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从楼上来，小区里一对婆媳正拌着嘴，互不相让没一个省油的灯。看热闹的是看热闹，劝架的是劝架，总算是把两个炸了毛的女人隔开了互不看见。
媳妇儿狠狠地唾了口，“老不死的，你咋不去死！”
一句狠话揪起我心里的往事，说实话，我那婆婆，也是个“该死的”！
01、
在沈阳新民县，有个叫兴隆店的小镇，离小镇八里地的地方，有座村庄叫姚平房，村子里多数人家都姓姚，这也不知是哪年姚姓家族闯关东时留下来的这么一枝。
婆婆就是这一族的后人。
婆婆的爹也就是姥爷，当年娶姥姥的时候，家里不同意，姥爷执拗，最后他那当地主的爹一气之下将姥爷赶出家门，只给了很少的生活费用。姥爷用这钱在村子里买了块地皮，盖起了三间平房，进门是厨房，两面是卧室。
房子起来了，姥爷迎了姥姥进门，一个裹着小脚的没落大户人家的闺女。也有人说姥姥是城里人，是姥爷从窑子里买来的，因为姥姥进门后就没再回过娘家，也没听她提起过娘家人。
婆婆生于1945年，排行老四，上面老大是哥哥，已经十几岁了，跟着他爹做生意；老二是姐姐，寄宿在邻村上小学；老三是哥哥，那年才四岁。当时正值抗战胜利，市面上乱成一锅粥，而婆婆家正是你来我往的中间地带，头一天村子里住的是国军，第二天也许就是解放军，第三天或许就是胡子，不管谁来，领头的都要住婆婆家，因为她家是村子里最富裕户之一。
住婆婆家的大多是排连级干部，再往上的干部会住婆婆的爷爷家，他家才是村子里第一大户。
这些当兵的不仅是住，还要拿，说是都是野战军，也许明天就看不到太阳的升起了。解放军不拿国军也会拿，国军不拿胡子也会拿，所以谁都是不吃白不吃，不拿白不拿。最多的时候，一个连长半个月的时间内光顾了婆婆家五六次，也分不清他是哪儿头的人。
婆婆生下来刚刚满月，七月间的时候，婆婆的爹带着大哥去了沈阳做生意，家里就留下了婆婆的妈带着两个孩子。也不知道是因为打仗炸了河堤，还是因为下雨水涨的太厉害，黄昏前后，污浊的河水卷着一切能卷走的东西呼啸着从南面漫延过来了。
姥姥正在外间灶房里哈着腰往烧着火的大锅里贴饼子，三哥拌拌咔咔地从院子里跑了进来。
“妈，妈，院子里进水了！”孩子还小，丫丫地说不清楚。
姥姥推了门，院子里的水已经过了脚面，抬头一看，远处的庄稼像闹了鬼似的抖动着，“噼啪”乱响，姥姥吓的脸立刻就白了。反身进屋抱起老三冲了出来，爬上猪圈的土墙。
从那儿再爬上院墙，顺着墙头走到靠近房山一侧就可以上房了。猛然间想起屋里炕上的我婆婆，姥姥就把三哥搁在猪圈土墙上，“别动啊，妈去抱妹妹，千万别动！”
三哥太小，骑在猪圈的墙上瞅猪圈里的老母猪，看着它蹚着没了肚子的泥水哼哼着靠了过来还觉得好玩，一便腿儿，就从土墙上出溜到了母猪的背上。
姥姥抱着婆婆急三火四的从屋子冲出来，猪圈墙上已经没了三哥的影子，这时水已经到了腰了。
大水是两天后才完全退去，姥姥搂着婆婆在房盖上幸免于难。那场水，村子里死了几十个人，包扣四岁的三哥。姥爷是在猪圈墙根的淤泥里挖出三哥的尸体，小小的身躯，却紧闭着眼睛。
大哥跟二姐说，“这个该死的老四，就是她害死了三弟！”，他最疼这个弟弟。
后来大哥最疼的就是婆婆，他总觉得婆婆是三哥和四妹的集合体。为什么这么说呢？那年，大哥在婆婆死的时候从沈阳赶来奔丧，已是退休的两鬓发白的大哥，拉着婆婆冰冷手放声大哭，嘴里一会儿喊“四妹”一会儿又喊“三弟”。
早年的农村，谁家都是三五个孩子，男孩永远是爹妈的宝贝，女孩则是赔钱货。用一条女孩子的命换一条男孩子的命，任谁也不能这么选。
