骨瘦如柴

二零一八年的大年初二，是我最后一次见到那个骨瘦如柴的女人。大约是在晚上的七点来钟，还沉浸在新年喜悦中的钢城到处都散发着炮仗爆炸和多巴胺的气味。我和三两个朋友在家吃饱饭后就按照惯例来到街上闲逛，因为在这样的日子里酒吧是很晚才开的，街上的其它店铺也大多是关着门的，所以也让闲散的人才有了闲散的事情可做。

我们几个朋友蹲在酒吧门口，叼着烟，一副吊儿郎当的模样，等待着那间会使我们更无聊的酒吧开门。正是冬天较冷的时候，虽然钢城不易下雪但我想那也只是因为空气缺水的缘故，天空是阴阴沉沉的，烟花爆竹燃放后的废气，厂区大烟囱里升起的毒气，让新年的钢城显得抑郁。于是我想起了一首古人的打油诗：夜来北风寒，老天大吐痰。一轮红日出，便是止痰丸。这首诗是从小波先生那里看来的，觉得很形象也很有趣。我们几人时不时的讲两句话，时不时的抖擞一下身子，总体上沉默的抽烟等待。就在我们都快要等了睡着的时候，终于发生了一件偶然的事情打破了我们抑郁的沉默，我们遇上了那个骨瘦如柴的女人。

阴冷的天，干燥的空气，并不干净的街道，黑色的酒吧门前，一个身形单薄得好像一根火柴棍的女人往我们这个方向走来了。她染着一头黄色的头发，颜色已经半掉，露出些黑色又剩着些白色；脸上的妆容浓得过分，像是把酱油和芥末直接涂在了脸上，凸显出她的颧骨就像驼峰一样耸立，牙齿也往外凸出就像口腔里被点了根炮仗；身上裹着一件绿色的羽绒服，该羽绒服看样子已经是件古董，已经有了多处的破洞且到处都是机油似的黑色;下身，她只穿着一天夏天的短裤，光着大腿，两条牙签粗细的大腿在寒风中冻得通红又发紫，脚上穿着一双棕色的雪地靴，但左脚的后跟处已经没了鞋底。她正从街道的另一侧向我们走来，一步脚跟先着地下一步就脚尖先着地。我们几个好像忘了嘴里叼着的烟，也不往里吸，眼睛呆呆地盯着那个女人朝我们走来。这样的感觉让我想起王家卫《重庆森林》里的那种慢门拍摄，人好像着了鬼压床的魔道，心脏跳得厉害四肢却无法动弹。

“有钱吗？”她走到了我们面前，深凹的眼眶框住了我们的身形，一只鹰爪样的手向上摊开伸到了我们面前，仿佛是让我们帮她看手相一样。

“有一些。”我肯定是着了魔道了，不然肯定不会这么回答。

她手指弯了弯示意我们交出钱来。

"现金只有这些。"我掏出口袋里的现金递给她。

“不用这么多。”她从我的手机抽走了一张蓝色的人民币，转身就走，两步之后又回过头来问，“有烟吗？”，于是我又递烟给她，她点着香烟朝我示谢地笑了笑，就真的走了。从那以后，我再没见过这个女人。

半个小时之后，我们等来了酒吧的老板。坐进了酒吧里，稍微感觉暖和一些，我们几个有一句没一句的闲扯，这也给了我想入非非的机会。我依然在想着刚刚那个骨瘦如柴的女人，因为她带个我一种契科夫小说的感觉，好像钢城变成了大雪纷飞的俄国，好像我们是一群大革命前期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那样满眼的口痰和止痰丸，好像那个骨瘦如柴的女人就是一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苦难的人，好像事实也就是如此。我喝点一杯啤酒，转头，看到一个梳着油头，戴着眼镜，叼着烟斗的俄国大叔面对着我，他边咳嗽边对我说，“这事儿你得好好问问。”

