遍，还凑近马锐平的嘴边闻了一阵。我倒希望他能认出马锐平，然而他很不给力，最后还是摇了摇头说不是。吴友为说：“你看仔细了，这个宿舍的人是最不老实的。”
“看仔细了，不是他。”
“那我们再去下一个宿舍。”
“快算了，大半夜的，”大叔显得有些不好意思，“因为一颗鸡蛋把娃娃们折腾起来不合适。”
吴友为说：“你不用操这个心，你只管认就是，我们学校也趁机收拾收拾这帮痞子。”
大叔说：“不认了，当时只是气，现在气消了，一颗鸡蛋也不值几个钱，主要是这颗鸡蛋正在孵儿子呢，应该一两天就出壳了，他是从落窝草鸡的肚皮底下偷走的。”
“他只偷了一颗？”
“嗯，只偷了一颗。”
吴友为板着脸想了一会儿说：“一颗也要找出来，走，我们再去下一个宿舍！”
大叔连忙摆手说：“算了算了，你这么一说，我就更不好意思了，因为一颗鸡蛋让娃娃受到学校处分，我这心里怪不忍的。”抬起手指了一圈我们，“看看他们一个个瘦的，估计都饿着呢，偷吃颗鸡蛋也不是什么大罪过。”
这时，不知是谁的肚子配合地咕噜了一声。吴友为威严的目光扫视了一圈我们，哼了一声，和大叔出去了。
马锐平后来告诉我们，他从电视上看到有些地方的人把正在孵儿子的鸡蛋煮熟了吃，俗称毛蛋，香得满嘴流油，所以他也想偷颗毛蛋到锅炉房煮熟了尝尝滋味。偷的细节他没说，我们不得而知，不过可想而知应该被农民大叔追得十分狼狈，不然他肯定要添油加醋地给我们炫耀一番的。
但马锐平最终没有尝到毛蛋的滋味，因为第二天早晨起来，那颗鸡蛋找不见了。马锐平把床铺翻了个遍，最后只找到几块蛋壳的碎片，开始他以为是史长存吃了，骂史长存禽兽不如，连生肉都吃。史长存却不承认。正在两人争执不下的时候，我们听到一阵叽叽的叫声。金钱多眼尖，指着一个地方喊道：“鸡儿子，鸡儿子——”我们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果然看到在床铺的被褥中间站着一只比鸡蛋大不了多少的小鸡，正瑟瑟发抖地望着我们，不时地发出几声叽叽叫。我们都惊呆了。
那只鸡蛋在马锐平的被窝里完成了最后一天的孵化，正式成为一只拥有生命特征的鸡，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讲，那只鸡和马锐平存在着血缘关系，因此我们给它取了个名字叫马小平。后来我常想，我们当年的河蒲中学应该算是全世界最早在学生宿舍里饲养宠物的学校，能够申请吉尼斯记录了。
马锐平不知从哪里捡来一只搪瓷盘子，做为马小平的食器。我们把馒头搓成碎渣，把稀粥里的米粒捞出来，放进搪瓷盘里，马小平的胃口显然比我们要好得多，一点也不挑食，吃得精神抖擞。
马锐平得意地说：“这回吃鸡蛋不用去偷了，老子自产自销！”
史长存流着口水说：“还是炖肉香。”
马锐平恐吓道：“你要敢吃它的肉，老子就敢吃你的肉！”
马小平长到拳头那么大时，就很活泼了，胖胖的小身体左摇右摆，颤颤巍巍的，像个小脚老太太。我们不在宿舍的时候，马小平便在外面四处云游，觅食，晒大阳。我们回到宿舍，站在门口叫一声“马小平”，它就从某个角落振着翅膀跑出来，欢快地跑进宿舍，吃我们为它预备好的美餐。
我们用木棍在床底下搭了个鸡架，供马小平晚上休息，它早已对我们没有了戒心，和我们和平共处其乐融融。唯一觉得麻烦的是，值日生需要天天清理床下的鸡粪，否则宿舍里就会散发出臭味，不过那时我们学生的卫生水平比马小平强不了多少。
马小平很快长大了，它头顶鲜红的鸡冠显示出了它的性别，因此马锐平自产自销的吃鸡蛋计划泡了汤，史长存吃鸡肉的梦想倒有望实现。