所以啊，婆婆的命是三哥换回来的，而用当时的观念来看，真正该被洪水淹死的应该是婆婆。村子里的人都这么说。
02、
婆婆上学的时候是在邻村，大约有三四里地的样子。村子里的学龄孩子虽然很多，可没有哪个家长把孩子送去上学。刚刚打跑鬼子，农村家家还是从前的老思想，上学那是有钱人家的才能享受的事儿。
48年，姚平房解放后，姥爷家被化分成了富农，因为姥爷和他爹分家的时候没给他土地，解放前姥爷一直是驾着马车倒腾粮食，从农村运苞米到沈阳，再从沈阳装了细粮（大米、白面）运到农村贩卖。这类没土地但有钱的人家，上升不到地主的类别。
但富农也不好过，批斗会姥爷也是批斗对象，不能像农民那样正常出工挣工分，生产队就让姥爷放猪，工分减半。
好在姥爷家解放的时候没被抄家，家里还有些底子，因为他大哥当时是村子里的村长，打土豪分田地的时候斗了自己的老爹，又分了姥爷家的半间房，他家住西屋，姥爷家住东屋。
等婆婆到了学龄年纪，家里的大哥和二姐已经被姥爷送到沈阳去当学徒工，他坚持要把最小的婆婆送去上学，即使家里再穷也要让孩子学点文化。姥爷走南闯北见识广，知道孩子想要有出息就得读书，这种想法绝对超前，当然不是那些农民能比的。
姥姥不愿意再把婆婆寄宿在亲戚家，就每天接送。村子之间都是公社的玉米地和高粱地，密密麻麻的连成片，跟电影《红高粱》里的一样一样的。
以前庄稼地都是不撒化肥和农药的，像什么除草灵之类的根本没有这东西，田地里的杂草就靠人工铲除。生产队夏天的时候，社员们每天拉开一排，挥舞着锄头铲除一切资本主义杂草。
可再怎么除也除不干净，田垄的深处就有好吃的"天天"，一颗颗像黄豆大小，深紫色的野果子，这大多是社员们故意留下的，好下次再到这里除草的时候甜甜嘴。
婆婆放学跟在姥姥身后边走边玩，一朵野花或一只蝴蝶都引得婆婆独自在后面玩上一小会儿，玩够了再撒丫子追前面的姥姥。
姥姥扯嗓子和婆婆闲唠嗑，“今天在学校学什么了？”
通常婆婆也扯嗓子回，“学的小九九~~一一得一，一二得二......”
而这次，姥姥等了半天后面没动静，回头一看，哪儿还有婆婆的影子！姥姥立刻慌了神，边叫着婆婆的小名“四妹”，边顺着来路往回跑。
几十米的距离里姥姥跑了几个来回，两边的青纱帐都一人多高，甭说是个孩子，就是藏上千军万马也绰绰有余。姥姥喊破了嗓子，土路两面找了个遍，婆婆就像凭空消失了一样，始终找不见。
这段地是邻村周家村的，恰好不远处一群社员在除草，听了姥姥的叫声跑过来看究竟。一听说丢了个8岁的孩子，几十个社员撒开网顺着田垄钻进了青纱帐，从这头捋到那头，可那是片上百亩的地，庄家长的又密，来回一趟还是没找到婆婆。
社员里面有生产队长，站在田埂上掐着腰，大手用力一挥，“把这片地都砍倒，这片地找不到就砍下片地！”
姥姥念叨这事儿的时候，形容那个队长当时是威风八面、正气凛然，大有小人书里英雄人物才有的英雄气概。
地里苞米刚砍了20多米的样子，有人就喊，“在这呐！找到了！”
一株野“天天”旁边，有一狗洞大小的窟窿，深有2米，婆婆大头冲下地窝在里面。
后来婆婆自己说，她追一只蝴蝶下到玉米地里，隔着一颗颗的苞米杆看到里面有棵“天天”，钻进去摘了一大捧就想往回走时，发现“天天”的后面有一只像猫的小动物盯着她。那动物看到被婆婆发现了，一头拱进了洞里。
婆婆好奇心大起，丢了手里的“天天”跟着就钻了进去，她从小就瘦，那狗洞也就她能钻进去。
婆婆被从狗洞里拽出来的时候已经昏迷，送到八里地外镇上的医院急救，才堪堪保住了小命。
她的命是捡回来，可后面却惹了一堆麻烦事儿。
