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做学问，总有一至高追求。而这至高追求，各家各派称呼又有所不同，孔孟称其为“天”，墨子也称为“天”，老子称其为“道”，庄子称为“自然”，《易经》称为“气”，阴阳家又称为“阴阳”，“五行”，魏晋王弼称为“无”，宋周敦颐称其“无极太极”，二程、朱熹称“天理”，王阳明称“良知”。
我们姑且称其为天道吧。对于天道是什么？如何上达与天道，各家的认识也不相同。而由此，就可简述中国历代思想的变化。
我们先来看孔子是怎么讲的。
孔子说：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
孔子明确告诉大家下学的目的是要上达天道。而且孔子说自己是“五十知天命”。
但是孔子基本不讲关于天道的问题。这跟其余人有非常大的区别。
子贡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之，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
这里的文章，便是礼乐制度，也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具体项目。
孔子最务实，整本《论语》主要讲下学之事，“学而时习之”主要在学和习上下功夫。
孔子对于上达很少讲，很少讲天道。“也就是“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五十知天命”等寥寥几句。而且也只是告诉学生要上达，没有讲具体的天道问题。
至于原因，应该是人是有认知差距的，当水平差太远的时候，去讨论高级的东西其实是会出问题的。
孔子曾说：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
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认清自己目前能力认知所在的层次，不要好高骛远，这样才是智慧的体现。天道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都是太高级的东西，根本研究不出什么来，所谓的研究其实都是猜测，而这些猜测都会影响你。最好的方法就是“学而时习之”，通过学习不断提高自己，每提高一个境界都有新的认识，但是同时告诉自己这不是最终的真理，这只是下学之事，上面还有更广博精妙的在等着我们。然后就会继续学习提升自己的认识。再到新的境界。这样才不会被限制住，这样才是最好的学习状态。所以孔子说自己
“十有五而至于学，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
但这不是最终的啊，后面还有
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还是在不断进步的。
《论语》中还有一句话“天道远，人道迩”
这是孔子之前郑国子产所说的，孔子应该是认同这句话的，讲给学生，论语中有所记录。
世人更多高看自己，大家都不认为自己是中下之人，总想讨论上达之道。甚至有小人之心臆测孔子藏私，不肯传真正的学问。所以自孔子之后的两千年，各家学派主要争论的就是何为天道。而产生的问题也在这里。
孟子就开始讲天道，孟子的天道是性善。孟子七篇中讲身心，讲义理，我们可认为孟子所讲是承袭孔子，而且讲的格外详尽，更加细致。但是孟子讲学，也只偏重在此。所以他门下弟子，就没有四科之教。而论及为邦治国之处，也只是大概了。我们现在经常孔孟并称，这其实是宋朝之后的事情。在汉唐之际，孔子是与文王周公并称圣人，而孟子只是诸子之一。
孟子的学生问他：“周室班爵禄，如之何？”孟子答道：“其详不可得闻。”
这和孔子能讲夏礼，殷礼，三代之礼皆通。是不一样的。这就是孔孟之间非常大的不同之处。因此，孔子去世后，他的弟子们为诸侯所争相取用，哪怕再传弟子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等人，也是特别受当时君主欢迎。而且各干出一番大事业。而孟子的弟子，皆不能在实际治国方面有所表现。这当然跟时局有关，但是也能反映出孔子与孟子讲学的不同之处。
与孟子同时代影响非常大的还有荀子，荀子著书极其重视“礼”，也就是讲究富国强兵的具体方法。孟子和荀子可以说各继承了孔子之学的一个方面。荀子的弟子在实际事物上就多有表现了，比如最著名的韩非和李斯。
韩非和李斯后来转入法家，他们的问题在于一点没有了更高一层学问追求。法家对于上达是完全抛弃了的，或者说，法家上达最终的目标就是法。（类比于现在，法家就是只讲管理学的，使命愿景企业文化之类不在他们考虑范围之内。）法家过于势利，纵横家也是同样的问题。