放暑假时，马锐平把马小平带回了家，我们以为再也见不到它了，没想到开学时，马锐平又把它带到了学校。它越长越健壮，肉肉的，圆鼓鼓的身体，充分显示出河蒲中学的伙食水平多么适合开个养鸡场。它也越长越漂亮，白颈黑尾巴，中间是黑白相间的，羽毛干净鲜亮，头顶的鸡冠骄傲地挺着，嘴下那时时摆动着的肉裙像极了关二爷的美髯。
我们宿舍区，就像皇宫里的后宫，除了吴友为和值周老师，别的老师基本是不来的。即使是吴友为和值周老师，也只是过来转转，随便看看，或者通知我们某件事，不会逗留太长时间，所以老师们开始并没有发现养在我们宿舍里的马小平。
但马小平天天在外面疯跑，吴友为终于还是看见了它，开始没以为意，附近农户家里的鸡经常跑到我们校园里来觅食。别的宿舍的学生也看见了，开始也没以为意，也以为是从外面跑进来的鸡。学生们爱玩，尤其是女生们，看到马小平就免不了要逗逗，要抱抱，马小平不仅不怕人，还爱凑热闹，很擅长社交。它在校园里肆意横行，从这间宿舍窜到那间宿舍，谁看见了，都会搓点馒头屑喂它。我们吃不饱，马小平却从来没饿过肚子，它超常发育的身体就是证明。
那年月我们的睡眠极其好，有时起床铃也叫不醒我们，所以经常全员迟到。自从有了马小平以后，就很少迟到了。勤奋的马小平总是准时醒来，而且比起床铃早十来分钟，它跳下鸡架，容光焕发地从床下钻出来，仰起脖子喔喔喔鸣叫几声，我们基本就醒透了。
同学们慢慢地打听到马小平是我们三号宿舍养的鸡，不过他们只知道我们是给迷了路，回不了家的流浪鸡搭了一个温暖的小窝，是好人好事，是献爱心，并不知道马小平是马锐平偷来的鸡蛋孵出来的，我们宿舍的人都保守着这个秘密。
尽管如此，吴友为还是觉得不妥，宿舍里养鸡实在不成体统，他就想把马小平处理掉。可是他很为难，这不是只普通的鸡，是爱心鸡，他不能据为己有，也不能杀了吃肉，最后他就想把马小平送给那个被偷了鸡蛋的农民大叔，以此来弥补学校没能帮他抓住偷蛋贼的歉意。
那个大叔很快来到学校，眉开眼笑地抱着马小平走了。我们失魂落魄地目送马小平离开，有几个感情丰富的女生学还流了几滴眼泪。
可是过了几天，大叔又把马小平抱了回来，“这家伙什么也不吃，都快饿死了，我不要了！”当时马小平的状态很不好，无精打采的，一副病恹恹的样子。我们赶紧找来馒头，搓成碎屑，马小平看见，急忙跑过来，神气活现地吃了起来。吴友为哼了一声，“这玩意儿原来是吃熟的吃惯了，不吃生的了！
于是，马小平又回到了三号宿舍。
一起声势浩大的偷窃案件
冬天临近，学校总务张福礼拉来一拖拉机白菜，让男生们码放在菜窖里。一天晚上熄灯后，等舍友们都睡着了，我和金钱多悄悄地穿衣起床，从床下抽出一根事先削出尖头的长柳棍，蹑手蹑脚地出了宿舍，溜到菜窖顶上。菜窖顶上有两个通风孔，用砖块砌成方垛，防止雨水流进里面，像两只小烟囱。
我俩将木棍尖头的一端探进通风孔里，探到底时用力一扎，听到咔嚓一声，抽出木棍，就带出了一颗丰满圆润的新鲜白菜。我俩坐在原地分吃了这颗白菜，然后依样又“钓”出一颗，把木棍藏在校墙下的小树林里，抱着白菜溜回宿舍扔到床底下，以备明天晚上吃。
第二天吃晚饭时，我们宿舍的门被推开了，准确地说，是被踹开了，生活指导吴友为，总务杨福礼，食堂的王师傅，还有物理老师史铜钢，一起走了进来，看气势来者不善。我们都停止了吃饭。吴友为问我们：“你们谁偷窖里的白菜了？”
我吃了一惊，心想这下完了，偷瞟了一眼金钱多，见他装得很平静，我也就只能强装平静。大家面面相觑，没人说话。
吴友为提高声音又问：“谁偷白菜了？”
仍是没人回答，站在前面的，就往后退了退，以防被吴友为的河中无影脚所伤。