邻村周家村因为砍了苞米要婆婆的村子姚平房村赔偿，算来算去要两千斤苞米。为了一个富农家的女孩，拿出两个整劳力一年的口粮，姚村死活也不干。两个村子为此结下仇，这仇恨一直延续到六七十年代，期间发生过无数次的械斗，有人还因此留下了终身残疾。每次械斗失败之后，姥爷都要被生产队拉去毒打一顿，打红了眼的村民真的很会下死手，因为周家村是大村，姚平房村十战九败。
姥爷的大哥，就是住对西屋的那个村长，对着姥爷大呼小叫，“救这么个死丫头，害了多少村民，当初咋不让她死在那个狗洞里！”
有人天生命贱，婆婆大概就是属于那种，不能给本就抬不起父母减轻负担，反倒是雪上加霜，让姥爷常年忍受着屈辱。
如果当初婆婆真的死在了狗洞里，或许更好些。
03、
甭管姥爷当时有多难吧，婆婆上学还是没被中断过，她也算争气，在临废除高考制度的之前考进了沈阳的一所师范学院，当时学的是俄语专业。
那几年虽然动荡，学校基本处于上课和不上课之间，她还算幸运，总算是拿到了毕业证，之后被分在了边城一所高中。和她一起被分来的还有一个家里极穷的男孩，他就是我后来的公公。
俩人走到一起也是无奈和必然，当时人们的业余生活实在是少的可怜，没课的俩人同寄宿在学校的宿舍，除了东游西荡就是呆在一起，家又都是沈阳西面的，一年也就过年能回去一趟，一来二去的走到了一起。
婆婆一直是很强势的女人，除了做饭和家务她啥都做的很优秀，跟现在的这些女孩有的一拼。可那时这样的女人可不是好女人，婆婆和公公也就因此隔三差五地干上一架，吃亏的当然是婆婆。最狠的一次是婆婆被公公打了个趔趄，一手拄在了窗玻璃上，细嫩的手被玻璃划了个沟壑纵横。
婆婆心里苦，就写信给她的公公（就是我公公的爹），一方面控诉丈夫对她的暴行，一方面诉苦工作现状，说了些对学生闹革命不满的话，当时正是68年。
她的那个公公，一个不认字的老农民也是够二儿的，接了儿媳妇的来信就找到村支书给读信。其实公公家里是有人认字的，他就是为了显摆，显摆他儿子和儿媳妇是城里人。
村支书开始念的还是些家长里短，可念着念着信里的内容就变了味儿，再然后村支书皱着眉头一脸严肃地不念了。
两周之后，公公就被学校隔离起来，要他交代反革命的罪行。一个刚刚工作几年的孩子，哪儿经历过这种场面，就是交代也说不出个具体内容来，只好反反复复地背诵伟人语录。批斗会一场接着一场，就差挂牌子游街了，这叫灵魂深处闹革命，势要把隐藏在骨子里的资本主义挖掘出来。随后公公被定为右派分子，正好当时“走五七”盛行，说白了就是送坏分子去农村改造，公公一家被下放到边城的西北部山区——红旗公社。安置他们地点的村子名字我没记住，听婆婆说骑车子要半天的时间才能到红旗镇，四面环山，怪石林立。
公公还算好过一点，红旗镇要他去帮忙，住宿在镇子上。
婆婆则带着两个孩子留在了村子里，住在离村子几百米远的小学校，以前那是块乱葬岗。天一黑，四外野兽嚎叫，山风呖呖嘶吼，屋里到处鬼火，一大两小被窝里抱成一团。为了驱赶害怕，婆婆养了好多家畜，天一黑都赶进屋子帮他们壮胆。
接下来的十几年中，公公还经历了回城、打山洞，一直是坎坎坷坷。
公公和他爹也因为这事儿打的不可开交，公公认为是老爹拿信去举报了亲儿子，后来他爹妈去世的时候他都没回去奔丧。发誓说，老死不相往来！
据公公的兄弟姊妹说，公公他爹则不这么认为，他觉得一切的祸根都在这个儿媳妇。如果儿媳妇是个相夫教子的女人，自然也就没了那封信，没了那封信也就没了公公的苦难。
这么一分析，公公最好的年华好像都是被婆婆耽误了，那时候不兴离婚，如果放在现在，十个男人得有十个会跟婆婆离婚。为了争执一个电视看哪个台都能离婚的年代，除了利益哪还有什么真爱。
