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这个暑假，十七岁的我终于弄清了自己来到这个世界的详细过程，就像经历了一次重生。如果说，十七年前，是我肉身的重生，那么，十七年后，就是我精神的重生。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着一场又一场的死亡和重生，那些旧的、丑陋的、罪恶的、腐朽的事物一个又一个地死亡，那些新的、美好的、善良的、鲜活的事物一个又一个地重生。
就像已经回归的香港和即将回归的澳门，他们在国歌奏响的那一刻，在五星红旗升起的那一刻，旧的死亡了，新的重生了；就像中国，在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的那一刻，之前是死亡，之后是重生。
父亲呢，我期待着他的重生。
八月底，我返回了校园。
这一学期，在同学丁旺的鼓励和帮助下，我尝试学说普通话，他让我对着镜子练口型，大声说出来，有含糊不清的字眼儿就去查字典，按拼音读。我承认我先天性语言细胞不全，无论怎么练，都难以把音发准，但我自信了，不怕被人取笑了。
事实上，基本上所有的同学和老师都能听懂我的方言，我的几个舍友，还有我的同桌成华，甚至学会了我的方言，偶尔嘣出几句，生硬却很特别，竟是那样的动听。于是我想，我的夹生普通话，在他们听来，大概也是别有一番风味的。
二十世纪末的中国，就像一趟晚点的列车，一路急速狂飙风驰电掣，似乎要将浪费的时光赶回来，我也不能落后，踩着节奏，跟着旋律，向前，向前，一路向前……
于是，我很快融入到同学当中了。
甚至，还有个女生喜欢我，不是普通的喜欢，是那种喜欢。她看着我一个人独坐时，就主动跑来跟我说话；看着我衣服脏，就让我把衣服送到她宿舍，她要替我洗。但我没送去，她又说，要在周五下午到我宿舍取。我逃避了，躲在录像厅里看了一下午的录像。
我逃避的原因，一是觉得她不是我所喜欢的那种类型，二是因为那个远在广州读书的沐小果。是的，她又给我回信了。就在开学后半个多月的时候，我收到了她的回信，同样是庞中华的行书体，同样是那样的简短。但比上次略长些，写满了一页，她的名字写到信纸最后一格的格外——
徐小糖同学：
你好！
让你见笑了，说好不再回信，我好像自失其言了。好吧，那我不再说类似的话了，说不定某个时候又忍不住给你回信，我岂不是很丢面子？
一开学就收到了你的信，看到邮戳日期，正好是我们放假的那一天。它在传达室呆了一个假期，上面积满了灰尘，我还以为它来自于某个遥远的时代呢。可是把灰尘掸去，它露出出了崭新的本来面目，就像这个崭新的时代一样。
你来信说你的条件很差，这没什么，我们都在向前，意识到条件差，就更应该把精力用于改变这种现状上，而不是沉溺于虚构的幻想中，你说是吗？
我虽然没在农村呆过，但我对农村人没有反感，我们吃的粮食，蔬菜，肉，哪样不是从农村来的？我爸妈过去都是农村人，我妈就是你们内蒙的，我爸是安徽的，一个在大西北，一个在大东南，跑到广东打工，才有了我。所以，我对农村是怀着感恩的。
说起我爸和我妈的爱情故事，还很传奇呢。那时，我爸在工地上绑钢筋，我妈在工地上给工人做饭，两人都是大龄青年，我爸就喜欢上了我妈，我妈却不喜欢我爸。那时工地上很多人觊觎着我妈，我爸便夜夜守在我妈的伙房外，风雨无阻。
1983年的一场大台风，席卷了整个城市，很多房子被摧毁。睡梦中的我妈被倒塌的伙房压在了废墟里，就是我爸救的我妈。在救我妈的时候，我爸的小腿肚被一根钢筋刺穿了，从脚踝斜刺到膝盖，差点锯了腿。