吴友为伸出食指，指着我们的一张张脸说：“我告诉你们，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们要是主动站出来，承认错误，这事就这么过去了。要是被我查出来，那就直接开除！”
食堂的王师傅说：“你们偷得也太狠了，对着气眼儿的地方，都偷出这么大两个坑来，他双臂展开，比划了一个大半圆，“至少把一个月吃的菜偷完了。”
我又吃了一惊，我和金钱多只偷了两颗，何至于偷出那么大的两个坑呢？我看了一眼金钱多，他的眼珠子左右瞟了瞟，示意我不要承认。
“高三，”吴友为看着我，“你是舍长，你说谁偷了？”
我战战兢兢地说：“我，我不知道。”
吴友为指着马锐平问：“是不是你？”
马锐平嚼着馒头说：“这回真不是我。”
“不是你还能有谁？”
“吴老师你看你，”马锐平嬉皮笑脸地说，“狗拉下的也是我拉下的，你说话得讲证据是不？”
“好，我给你证据！”吴友为一脚踹向马锐平。
“吴老师，咱能不能有话好好说……”马锐平后退几步站稳。
“我跟你好好说！”吴友为又一脚踹过去。
史长存噗嗤一声笑出来。
“我让你笑！”
吴友为照着史长存也来了一脚。史长存向后跌倒，整个身体窝在床和墙壁之间的角落里。吴友为说：“再笑！”
史长存挣扎着站起来，老老实实地说：“不笑了。”
这时食堂的王师傅拉开床下的一只板箱，猫着腰向里一望，发出一声惊呼：“啊呀，全在下面呢！”
吴友为、杨福礼和史铜钢一齐动手，把两边床下的板箱拉出来几只，蹲下来向床下张望。杨福礼叫道：“这群兔崽子没少偷，反天了，反天了！”
吴友为命令道：“钻进去拿出来！”
马锐平急忙钻进左边的床下，史长存急忙钻进右边的床下，两人在床下从这头爬到那头，边爬边往出扔着白菜，两边共扔出八颗白菜来。这时我才知道，想到用木棍“钓”白菜的，并非只有我和金钱多，或许别人还有其他更高明的手段。不管怎么样，我放下心来，如果床下仅有一颗白菜，老师们还好调查，比如挨个儿对我们“严刑逼供”，像我这种意志不坚定的人，很有可能老实交代作案过程。一下子找出这么多白菜，就不好一一对应了，我也不怕了，所谓法不责众。
当时我们正在吃着饭，大多数同学手里还拿着馒头，吴友为喊道：“别吃了，都给我到外面站着去！”
大家便放下手里的馒头，鱼贯走出宿舍。吴友为站在门口，看见哪个走得磨磨蹭蹭，就照着屁股踢一脚。我们全出了宿舍，吴友为他们四个跟了出来。吴友为指着宿舍前面的空地说：“都在那儿排好队站着，我不放话，就给我一直站着，站到天黑，站到明天！”
我们便到前面排队去了，吴友为他们四个又去检查其他宿舍了。接着，一号宿舍全体学生也被请到了前面的空地上来；再接着，二号和四号宿舍的人也都出来的，都站在那里。百十来号人，黑压压的一片，引来女生围观，发出阵阵嬉笑。吴友为他们却走了，不知去哪里了。天黑了下来，晚自习的铃声已经响过，女生们都去教室了，我们已经站了快一个小时，可是吴友为他们还不来。又等了一会儿，吴友为他们四个从门洞走了过来，没有了王师傅，多了个校长。校长绷着脸，一言不发，双手抱着小腹站在我们前面，像个旧时代的军阀头子。
吴友为对我们说：“你们有没有主动承认错误的？校长来了，我们商量过，对于主动承认错误的，既往不咎，马上就可以回教室上晚自习了。”
我们谁也不说话。
吴友为说：“你们别以为法不责众，这回不一样，哪怕把你们全部开除，学校也在所不惜！当然对于那些敢于承认错误，和敢于揭发不良行为的好学生，我们还是优待的。最后一次机会，有没有要说的？”
我们还是谁也不说话。
吴友为点点头：“好，有骨气！四个舍长站出来！”
