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幼年时,大约都有坐在家长自行车大梁上的经历。那一根不算粗的铁杠,委实不能算是个舒服的座位。但好在小时候,北京城没有那么大,需要忍受的路程也不过是从西直门到平安里,或者是从西直门到北师大,即使骑得再慢,不消二十多分钟半个小时也可到达。不像现在,上班上学动辄就要数十公里,足够横穿好几个四九城。
我三岁时进了二姨妈工作的幼儿园,离家不到四公里的样子。有时我坐父亲的顺风车去上学,有时二姨妈上班顺路带我,而更多的时候,则是姥爷骑着他那辆永久牌二八铁驴送我。
记忆中,我们走的总是平安大道,路很宽,人很少,街道上很安静。那时候,小小的我坐在姥爷身子与车把中间的大梁上,还不觉得硌得慌,我们祖孙间也可以一唱一和地聊天。那时我大概还不能背多少古诗,也没看过什么书,于是姥爷就教我“天坛在永定门内,地坛在安定门外,日坛在朝外,月坛在阜外”。前面两句我轻而易举地就背下来,尽管我到很大很大的时候才搞清“永定门”与“安定门”确切的地理方位;可后面的日月二坛可真是难住了我。我不知道为什么姥爷并不把“朝外”和“阜外”的全名告诉我,大概他认为除了路牌,没有人会管“朝外”叫“朝阳门外”吧。我于是长久地搞不清日坛到底在朝外还是阜外,姥爷居然也没有弄一份北京地图来为我开蒙。于是每当我坐在他的大梁上摇头晃脑驾轻就熟地背出“天坛在永定门内,地坛在安定门外”之后,就开始赌博押大小一般地猜日坛是在阜外还是朝外。最终,似乎是在上了初中以后,对月坛体育场和阜成门桥旁的万通新世界熟悉起来以后,这个多年来困扰着我的难题才终于被解开。
后来我想,这种事情要是发生在现在,我准会怀疑自己的智力或记忆力有问题,甚至会被挫败感伤了可怜的自尊心。可是想当年,姥爷从没因为我屡背屡错而责难过我半分,反而总是笑着说:“哎,不是阜外,日坛在朝外!”
后来上了小学,我就改而坐在后座上。从家里到北师大,有一个不算太高的慢上坡,我总想要下车去,因为我很怕自己太重,让姥爷太累。我可以明显感到在上坡时,他的速度会慢下来,仿佛很费力地蹬车。可每次我说要下来,他总说不用。
姥爷家中在旗,觉罗氏,有地有产,可惜幼年失母。他自称天生不爱念书,看见书便“脑壳疼”,于是总在该去学堂的时候,将装书的布兜塞到“沟眼”里藏着,自己则逍遥玩耍去。尽管如此,他总算是认了些字,背了几句三百千,还有一篇《国父遗嘱》的开头。我小时候就常听家里人用“余致力,‘革命革命’……”的段子取笑他,但他总是笑眯眯地从不着恼。
姥爷虽然没享上几天旗人老祖宗的福,可浑身上下清末旗人的做派和脾气可一点儿不少。旗人大概都是这样:虽然我们现在不如从前风光了,但是我们老祖宗厉害啊!我们爷爷辈儿的也是吃铁杆皇粮的啊!爷我什么没吃过?爷我什么没见过?现在街面儿上这点儿事儿,都是爷玩儿剩下的。姥爷虽然没有如此大放厥词,但凡是在外头听说的,在家里大家讨论的,他都能插嘴点评几句,仿佛深谙此道一般。
旗人讲究,有钱的真讲究,没钱的穷讲究。所谓:一口京腔,两句二黄,三餐饱饭,四季衣裳,这是生活富足且闲暇的象征。这四样之外,旗人大多养蛐蛐儿斗蝈蝈儿,提笼架鸟出入茶馆戏园子,每一样都玩儿得又精又深。这一点姥爷便没继承。我小时候,曾经养过几只白色的珍珠鸟,白天去幼儿园的时候便嘱托姥爷替我看管喂食。没想到,不出几天,他便在喂食之后忘了关笼门,放跑了一对雀儿。无奈,他又为我买了两只,可最终仍是一样的结局。
姥爷虽不善养鸟不善持家,在两样东西上是极精通的:一是口算,二是麻将。
坐在姥爷的车梁上那几年,他除了教我“坛”与“门”外,另一项教学任务便是口算法则了。小九九自不必说,他还向我传授了珠算口诀,我背下来之后,他就拿出仿佛珍藏了很久的算盘,还用白胶布为我标明了个十百千万的位置。可惜大约我自小便对数字缺乏兴趣,并未如他所愿学成算盘高手。
姥爷嗜麻将如命,每日午睡起来,或吃了晌午饭不午睡,就要去一个固定的牌搭子家里打麻将,晚饭即归,每日如此雷打不动。偶尔家里人都回来了,姥姥见他五点多还不回来,就会派遣我和表姐去叫他。我和表姐戏称其为“AB秘密行动”,即:将姥爷从王爷爷家叫回来。姥姥姥爷膝下无子,只有三个闺女,皆不甚喜欢麻将,好在招来的大女婿和二女婿都算是个中高手,于是轻松便能在每个周末凑上一桌。正所谓,强中自有强中手,我即便年幼,日久天长地在他们身边看,也大概明白了,姥爷的道行,可远在他们之上。姥爷码牌最快,抓完牌后不用整理排序,打牌时干净利索毫不犹豫。牌桌上大约是他唯一能够取笑姥姥的地方——掌柜的您倒是赶紧的啊!姥姥斜着眼睛瞪他,一面继续自己的选择障碍。我有时也在牌桌旁边给父亲捣乱,磨着问他这是什么那是什么,父亲十分不奈,也懒得为我讲解,可这时候姥爷就来了精神,仿佛看到了自己的技艺在第三代身上后继有人了一般,用高深的术语告诉我麻将桌上的如此这般。可惜他面前的牌摆得既无章法,讲解得又毫不系统,我终究也没能领会其精髓。
姥爷疼爱我,尽管他从来不会说出来。在那个冰棍还只有五毛的年代,每年我过生日时,他都会去最时髦的必胜客给我买一张最大的pizza回来,让我欣喜若狂。每次我跟他说学校里的事情,他都会语重心长地讲出一堆半懂不懂的道理,让我铭记于心。我虽不能用逻辑将这些道理与例子联系起来,却深信老人说出的道理,就好像“革命革命”对人类影响深远一样。
现如今,北京城已没有了旗人的风光,更没了城门,这哪儿是门内,哪儿在门外,大家都已分不清楚。每当我在小伙伴们面前娓娓道出城门和某坛的位置时,总会想起坐在姥爷自行车大梁上的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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