在酒桌上，我询问了我几个朋友关于那个骨瘦如柴女人的事。碰巧，他们都知道那个女人，就同我一人一嘴的说了起来，我现在把故事总结一下，说与诸位。

故事开始于二十世纪末，那时候的骨瘦如柴还有名字，叫做余丽，她还没有染了头发，也没有穿着那件深绿色的羽绒服，更没有骨瘦如柴。余丽也是钢城的子女，且家庭殷实，父母都是钢城的干部。二十出头的余丽同任何年代中的年轻人一样，满眼都是对未来人生的憧憬，她拒绝了父母为她疏通好进厂工作的关系，而是选择了做一个个体户去闯闯时代的浪潮。那时候的余丽年轻且面容姣好，她待人真诚，为人善良，聪明，似乎是老天已将所有美好的东西都给予了她。余丽开始做服装生意，并凭借着自己的美丽和聪慧很快就在钢城有了自己的事业。几年之后，余丽嫁给了你个外地的商人，有了自己的女儿，在钢城有了自己的家。在近十年的时间里，余丽的生活总是令人羡慕的，家庭幸福，事业有成，事事顺利，但这样的人生，也总是容易找来嫉妒的。在女儿快上初中时，余丽的丈夫患了重病，花了许多的钱，却没有救过来，余丽就只好将女儿送去给自己的父母，自己忙着服装生意。几年之后，余丽找到了自己的第二任丈夫，那人是她生意上的朋友，人很瘦，像个日本神话里的病痨鬼。两人刚结了婚，余丽便发现病痨鬼很不正常，经常夜不归宿，无论白天黑夜总是一副精神萎靡的模样。又过了半年，余丽怀孕了，去医院一检查，染上了艾滋病。余丽漰溃了，她质问病痨鬼，指着他的鼻子便骂，没想到病痨鬼一句话没说，突然红了眼眶，鼻涕也喷了出来，开开窗户从六楼一跃而下，自由落体了。从此，余丽的生活就彻底变了模样，拒绝再跟自己的父母和女儿见面，又偷偷的自己一个人打了胎。之后的余丽就独自一人生活在每日的痛苦和煎熬之中，以前的服装生意黄了，钱也花光了，她把老房子卖了，搬到了钢城附近的一个城中村里。那房子很小，也很暗，用家徒四壁来形容正好合适。余丽将卖房子的钱存了起来，靠倒卖一些碟片旧书为生，然后静静的等待死亡，因为她就不能容许自己的事情让别人知道，即使死，也要是有尊严的。就这样，她与世隔绝的生活了几年，直到女儿考起了大学她去看了女儿一面。就那一面，让余丽彻底崩溃了——女儿已经成人，但不认她了；父亲前两年已经病死，母亲还活着，但中风了，每天躺在床上歪着嘴留着口水，人也认不清。余丽回到城中村的家里，家里爬满了老鼠，老鼠在到处下崽，崽在四处乱叫，余丽却听不见老鼠崽叫。她没吃没喝，在屋里发愣坐了一天，一天之后，她上街取了几百块钱，找了一个男人，买了注射器和毒品，回到家里，仰起脖子，伸展手臂，将毒品注射进了自己的身体，然后开始痛哭。几年后，余丽将花白的头发染成了黄色；几年后，她的眼眶开始向大脑的方向深陷；几年后，她从垃圾堆里捡来一件深绿色的羽绒服；几年后，她的裤子全烂了，就干脆剪成了短裤；几年后，她骨瘦如柴。从别人的口中，余丽知道了母亲已经死了，死的时候没人在身边，直到尸体臭了，邻居才报了警，撬开门一看，老鼠都顺着歪嘴爬进了肚子里；女儿大学毕业就离开了钢城，再也没回来过。就此，余丽开始出门上街要钱了，过去她几乎不上街来，是怕碰到亲人，现在她没了亲人，刚好之前卖房子的积蓄也都被拿去买毒品了，就开始上街要钱。但余丽要钱，从来不会威胁别人，别人给她就拿着，别人不给她就走开，绝对不问第二次，而且，她也不会多拿，只是要够烟钱或是饭钱。至于她现在是否还在吸毒，吸毒的钱又从何而来，我就不得而知了，我只知道她好像是进过戒毒所的，只是后来好像又复吸了。我还知道她在戒赌时曾经自杀，只是把刀片吞下去以后只是割伤了身体，却没有割断了命。

一个多月以后，我们几个朋友又偶然聊起了余丽。那已经是三月的钢城，天空没了阴霾，也没了炮仗爆炸的气味，太阳比较柔软，照得天是暖的，人眼前也是暖的。我从朋友口中得知了余丽已经死了，死在了快到三月的二月里，死在快到春天的冬天中，死在了走出钢城的路上，大伙说她应该要去找她的女儿。她躺在了出钢城路边的杂草堆里，人们发现她时，她还没闭眼，痴痴的望着灰蒙蒙的天，脸上盖着一层薄薄的雪。我又想起了那首打油诗：夜来北风寒，老天大吐痰。一轮红日出，便是止痰丸。

我一转头，看见契科夫他老人家抽了一口烟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