好在经过大夫们的不懈努力，钢筋取了出来，好歹把腿保住了。但我爸却瘸了，所以他是个残疾人。他觉得配不上我妈了，就不再奢望了，我妈却主动要嫁给他。她们就结婚了，我爸调了工种，看工地大门，我妈还在伙房做饭。
1984年的冬天，我出生了。
你说是不是很传奇呢？
就此搁笔，祝安！
——沐小果。
读罢，我立刻写起了回信——
沐小果同学：
你好！
很意外收到你的回信，很感动你爸和你妈的爱情故事，这倒和我很相似。你们一家三口是有血缘关系的，我们一家三口却没有血缘关系。是的，我把我们的关系说成了一家三口，尽管我迄今为止都没见过那个漂亮的阿姨。
我爸和那个阿姨从小青梅竹马，但在那个年代，发生了一些不可预知的事，我爸就和那个阿姨分开了（我不敢说起父亲射伤七司令的事，毕竟这在任何年代都是违法的）。我爸离家出走了，那个阿姨家也搬走了。
后来，我爸打听到那个阿姨家，就在寒冬腊月，背着半扇猪肉，冒着风雪，步行了三百多里路给她送去，走到一片沙窝里迷了路。终因体力不支倒在了雪地里，被雪埋了个严严实实。这时，他听到了我的哭声，竟然从死亡边缘挣扎回来，救了我。
我是被遗弃的，如果没有我爸，我肯定就死了。在那样风雪交加的夜晚，连成人活下去都艰难，何况是一个刚出生不久的婴儿呢？所以我爸说：“你救了我，我又救了你，这是多大的缘份啊！”
那年是1983年的冬天，这么说来，我比你大一岁。
可惜的是，我爸去了那位阿姨家时，她又搬走了，再也没回来。我爸就终身未娶。其实我爸是很有魅力的，他年轻时就有不少女孩倒追她，有个姓李的女孩等了他好几年，可是谁也取代不了那个阿姨在我爸心中的位置。
这一切的缘分，真是让我唏嘘又感动。
我和你，又何尝不是一种缘份呢？
言不尽意。祝好！
——徐小糖。
就这样，我们通过信件联系起来，一个月正好打个来回。信越写越长，但聊到彼此父母的事，却越来越短。这就像那句“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一样，我们之间有了更多新的话题，就把旧的、尽管是值得怀念的人和事慢慢遗忘了。
我在信里把我的宿舍号和传达室的电话号码告诉了她，并问她学校的电话，她没告诉我，说只限于此吧，至少暂时保持这样。
元旦前夕的12月19日至20日，又是一个沸腾的夜晚，坐在阶梯教室里的上千名学生，聚精会神地注视着对面墙上悬挂着的三台25寸大彩电。电视里正在播放着澳门回归祖国的盛况，气势滂沱的国歌再次把这群年轻的生命点燃，彻夜难熄。
我们几乎是被学生会的干部驱赶回宿舍的。回到宿舍，我们仍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仍在谈论着回归直播里的细节，这个说，那个补充，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和自豪。这时，传达室的老王在楼道里喊：
“115的徐小糖，电话！”
平时这个点宿舍楼早熄灯了，没人会在这时候打电话来。就算有人打来，老王也不会接；就算老王接，也不会去叫人，除非有特别重要的事——那就是家里出事了。这是我来呼和浩特接的第一个电话，也是我的人生当中接的第一个电话。
我却没有一点兴奋，反而有些慌乱，我往传达室走的时候，心里还在猜测着各种可能。接着又把这各种可能变成不可能。父亲年龄不大，身体一直好，不可能出什么事。况且，村里没电话，村委会也只是有个高音喇叭。高音喇叭音再高，不可能喊到五百公里以外的呼和浩特来。
那么是谁呢？
最后我想，可能是初中时的同学。
