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这个学期，我过得还算充实。说充实，就是不无聊而已。语言的差异——我至今没学会普通话，可见我初中的老师对我的影响根深蒂固——让我感觉和同学们总是有一条鸿沟。所以课余时间，我基本都是用来写信。开始只给父亲写，事无巨细地照搬我的生活，或者从头至尾复述某部电影的情节，加上一些评价和感悟，酸溜溜的，文绉绉的。我自己都觉得可笑，我甚至怀疑父亲会不会有耐性全部读完。同桌成华说：
“你既然这么爱写信，干嘛不交个笔友？”
又说：
“我交过两个，都嫌我信写的少，把我踹了。”
学校的图书馆能借到各种杂志，比如《读者》、《知音》、《青年文摘》之类。有些杂志的每页下面，有交友信息，留着通讯地址。
别笑话，那时交笔友也是种时尚，当然是非主流的那种时尚。
天南海北的人，连面都没见过，就能聊得忘乎所以，有点像现在的网络聊天。所以我想，任何时代，人都有一种向陌生人敞开心扉的欲望。
所不同的是，现在的网络聊天，都偏向于找附近人，可能有某种实际的意图，我不得而知；而那时交笔友，却往往喜欢往遥远的地方发展，似乎越遥远越有吸引力。一个城市的两个人互为笔友，是不可理解的。
我是大西北的，所以就看东南方的交友信息。那时没有四通一达的快递，只有邮政，贴上八毛钱的邮票就能让书信飞往全国各地——好像距离不同邮资也有差别，所以当时人们经常会收到一些盖着“邮资不足”印章的退信，就需要再贴一张邮票重新投递——速度是不敢恭维的，不过你拿八毛钱的的价格让人家提供八块钱的服务，似乎也有些非分之想。
因为速度的关系，加上距离遥远，那时的笔友，一年也来往不了几封信。比如我后来的笔友沐小果，是广州的，我投一封，她收到时已是半个月后，她回一封，又是半个月，一来一往就需要一个月。一个学期，也就能写四五封信，还得充分利用好时间。所以，交笔友是需要耐性的。
在沐小果之前，我还交过两个笔友，不过来往了两封信后，人家就不理我了，原因不明，是另有新欢，还是嫌我土气，我无从追究。那两个笔友的名字，一个很洋气，叫莎莎，一个港台味十足，叫倩雯。
莎莎跟我大谈特谈小资人生，比如咖啡红酒之类；倩雯跟我大讲特讲贵族生活，什么“请安”了，“下午茶”了，而我呢，虽然也刻意虚构了一些内容，但贫穷限制了我的想像，反而更显得不伦不类，诸如“猪骨头烩酸菜配法国红酒”、“吃着披萨就着牛栏山二锅头”之类的笑话就层出不穷。
于是，她们不理我了。
受了打击，我对交笔友渐渐失去了兴趣。某次在图书室看杂志，无意发现了一则交友信息，内容本身没什么可圈可点之处，她的名字却让我眼前一亮：沐小果。于是我拿出纸笔，把她的地址抄了下来。
其实无论是“徐小糖”，还是“沐小果”，都是家长无奈于词汇匮乏信手拈来的名字，就像小明和小刚充斥了整个小学期间的应用题一样，实在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我之所以选择她，就是因为她的普通。洋气的和港台味的，我招惹不起，欣赏不了蒙娜丽莎，还是规规矩矩地看我的武松打虎吧。
另外，还有一个因素，就是糖与果，本身存在着某种契合。
于是我写了一封信给她，无非就是介绍介绍自己，什么性格开朗了，相貌出众了，爱好广泛了，追求梦想了，恬不知耻地把自己赞美得都快自恋了，事实上没一点沾边。反正知道是虚拟的，这辈子也不可能见面，没有被揭穿的风险。
信发出后，等了一个多月，没有回信，这没什么，人家既然刊出了交友信息，一天不知要拆开多少封来自五湖四海的信，不可能每封都回。主动权在人家手里，人家有钱刊登信息，就有选择权。遇到这种情况，就当是给邮政事业做贡献了，接着物色下一个目标。
