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需要处理好碎片与整体、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整体研究需要建立在扎实的碎片研究之上,普遍性的规律与事物本质是通过众多特殊性个案与事物表象进行归纳演绎而成的。同时,碎片、表象与特殊性也是寓于整体、本质与普遍性之中。

二、史学碎片化产生的内在理路与外在因素
史学碎片化的产生,归根结底还是由于史学工作者没有自觉地运用唯物史观与辩证思维来从事学术研究工作。除了治史者自身的因素外,内在的历史学科发展路径与外在的社会变迁因素也都为史学碎片化的产生提供了契机。现将史学碎片化产生的内在学术理路与外在社会因素作一归纳总结,以期深化对史学碎片化的认识。

(一)内在的学术路径变化
回顾史学碎片化产生的内在学术脉络,我们可以从国外与国内两条路径找到其源头。首先从国外来看,自上世纪70年代以后,后现代主义与反实证主义史学在西方兴起。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核心就是去中心化、去真实性、去主体性,后现代主义者的任务就是解构一切,将宏大的历史事实与事物规律解构得七零八碎。
波普尔就明确提出根本不存在什么“总体论意义上的”或“关于社会状态的”历史学,他认为目前的史学研究只是所谓的“零碎技术学”“零碎修补学”“零碎社会技术学”等。更有甚者追求杂乱无章、没有中心目标的研究计划,他们不仅将研究对象割裂开来,还将一项项学术研究成果也完全孤立起来。如安克施密特指出:“在后现代主义的历史观范围内,目标不再是整合、综合和总体性,而是那些历史片段成为注意的中心。”

再从国内的学术界来看,随着上世纪八十年代社会史研究的复兴,历史学界发生了深刻的变革。新兴的社会史不仅扩大了史学工作者的研究资料与对象,还为研究者提供了耳目一新的视野与方法。新兴社会史的出现的确推动了历史研究的深入发展,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与风险。
社会史的复兴与繁盛肇始于它的研究对象、研究资料、研究视野、研究方法,而社会史研究产生的问题也同样与其研究的对象、资料、视野、方法相关。新时期社会史的兴盛与问题是相互依存、相互联结的,并在一定条件下会相互转化、物极必反。

社会史研究对象虽然得到了极大的拓宽,下层民众与区域社会也前所未有地被学者们重视了起来。人们再也不只是关注并研究政治、制度与精英,诸如“历史是帝王将相的家谱”“历史是伟人的传记”“历史是社会精英的记述”等观点也彻底地被人们所抛弃。
但这并不意味着研究者就可以孤立、断裂地研究下层民众与区域社会,更不意味着相关学者就可以自说自话、封闭自守。再加上社会史研究对象一旦精深细化以后,不少青年学生乃至学者感慨重要的课题已被“各大山头”所占据,自己研究的对象只能是更小更细的区域与民众。如此以来,难免带来了严重的碎片化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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