诚惶诚恐地坐在传达室的电话机旁边，拿起听筒，贴在耳朵边。传达室里的暖气很热，听筒也热热的。我却忘了说那句在脑子里设计过无数遍的“喂，你好，是我！”的礼貌用语。沉默了一会儿，是对方先开口了：
“小糖——”
是父亲的声音。
“大？”无论如何，我都没想到是父亲自己打来的电话，“你——在哪？”
“我在县里。”
“县里？你去干嘛，这半夜三更的？”我更疑惑了。
父亲哭了，声音幽咽的，说：
“你爷爷奶奶没了。”
“啊？”
我有些吃惊。爷爷奶奶尽管没给我留下一点印象，无论是从生物学角度还是从社会学角度讲，他们和我没半毛钱关系，但他们毕竟创造了父亲，这一层非血缘关系和血缘关系一样让人难以割舍，至少不能划分得一清二白。我问：
“这，咋回事呀？怎么他们能一时没了呢？”
父亲说——
不是一时，你奶奶五年前就没了，你爷爷是今年国庆节没的，我都不知道。你暑假回来说，骨肉分离了一个世纪，也没能割断那层血脉，我觉得挺有道理的。人上了年纪，有些仇恨该放就放下吧。
前几天，我回了趟老家，才听你大伯说，你奶奶五年前就没了，剩下了你爷爷一个人。你大伯还在村里。你二姑夫在铁路上上班，日子过得还不错，想把你爷爷接到县城，你爷爷死活不去，他说：
“我要等国庆回来，我要走了，他回来就没根了。”
你大伯告诉我，自从我走后，你爷爷每天傍晚都要在村口等两三个小时，一等就是三十多年。就是他没的前一天傍晚，还去村口等了……你大伯看见他身体不行了，就去劝他，他说：
“明天是国庆节，国庆肯定回来。五十年前，他就是在这一天来的。”
就差两个多月，他要能再等我两个月，我要能早去两个月，我们就能见最后一面了……
说到这里，父亲的哽咽，变成呜咽了。
我也很难过，但又不知该怎么安慰他，等他哭完，我问：“那你是去县城我二姑家了吗？”
父亲说——
嗯，你爷爷奶奶就葬在村外的红柳林里，我去给他们上完坟，就来县里了。你二姑说，那晚你爷爷可能察觉到自己不行了，就把以前我所有的东西都收拾起来，用的穿的都有，放在一个板箱里，摆在当地。意思是告诉别人，这些东西不能扔。
唉，咋说也迟了。刚才我和你二姑一家人看完了澳门回归，我心里难受得不行，但又不晓得跟谁说，我就跑到街上的小卖部给你打电话了。你以前跟我说过一次那号码，我就记住了。我不会拨号，是小卖部的人帮我拨的。我也不知道你睡没睡，没影响你休息吧？
我说：“没，我们也是刚看完电视，正兴奋着呢。”
又问：
“我爷爷奶奶多大了？”
“你爷爷死时八十一了，你奶奶七十三。”
“大，你也别难过了，再过半个月我就回家了，我和你一起给爷爷奶奶上坟去。”
那个寒假，我和父亲转了两趟车，到了父亲的故乡，那个村子叫铧子尖，形状就像耕地用的犁铧子一样，三角疙瘩。东西各有一条河，北是阴山，青蓝青蓝的；村里很多人家建起了红砖瓦房，路上也铺上了石砂，从县城到村里通着三趟班车，交通方便多了。
大伯大父亲七岁，身体还好，就是干瘦干瘦的，剃着个光头，顶出一层黑白相间的头发茬。父亲和大伯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大伯看了我一会儿，说：
“也好，给你做个伴。”
“谁说不是呢？”父亲说，“就他给我解心宽。”
大伯叹口气，说：
“再找一个哇。”
又说：
“杨三女前两年死了男人，比你小几岁，要不我给你们说说？”
父亲摆摆手，说：
“别，别，可别！”
前一天晚上，父亲盘腿坐在炕桌边，剪纸钱剪到深夜。我要帮他剪，他不让，大概怕我剪不好。一尺多厚的白麻纸，一张一张地剪，有的剜成大花，父亲说：
“这是整钞。”
有的剪成小圆，中间打个方孔，父亲说：
“这是零钱。”
还有的剪成雪花状，三角形，菱形块的，各有各的名称和用途。