搁现在，婆婆的这种作为会被很多当老公的掐死好多回的。
04、
婆婆被下放时在那个村子里的小学校当老师，一趟房8间教室空着5间，全校一年级到五年级总共才有不足五十名学生，可怜的二年级只有两个孩子，这可是围着那座大山四周七八座村庄唯一的一所学校。
婆婆不是因为没得学生教有抱怨吗，这回好，她一个人上五个学年的课，可劲儿教，使劲儿教，可她仍是觉得不过瘾，学生太少了。小学都是半天课，下午的时候，婆婆把大闺女托付给村子里的熟人，背着我那不满周岁的小老公挨个村子的游说。最远的村子一个来回就要走上半天的时间，婆婆就用周六的时间去，周日下午再赶回来。
冬天的时候，有一次赶回来的时间有点晚，离着学校还有两里地天就完全的黑了下来。北风夹着雪花一股劲儿地往脖子里钻，婆婆就觉得后背阵阵凉气忽紧忽慢。她停住脚步，转身去看，离着婆婆十几米的地方，几盏绿汪汪的光亮悬在离地一尺多高的位置。
狼！而且不是一只狼！
金鱼儿是从来没经历过那种被逼绝境的感觉，所以也形容不上来婆婆当时是怎样的一种绝望。她听当地的农民说过，被狼跟上千万别跑，只能是站着对视，看最后谁把谁吓倒。
显然，被吓倒的是婆婆，当其中一只狼扑过来的时候，婆婆一屁股就坐在了地上。
狼堪堪从婆婆的肩头划过，前爪却带着了婆婆后背上我的小老公，小老公正睡的香，狼爪子把他嘴唇划出一道口子。小老公一个机灵，接着撇吃拉嘴的扯着嗓门哭起来。
这下可好，那几只狼突然被小老公这一嗓子惊的完全不知所措，其中一只打了个呼哨，绿汪汪的油灯迅捷地消失在山中的丛林里。
婆婆后来听农民说，她真是命大，孤儿寡母，手里又没点火器火种，这种情况下能从狼嘴里脱险的万里挑一。
婆婆在农村的这个小学当了六年老师，学生也从五十多个孩子壮大到四百多，因为上学的孩子多了，县教育局决定在这所学校设立了初中部。
婆婆的执拗跟当年的姥爷有的一比，或许就是受姥爷的影响，她就觉得，孩子就该上学，孩子就该读书，一切违背孩子读书的事情就是错误的。
公公后来落实政策回了城，婆婆也相应地被安置在城里的一所初中当老师，后来这所中学变成了职业高中，再后来又改回了初中。
七十年代的中学生皮的很，停课闹革命的余威还烙在一些没赶上的孩子心里，老师仍旧是可以任学生发泄不满的对象，孩子们打架斗殴是家常便饭，逃课旷课更是日常功课。婆婆带的这个班也不例外，眼瞅着初三要考高中了，教室里还是没几个人。婆婆就天天晚上去家访，挨个孩子带家长的劝，挨了多少骂不说，挨打的时候都有。
三十几岁的婆婆发了狠，你不能打吗？那咱们就在学校打，但先说好，打不过我你就得来上课。一个班五十多孩子，最后只有三个孩子没被婆婆打回来。
她让邻居张木匠给做了个教鞭，说是教鞭还不恰当，应该说是教板，三公分厚，一米来长，教学时当教鞭，打学生时当武器。
金鱼儿曾亲眼看见，婆婆挥舞着教板和一个半大小子在学校操场上对打。那孩子数次想冲上来，都被婆婆横扫千军的逼着跳开，厚厚的木板敲在那孩子的脑袋上“啪啪”作响。
当时在场的除了其他老师，还有学校的书记，老头掐着腰叫好，“姚老师，给我往死里打，这些小痞子就特么欠揍！”
这场面搁现在拍段视频放到网上，不知道会有怎样的后果。反正那书记老头后来没得好果子吃，下班路上被爱打架的学生从后面用铁锤照脑袋给了十几下，活生生地给砸死了。这是真事儿，因为是下班，书记的死被定为刑事案件，跟工作单位毫无半点关联。
婆婆却不怕，对着教室里黑压压的学生叫号，“你们不是想下黑手吗？有能耐你就来！只要是你打不死我，明天你他妈的就得给我来上课，差一节课也不行！”