到了汉代，汉儒主要是继承了荀子的学问，所以汉儒做学问主要是“通经致用”，也就是学习经学是为了治国平天下。汉代政治之功，汉儒功不可没。
但除了致用于实际事物之外。汉儒在天道方面也想有所表现。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董仲舒，董仲舒吸收阴阳家的学说，写天人感应篇，也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人都听说过的，阴阳五行。对于这一派学者而言，天道就是阴阳五行。用天道指导人道，因此这时候的各种制度，小到穿衣说话，大到皇帝更换，都是由阴阳五行学说来做指导。
汉代经学的问题在于，第一，对于孔子所讲的治国平天下的道理，过于强调了。缺少了孟子那一面所偏重的心性义理。也就是缺少精神境界的追求，过于重视物质世界。
第二，以阴阳五行为天道，限定了自己的高度。在这里，我们不讨论阴阳五行之说是否真的有用，但我们可以说，阴阳五行之说就算真的正确，也只是在一定层次一定条件下正确。肯定不是最高的道，用阴阳五行代天道的后果就是确定了上限，无法继续发展，这是一条死路。
因此引起一些人反对，这些学者选择了西方传来的佛家与本土的道家来作为精神依托。这就是魏晋玄学。当然这也跟时局有关，魏晋时期，天下混乱，所学无地方施展。大家就只好转入清谈，谈玄论道，不做实事。
此种风气一直延伸到唐代，唐代韩愈，认为此种学风于国家无益。精神追求应该有，但不应该只是佛道两家那种避世出世的态度。因此韩愈提倡师道，推尊孟子，他说“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至孟轲之死而不得其传。韩愈认为修养心性的一套应当从孟子那边去学。与韩愈同时代的李翰，提出《中庸》一书，认为关于心性修养方面，中庸的理论高于佛家。
此后韩愈，李翰学说到了宋代才产生大的影响，范仲淹是宋儒中第一个开新风气的。范仲淹是大政治家，经常说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后来范仲淹带兵去西安，碰见青年时期张载张横渠，张载是关中本地人，写了数万字的兵书，讲关中军事地理，以此书向范仲淹请教，毛遂自荐。
结果范仲淹告诉他说：“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用兵？”
于是送了张载一本《中庸》，张载后来也有所成就，有所领悟。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四句话流传至今。
欧阳修欣赏王安石，希望他能成为韩愈一般的人才，结果王安石说要直接做孟子。从此可看出儒风之转变。
到二程，程颐程颢兄弟，正式提出四书之说，大力表彰孟子书中义理。四书代替五经成最重要书籍。大体上说，汉唐经学家基本只看重孔子，对于孟子并不是特别重视。到南宋朱熹，陆象山，正式确立孟子地位。
宋代儒学虽说继承孟子之学，但其实也有差别。差别也在于对天道的解释不同。周敦颐引河图洛书《易传》解天道，称其为“太极无极”（就是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等等），至二程提出天理二字，朱熹发扬光大。因此宋代儒学被称为理学。宋儒认为天道就是理，而理蕴含在万事万物中。因此要在每一件小事上下功夫，去提高自己的心性修养。
在每一件事情上下功夫，提高自己的心性修养本来也挺好，但宋代理学的问题，在于后来变成了只在小事上下功夫，所谓的格物，要格尽一物再格一物，这就有失偏驳了。整天陷于鸡毛蒜皮的小事之中。
让我想到孔子告诫子夏：“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宋儒后来就有小人儒之嫌。
宋儒把孟子的心性之道，推向了更加极端的一面。忽略了治国平天下的追求。也因此，宋朝经济文化迅速发展，而在文治武功方面比之两汉，始终有所不足，而南宋比之北宋文治差距更大，思想文化所致。
宋代理学的第二个问题，同汉代经学类似。开始就把天道给定了，也就是把自己这一脉学问的最终高度定死了，那它往上发展不上去，就只能往细枝末节走。最终还是死路。
朱熹一生用功甚勤，据说临死之际尚在注书。观朱子晚年著作，对于之前很多观点已不太认同，可惜终被天理之说所限定，只是在一些细节处做弥补调停。并没有超越天理之说。甚为可惜。
到了明代，王阳明感于程朱理学的路越走越窄，格尽万物终不可得。于是采用陆象山的学说，加以发挥而成“心学”，心学其实与理学一脉相承，区别在于心学的天理不在万事万物上了，只在心上。因此心学的天道就是“良知”，上达的最终目的就是“致良知”。