我胆战心惊地走到前面去，和其他三个舍长并排站着。
吴友为说：“其他人，按宿舍排好队，绕着教室跑步，我不说话不准停！”
大家便自觉地排好队，从门洞跑到前面去了。
吴友为他们把我们四个舍长带到一间办公室，让我们并排站在当地。校长和杨福礼坐在椅子上，吴友为和史铜钢一边两个，把我们四人各踢了一脚。吴友为说：“你们现在可以说了吧，到底是谁偷了白菜？说出一个就可以走了。”
我们不说话。
吴友为厉声喝道：“说话！”
我咂了咂嘴说：“我我我不知道。”
“让你不知道！”吴友为抡圆手臂，啪啪地扇了我两个耳光。
那时我才真正体会到了眼冒金星是什么感觉，眼前短时间陷入黑暗，真的有星星在闪烁。视力恢复后，我才觉得疼痛，又麻又烫又疼。我们住校的男生大多数或重或轻都挨过吴友为的打，但我还从没挨过，这是第一次，生理上的疼痛尚能忍受，心理上的打击才是致命的，吴友为的两个耳光，把我做为好学生的优越感、荣誉感和自豪感都踹到了九宵云外。
吴友为又问一号宿舍的舍长：“你知道不？”
“我——不知道。”
“让你不知道！”同样是两个耳光
再问二号宿舍的舍长，二号宿舍的舍长说话声音都颤抖了，“我知不知道呢？”
“你问我呢！”又是两个耳光。
四号宿舍的舍长也说不知道，当然同样避免不了两个耳光。
史铜钢看着我说：“高三，你是个好学生，应该起到带头作用，在大是大非面前，不是讲义气的时候，或者你还是怕他们报复呢？”
我摇摇头说：“我真的不知道。”
史铜钢说：“这回查到带头的人，学校准备要开除几个呢，你说是不是马税平？”
我低下头，不说话。
吴友为说：“多说没用，打最见效！”
这时办公室的门推开一条缝，苑巧莲探进头来，“吴老师，你能出来一下吗？”吴友为看了一眼苑巧莲，又看了一眼校长，出去了。这时候，我倒不觉得脸上疼痛了，是觉得羞愧，感觉自己以后在苑巧莲面前都抬不起头来了。我听到外面的苑巧莲拉长声调说：“啊——呀，他有病呢，身体弱，打坏呀，打死呀，可不敢，打坏了事就闹大了……”接下来就放低了声音，我听不到了。
过了一会儿，吴友为一个人走了进来，从上到下把我打量了一遍，“你出去到旗杆底下站着，多会儿我让你走你才能走。”我走出办公室，到旗杆跟前站住。吴友为站在门口喊：“挨住旗杆，站直了，站得和旗杆一样直！”我便挺胸收腹，站得笔直，倒不像个犯了错误的学生，而像个威武的国旗护卫兵。
苑巧莲不知从什么地方走过来，悄声问我：“谁偷的？”
“我不知道。”
“你不要怕，悄悄跟我说，”苑巧莲循循善诱，“吴老师说你肯定知道。”
“苑老师，我真不知道。”
“唉，你还是怕呢，”苑巧莲叹了口气，“我就纳闷了，你们到底怕什么呢？有什么可怕的？说完悲天悯人地叹了几口气，向大门口走去了。
我站在旗杆下，望着前面灯火通明的教室，里面的女生们静静地学习着，我好希望自己也能坐在教室里学习，我没有任何时候比此时更热爱学习了。百十来号男生还在围着教室跑着步，他们边跑边嘻嘻哈哈地笑着，相互骂着，仿佛这点惩罚一点也没让他们的心情受到影响，反而更欢乐了，我好希望加入他们。我望见有两个女生走出教室，站在男生跑步经过的地方向他们询问情况。我听到有个男生说：”我们没事，跑到南面树林里就坐在地上歇半天，那四个舍长可倒霉了，挨打挨到现在还没出来，哈哈，估计要被打死了。”
我转头望了望那间办公室，透过玻璃可以看到，那三个舍长还站在当地，我反倒希望再回去，哪怕继续挨打，起码我能知道事情进行到了哪一步。我站在这里没着没落的，无比的绝望，无比的孤立和无助。我在心里不由恼恨起苑巧莲来，她总是多事，我根本不需要她的保护，真的不需要。我的需要，她永远不懂。关于挨打这事，其实真没什么，没被打地过之前总怕挨打，当真的被打过了，疼过了，觉得也就是那么回事，不过如此，敢不敢来点更猛烈的？我甚至还生出一股豪气来：老子当年也是挨过老师打的！