婆婆的那个班那年考进重点高中的有7个孩子，这也是全校5个班能上重点高中仅有的7个孩子。而婆婆班的其他孩子，也绝大部分都上了普通高中。随后的两年里，被婆婆打回来的学生也不少，但总的来说是一年比一年少了。
每年新学期一开学，被婆婆带班的孩子一脸愁容，“倒了八辈子霉了，姚老师要给咱班当班主任。”
可等考完高中，又都是婆婆班的孩子最开心，升学率一年比一年高。直到婆婆去世，这些孩子里还有很多人年年过年的时候去家里拜年。
其中一个南开毕业的学生有一次去拜年，吃饭的时候喝的多了点，他涨红着脸端着酒碗，“姚老师，你知不知道，你真的不知道啊，当年，当年你差点就被我们几个调皮捣蛋的坏小子捅死了，我们军刺都准备好了，路线也计划好了，下手地点也计划好了，甚至都埋伏好了。”
婆婆笑眯眯的问，“那你们为啥没下手呢？”
那孩子突然就哭的一塌糊涂，“老师啊老师，你真是命大啊，那天因为我旷课，你居然找我爸去了学校，下班时，我爸唯唯诺诺地陪着你一起走，一直把您送回了家！”
那些年好多孩子都叫婆婆“该死的”姚老师，可婆婆去世的时候，也是这些孩子哭的最凶。
05、
人呐，都是有追求的，特别是在有了成就之后，就会往更高层次精神层面地去渴求一把。婆婆也不能免俗，背了一辈子富农的成分的她，心里总有个疙瘩，每次填写登记表的时候，成分一栏她总是觉得低人一等，更何况由于自己的不小心，家里又多了个右派的帽子（当时刚刚摘除）。
婆婆现在是学校的主力教员，连年的优秀教师和三八红旗手，所以，婆婆就有了想靠近组织的想法。婆婆具体怎么靠近的金鱼儿不知道，金鱼儿只是看见过婆婆和公公一字一句地斟酌申请书，还有排练接受组织问话的场面。
听公公说过，婆婆从80年前后开始，每年向组织写一次申请书，而且态度是越来越强烈，直到87年婆婆去世，这种愿望和行动从未终止过。
可婆婆的每一次申请，换回来的都是失望。
那时候是个物资极其贫乏的年代，婆婆和公公的工资是一样的，都是五十几块钱。去了每月补贴给姥爷家10块钱，再每月存10块钱，一家五口人的生活也是紧紧巴巴，可这在当时算是高收入人家。没了吃穿的忧愁，婆婆就剩下精神上的忧愁了。
这种忧愁当时是用金钱冲刷不掉的，如附骨之疽深深烙在婆婆的内心。
八三年之后，各种职称评定和晋升都要通过一门外语的考试，刚开始只有一个语种就是英语。婆婆回城后自学过英语，每天跟着老式录音机一遍一遍的学，后来学校开设外语课，婆婆就是教的英语。
有几个公公的同学正好要晋升，外语却没处学去，就到家里求婆婆帮忙。这些人平时都是朋友，有了难处帮个忙自然是理所应当的事儿，婆婆就借了公公的单位的会议室，每晚用两个小时教五六个三十几岁的人。
消息不胫而走，没到两个星期，来听课的人越来越多，到最后能装50几人的会议室根本坐不下了。这一批学生大约有六十人，教了整整一个月，完全是免费的。
这还不算完，还有好多人去婆婆家请婆婆继续办班，宁可花钱也要学，也是，不跟着婆婆学也没地儿学去，那时候可不兴培训班。公公只好跟单位商量，租用办公室，免费的教学也变成了收费的，标准是每人50元，单位拿走40元，婆婆留10元辛苦费。
其实这也不少了，一个月能多收入500元，那可是一大笔的钱，这种班一共办了5期，有英语班也有俄语班。后来外面这样的补习班陆续多了起来，婆婆也就停办了。
但办班并不是婆婆的目的，婆婆对钱也不那么在乎，她在乎的是能帮她跟组织说上话的人。这些学员大多一官半职，有些甚至是处、局级干部。
有一期学员里有个公安系统的干部，应该是刑警之类的一线干部，平时枪不离身。这人已经有五十多岁了，大概是要晋升科长，赶鸭子上架地学起了外语。可他一上课就犯困，而且睡着了还打呼噜。