王阳明的心学，解决了程朱理学格万物的问题，在此方面我认为其更接近孟子本意。心性修养就在心上寻求，不必于每个外物都寻给理出来。
另外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说
“只从下学里用功，自然就能上达去，不必别寻个上达的功夫”
这一点应该比较符合孔子本意，无需整天谈论天道。功夫不到，越想越乱。功夫到了哪一层，自然也就明白了那一层的道。
阳明心学的问题在于，它依旧属于理学，只是孟子的心性之道，忽略了治国平天下这一边的事情。因此心学诸末学之流依旧陷于空疏。导致晚明与魏晋，两宋并无太大差别。明末清初，顾亭林（顾炎武）、王船山（王夫之）、黄梨洲（黄宗羲）等大儒，痛定思痛，又有了从理学反向经学的号召。
可惜清朝因时代原因，思想受压迫空前严重，并无什么有所作为的人物，到了近代更是如此。
综上所述，孔子之学，孟子荀子各得一半，汉唐偏于荀学，重治平之道。宋以后偏于孟学，重心性之道，皆有所偏颇。
对于当代，习近平主席做法就很好。参看最近几次的会议讲话。一方面强调科学技术是国之重器，科技是这个时代治平之道中非常重要的。另一方面也强调精神文明建设，文化建设，教育改革也是不断进行。这就是治平之道与心性之道皆备，二者缺一不可。习主席不断强调传统文化的重要性。要求政界，教育界都必须学习传统文化。想必也就是想让大家真正的认识到这一点。
我们今天的教育，尤其我们做国学教育的，尤其应当注意这一点，我们很多做国学教育的，都是脱离社会，这是很不对的。我们要了解真正的传统文化，学习真正的孔子，六艺皆备，四科皆通。不要再只学一边了。 沉下心来，做到真正的下学而上达。
补充说明：
认知程度不够，非要研究，就出问题了。
比如有个小故事，一个孩子在出国之前，家长请了位大学教授到家里来，教授来了之后给孩子说，出去之后上课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多玩多看。孩子当时就迷茫了。认知差太远是没法交流的。但是我们大部分人的问题是觉得自己认知是够的，做不到不知为不知。都是显示自以为知道，属于迷信状态。比如，现在大家都重视健康，各种专家学说层出不穷，好多人都能说几条健康知识，但是我们知道的那些都是道听途说的，我们其实不是真的知道其原理。所以与其夸夸其谈那些，不如做好最基本的事情。比如坚持早睡早起，坚持按时吃饭。甚至哪怕不知道为什么会好，只要坚持去做。那你的身体也比那些整天口头上这个养生那个保健的要好的多。当然在做好的基础上，我在不断学习，逐渐提升自己认知，这样效果更好。比一上来就讲这保健那养生的理论要好的多。
又比关于鬼神，有的人言之灼灼的没有，还鄙视那些相信的人。好像自己掌握真理一样。但其实，我们目前根本无法证实没有。所以所谓的相信没有，其实都是迷信，迷迷糊糊的相信就是没有。根本不是真的知道。
所以“子不语怪、力、乱、神。”这种态度就诚恳的多。
又比如汉儒讲五行，宋儒讲天理。他们总是太心急，想把终极问题先解决了，再以此来规定行为。所以他们的学问都是死板的。先把高度给定了，那就没什么可发展的了。就算是有道理的，那也只能发展到这个道理为止，继续发展不下去了。如果是没道理的，那出的问题更大了。
墨家道家皆言天，墨家类似苦行僧，而道家又过于超脱，根本不适合众人。纵横家和法家的问题是只是下学，也没什么发展，根本不考虑上达的事。孔子的儒家是虽入世，但是还保留一条通天之路。这才是可以不断发展不断进步的，从十又五而志于学，五十而知天命，这是到头了吗？没有，还有六十七十。不言天道，但是告知自己有天道，有更高的追求。这样才能不断进步。做好人道，每学一些，进步一些。告诉自己上面还有可追求的境界。
汉儒的问题是直接定了上限，阴阳五行。宋代周敦颐太极无极。也是类似。
程朱的问题在于认为万事中皆有理，比如端茶倒水，我们可以说端茶倒水不只是端茶倒水，里面可以蕴含着一些精神，一些道理。但是不能说仅仅端茶倒水就能展现人生真谛了，宇宙真理了。颜回一箪食一瓢饮亦乐，只是心性修为比较高，不以箪食瓢饮为苦，但是也是要学习的，学习提升之乐。也不是说一箪食一瓢饮就够了，其余啥也不用干了，这就能体现我的大道了，我很快乐，这就是我人生全部了。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王阳明解决了理学的部分问题。用知行合一统一了下学和上达。类似于我们现在所说的但问耕耘，莫问收获。他的问题在于下学的广度太窄，只是心而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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