这起偷菜事件规模之大史无前例，四个男生宿舍无一幸免，偷出的白菜共计44颗，码在那里高高的一堆。吴友为说这事要彻查到底，校长也说要按规定办，但最终吴友为没查出个子丑寅卯来，校长也没办出个一二三四来。还是总务杨福礼最实际，请来电焊工，在菜窖的通风孔上焊了个铁篦子。学校方面召开了一场批判大会了事。
那场大会很大，比期中和期末考试后的总结大会还要大，不仅所有的老师和学生都参加了，连食堂的大师傅和看大门的李老汉也参加了。我们校长用他那声若洪钟的嗓音，发表了长达两个小时声情并茂，声色俱厉，声泪俱下的演讲。
我们校长往常演讲时，每讲完一小节，总要习惯性地停顿片刻，留给我们鼓掌的时间，我们的掌声一过，他才会进入下一话题。可是今天不同，校长讲完了第一小节，我们的掌声刚响起，校长就啪地拍案而起，“不许鼓掌，这是我们河中的耻辱，不值得鼓掌，应该唾弃！呸——”我们便听话地不再鼓掌，但没敢跟着呸。
我们校长很有幽默感，不管怎么无聊怎么枯燥的话题，经由他板着脸孔，严肃地，一本正经地，郑重其事地说出来，就有了十足的喜感。他运用他的幽默风格讲述了事件经过，关键词句还用上了文言文，惹得女生们忍俊不禁，噗嗤噗嗤地笑个不停。若在平时，我们校长会十分善解人意地等女生们笑完才继续下文，可是今天不同，女生们的笑声刚起，我们校长又啪地拍案而起，“不许笑，这是我们河中的耻辱，不值得笑，应该唾弃！呸——”女生们便憋住笑，但也没敢跟着呸。
这起偷菜事件造成最直接的恶果就是，食堂伙食进一步恶化，原本清得能洗脸的菜汤更清了。据小道消息称，因为我们偷了菜窖里的白菜，虽然收回了部分，但绝大部分还流落在民间，导致冬储物资严重不足，所以学校要从我们嘴里一点一点省出来。又据小道消息称，食堂打给女生的菜汤却变稠了，快赶上老师们的烩菜了。
最后值得一说的是，那晚我在旗杆下站到半夜，那三个舍长被吴友为他们审问到半夜，全体男生围着教室跑到半夜，回到宿舍后，一个个又累又饿，叫苦不迭。就在大家东倒西歪在床铺上哼哼唧唧的时候，马锐平和史长存却钻进了床底，咚咚咚几声响，扔出五六颗白菜。马锐平得意洋洋地夸耀着自己的丰功伟绩，他说当时吴友为让爬到床底找白菜，他担心哪个没脑子的进去全给扔出来，就给史长存使了个眼色，俩人抢先爬进去，扔出一部分，留下了一部分，藏在板箱后。马锐平说：“这就叫灯下黑。”
本已筋疲力尽的同学们纷纷跳下床，一哄而上抢白菜，每人撕片菜帮子大口大口地吃起来。我第一次挨了老师打，正在生着闷气，蜷缩在床角发呆，本没有胃口，可是肚子不争气，被他们吃菜的嚓嚓声勾引得咕噜噜地叫。我咽了口口水，终于忍无可忍，跳下床叫道：“别他妈的全吃完，给老子留点！”
大家一齐愣住了，大惑不解地望着我，想必认为我这个平时比女生还要胆小的人一定是被吴友为打得神经错乱了。马锐平哈哈一笑，“高舍长今天够意思！”拿起一颗白菜，从中间掰成两半，扔了一半过来。我接住那半颗白菜，撕了片帮子塞进嘴里，发狠地错动着牙齿，清凉的白菜在我的咀嚼之下泛出一股甜汁，滋润着我干涩的喉咙，那种舒爽之感简直妙不可言，那无疑是我此生吃过的最好吃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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