婆婆正讲的来劲儿，忽听下面一长一短的，不紧不慢很有节奏感。婆婆可不会惯上课睡觉的学生，扬起手把半根粉笔撇了出去。那准头没个十几年的功夫是练不出来的，粉笔不偏不倚径直飞到那刑警的脸上，弹跳着划了个弧线。
要不说那人是刑警，粉笔砸在脸上，他立刻就跳了起来，同时右手伸到后胯，拔枪、出枪，大喊一声，“不许动！举起手来！”，用时绝对不超过2秒钟。
婆婆也是被吓了一跳，以前被粉笔打的睡觉学生反应也有很强烈的，可还没遇到过拔枪的学生。婆婆张嘴结舌地立在那里，不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
正尴尬之间，第二排站起个文静的中年人，挥起手里的课本砸向那刑警，“你想睡回家睡去，这是什么地方你敢拔枪，反了天了！来人，把他枪给我下了！”
这中年的人的职务金鱼儿实在不便说，市里组织部的一位领导，当年边城地方新闻里常有他的镜头出现。
婆婆在课间休息时曾有意地接触过这位领导，攀谈过程中把自己想靠近组织却屡屡不得的苦恼委婉地表达了。
领导当时很激动，气愤地拍着胸脯，“什么什么！！！姚老师，优秀老师还入不了组织？！不像话，太不像话了！您放心，这事儿包在我身上了！”
婆婆当时激动的不得了，回家和公公商量要请那位领导一顿，可被人家宛然谢绝了。谢绝的不光是一顿饭，婆婆想进组织的事儿也似乎被拒绝了，学习班结束后几个月的时间里，婆婆天天盼日日想，可就是没盼来学校书记找自己谈话。
金鱼儿在政治和历史方面的认知，最早就来自于婆婆。那是个秋天，她愁眉苦脸地对上了初中的我和我那小老公说，“这个世界，存在着虚伪，存在着欺骗。或许美好的期许，都是童话里的故事，只有死了才能实现。”
金鱼儿当时忒小，理解不了婆婆的话，心说，“那你不成了该死的吗？！”
06、
金鱼儿的这个想法实在恶毒，而老天像是不长眼，恰恰应了这个念想。
离婆婆的中学一百米的位置还有一所中学，两个学校在市里都是有名的烂校，升学率极低，打架斗殴不断，每天放学的时间，两所学校的学生之间几乎天天发生械斗。为了整合师资，也为了创办职业高中，教育局把两所中学合并，婆婆等大部分老师被合并到了新中学。
而这时市里考高中允许除了英语之外第二外语的存在，那就是俄语，婆婆的老本行。开始学校还不想设立俄语班，可架不住婆婆的那股泼辣劲儿，学校小心翼翼地办了一个实验班。就是这个实验班，让这个烂到底的中学起死回生了。
考重点高中时，这届实验班学生的外语成绩平均高出英语班的学生20分。什么概念？俄语班进重点高中的孩子是别的英语班的一倍还多。第二年，学校的俄语班和英语班就各占了半边天，这样，还是俄语班的升学率高出英语班好多百分点。这个学校一下子变成了热门，一直延续到现在。
婆婆当了外语教研室主任，还担任着班主任，每天白天要上6节课，还有晚自习的两节课。
87年春天刚开学，婆婆像往常一样给学生上课。学生发现姚老师今天的精神状况不太好，讲一会儿就要歇上几分钟。等快要结束一节课的时候，婆婆突然就昏倒在了讲台上。
学生们七手八脚的把婆婆扶起来，有孩子去医务室喊了医生，等医生到了，婆婆已经醒了过来。量了血压，又用听诊器听了半天，医生也没弄明白咋回事儿。
“我大概是血糖低吧，吃点东西休息下就没事了。对了，我头疼，给我拿几片止疼片。”婆婆看着焦急的医生，反去安慰她。
其实，婆婆当时腹中剧痛难耐，像有一把薄薄的刀片，随着心跳一刀一刀地剌着五脏六腑，不是当事人是无法体会那种肝肠寸断的。