剪纸钱的方法，是房后老丁教给他的，以前没剪过，他剪得不熟练，但一丝不苟，剪刀慢慢地下，眼睛专注地盯着，剪下的碎纸在空气中飘着，最后慢慢地落地，有的落在他的身上，他也不去掸一下。
那一刻，我真想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是怕把纸钱剪坏了，还是在默默祭奠着这半个世纪的岁月，抑或什么都不想。
剪到半夜，那一堆麻纸终于剪完了，父亲又拿起笔开始写信，就用剩下的一块麻纸。我想过去看他写的是什么，又觉得不妥。他说：
“得写封信，不然会被路上的饿鬼叼走。”
信写得很快，几笔挥就，我猜测可能是诸如“寄去生活费若干”之类的话，因为他给我写信，也是这么简单。写好信，用麻纸做了信封，把信装进去，又在信封上写了地址。
冬天白天短，我们到了铧子尖村时，夕阳已快沉下，把整个村庄印成一片红。我们在大伯家休息了一夜。次日一早，大伯带头，我们就扛了一张锹和一个扫把去了爷爷奶奶的墓地。那是一片红柳林，除了爷爷奶奶的墓，还有几个墓，都堆着一个土堆，有的高耸，有的坍塌，爷爷奶奶的墓则是尖尖的，下面用砖块砌了个墓口。
父亲先用扫把把墓上的杂物清扫干净，又在一旁挖来土，添到墓上。地冻三尺，实在不好挖，父亲就那么哼哧哼哧地挖着。看到他累了，我说我来，他阻止。费了半天劲，终于把墓添得差不多了，父亲便跪下来，把那些剪好的纸钱从一个大提包里拿出来。
他烧得极仔细，一张一张一点一点地烧，一如剪纸时的情形，表情沉静，或者说没有表情，眼睛死死地盯着那燃烧着的纸钱，发现有没燃尽就熄灭的，就用手扒拉扒拉，直到燃尽为止。我跪在父亲身边，默默地学着他做着同样的动作。直到最后一张纸烧完，我问：
“大，你不跟爷爷奶奶说点什么？”
父亲本来正要站起，听到这话，看了我一眼，似乎觉得我说得有理，便重新跪好，双手托在地上，把头磕到泥土上，说：
“大，妈，对不起，请原谅。”
他的声音很低，我跪在他身边勉强听到，不知爷爷奶奶听到没。他说完，便站了起来，我也站了起来。大伯却一直没跪，在我们烧纸的时候，他站在旁边看着。这时，他说：
“国庆，其实，我想，大大并不需要你的道歉，而是需要你接受他的道歉。”
父亲看看大伯，没说话，若有所思。
父亲的故事结束了，他的爱情，他的恩怨，到此为止了。春节前，我又陪父亲给爷爷奶奶上了一次坟。父亲变老了，像泄了气的皮球，有点向老年迈进的趋势。或许他一直在拒绝着这种趋势，而现在终于明白，他拒绝不了。
我的心思渐渐从父亲身上转移到千里之外那个叫沐小果的女孩身上。直到目前，我和她只是单纯的笔友，没见过面，彼此连声音也没听到过。即使在信里，也没说什么过火的话，无非就是我把对她的称呼从“沐小果同学”改成“沐小果”进而改成“小果”，她把对我的称呼从“徐小糖同学”改成“徐小糖”进而改成“小糖”，但我却体会到了一种思念的滋味。
腊月无事，我便伏在柜顶上给沐小果写信，到年底，父亲骑着摩托车，我骑在后座，到乡里办年货时，把信寄了出去。我当然不知道她的家庭地址，只能把信寄到她的学校去。我想，当她一进校门，就能看到我的信，那心情一定是美妙的。在寄信的时候，父亲瞟了一眼信封，从邮局出来，他问我：
“那是谁？”
“笔友，”我没隐瞒，“没见过面的，只是写信。”
父亲哦了一声，不晓得他明不明白笔友的意思，站下来，问：
“她咋那么远？”
我说：
“嗯，笔友嘛，就是天南海北的。”
父亲说：
“还是近些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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