婆婆在一个月之内连续昏倒在讲台上三次，这之前她没跟任何人说起那种痛感，包扣我那粗心的公公。
其实也不完全赖公公，婆婆本就体瘦，金鱼儿认识她的时候，婆婆就形如枯槁，再瘦点也引起不了注意。有一次金鱼儿跟婆婆一起去洗澡，脱了衣服吓了金鱼儿一跳，婆婆的身材跟小人书里旧社会要饭的一样，胳膊腿就是皮包骨，屁股上没一点肉，两只奶子像干瘪的橘子皮啷当在胸前。
婆婆第三次昏倒在讲台后，学生们不干了，班干部直接找到校长，要求学校立刻给婆婆看病。为此，十几个俄语班的孩子还罢了一节自习课，强烈要求学校给个说法。
婆婆被送到市里医院检查，结果出来后，所有在场的人都目瞪口呆，子宫癌症晚期。院方解释说，常年的吃粉笔灰的人，得这种病的特多，职业决定了结果。
学校领导和教育局领导向医院表达了不惜一切代价挽救姚老师生命的请求，医院双手一摊，别逗了，真的什么病都能起死回生的话，我们医院就不叫医院了，那叫科幻，医生也就不叫医生了，那叫神仙。
在检查的那几天，婆婆的腹水就像决了堤一样，原来二尺一的腰一下子变成了近四尺。领导们看着心疼，又不死心，请求了市里批准，用直升机把婆婆运到了沈阳，（婆婆当时无法撑住坐几个小时的火车），送到医大请专家会诊。可结果还是一样，只是时间更准确，用当时最好的药和最好的护理，最多也就能挺到秋天。
婆婆住院期间很痛苦，腹水每天都在引流，几乎是二十四小时挂点滴来维持生命。她还要装出笑脸，面对一天几十人的看望，听着早日康复的假话。后期婆婆只能靠杜冷丁来减轻痛苦，每天差不多6到8只的剂量，已经让她陷入药物昏迷，除了我那小老公，婆婆谁也认不出来了。
婆婆是那年9月10号去世的，享年42岁。后来这个日子竟然是教师节，真他妈的很有意思。
婆婆的追悼会很隆重，包扣当时的一位副市长也参加了。过程没什么特殊的仪式，有主持的，有发言的。
我那小老公还代表了家属回忆了一下自己的妈妈，可他真丢脸，刚刚讲了没几句，就蹲在地上，脸深深埋在臂弯里，哭个稀里哗啦。
唉，其实当时金鱼儿哭的比他还厉害，因为，直到婆婆死，她也不知道金鱼儿几年后会是她的儿媳妇，也没听过金鱼儿喊她一声“妈妈”，更别提听金鱼儿骂她“该死的”了。
小老公说不下去了，主持人只好请下一位发言，那是婆婆学校的书记。
书记具体说了些什么金鱼儿没记住，只记住了其中的一句。书记满怀悲痛，语气铿锵地说，“经组织开会决定，现正重宣布，追认某某学校姚某某老师为正式某某某员！”
接下来好像是公公代替婆婆举着右拳，跟着书记宣的誓。
呵呵，真是应了金鱼儿那个猜想，婆婆就是该死，死了就能实现理想了。
顺道说一下，婆婆生病一直是瞒着姥爷和姥姥的，直到姥爷因为两年没见婆婆发火了，子女们才敢告诉已经快八十岁的老头。姥爷听了婆婆没了，不哭不闹，也不吃不喝，半个月后就撒手西归了。
07、
金鱼儿常常在梦里喊婆婆：妈~~~！
可醒来却是一片空无，这是一种遗憾，一种求而不得的遗憾。金鱼儿有时候特希望世界上真的有灵魂，那会让金鱼儿得偿所愿。
而且金鱼儿还要问问婆婆的灵魂：你吃了那么多苦，付出了那么多的爱，可换回了什么？虚无，全都是虚无，值得吗？应该吗？
那天金鱼儿路过庙里，看着墙上的壁画，里面有一句：众生皆苦，没有例外！
该死还是不该死，其实都一样，都是来受苦的人啊，没有例外。
那些口口声声称婆婆该死的人，也许等她真的死掉了才会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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