可我当时不知哪根筋抽住了，又给她写了封信。这封信我是没抱任何希望的，因此我的口气十分不好，带着嘲讽和质问，你牛什么，你不就是在前沿城市吗，不就是有钱吗，凭什么不尊重别人？尊重别人就是尊重自己懂吗？……总之，没一句好话。
没想到，这封信有了回音。
放暑假了，同学们走得七零八落，我的火车票是第二天的。无所事事的我到门房和李大爷聊天，看到地上还有几封未取走的信件，就蹲下来随意地翻了翻，就看到了沐小果的回信，来自广州番禺的一所职业学校。
记得当时还是十分激动的，我拿了信回到了宿舍，坐在床边，就拆开来看。信写的不多，未满一张纸，字倒挺好看，是庞中华的行书体——
徐小糖同学：
你好！
首先我为我的不礼貌向你道歉，我之所以没回信，并不是因为我牛，也不是因为你罗列的任何一个原因。相反的，我的条件很不好，我没时间也没精力玩这种虚幻的交友游戏，当然并不是说我对你们的做法表示反感，这是两回事。
那条征友信息不是我登的，是我的舍友她要登，顺便连我的也登上了，并没征求我的同意。不信你可以再去看那本杂志，我的信息之前，就是她的信息，学校和班级一字不差。再不信你也可以写信给她，让她解释，我和她闹掰了。
我没有不尊重你，只是这学期我不堪其扰，已无力应付。不瞒你说，那些来信，我多数没看，一封也没回，你的两封我全看了。对于你的丰富的校园生活和渊博的学识，我表示羡慕，但我真没那个心情，望理解。
再次说声抱歉！
请尊重我的生活方式，不要再来信，我也不会再写第二封回信。
祝学业进步！
——沐小果。
读罢，我很失望，除了失望还有一种特别不舒服的感觉，就像是做了一件自以为得意的事被对方看穿了不良企图。但她的信写得不卑不亢，该解释的解释了，该道歉的道歉了，我也没理由再回一封信和她争辩。
但我还是决定再写一封，理由很简单，做为她这封信的回信。
我去了教室，翻出桌洞里已经收拾起的信纸和笔，就开始奋笔疾书。我脑子装的词汇不多，但都派上了用场。我围绕着虚拟交友的话题展开了深入浅出的论述，列举了古今中外各种相似的例子，其意是想向她说明，虚拟交友，不是心理空虚，不是人格变态，反而是一种向未知世界探索的精神。
这封信写了七八页，用了整整一个下午。
可是写完重读了一遍，又觉得满纸虚伪之言，散发着一股酸腐的味道，让人不时地起鸡皮疙瘩。拿起笔改了又改，也没达到沐小果那种不卑不亢的效果。于是我放弃了，把七八页信纸揉成团，扔进了纸篓。
但又不甘，又写了一封更短的信——
沐小果同学：
你好！
感谢你的回信，同时为我上封信的刻薄言辞向你道歉。其实对于虚拟交友，我也持怀疑态度，只是同学们这么做，我也跟着凑凑热闹。我的上上封信写的内容全是捏造的，我的条件更差，也许你想像不到。
我的家乡是一个僻远的农村，是父亲捡回来的，没妈，亲妈后妈都没有，父亲没娶亲。我在学校的情况也不如意，因为口音不同，朋友很少，学习成绩也不好。大概就是因为我在现实世界里一无是处，才从虚幻世界里寻求慰藉吧。
事实证明，寻求不到。
对你的打扰和中伤深表歉意，祝事业有成！
——徐小糖。
看了看，还算满意，就去邮局寄了出去。
这事就这样过去了，我以为。暑假期间，忙于农活，割完麦子种菜，施完肥浇水，平地修渠防洪筑坝，就我们父子两，活干得慢但有条不紊，倒比那些大户人家安明。子女多的人家，种的地也多，往往因为谁干得多谁干得少吵得鸡犬不宁，我和父亲绝没有这些纠纷。
相反的，父亲怕我累着，不时地喊我休息。我却想，横竖就是这点活，横竖就是我们俩，今天干不完，明天还在那放着；今天干完了，明天就能整铺大盖地休息，所以格外卖力。倘或正在割麦子时，有村民过来和父亲坐在地堰上抽烟聊天，他就喊：
“小糖，歇会儿！”
我说不累，接着割。他隔一会儿就喊一次，直到把我喊得歇下方止。要么，他就走过来，把我的镰刀把儿抓住，说：
“歇会儿，歇会儿，忙甚了？”
麦子割完，拉回场面，晾晒几天，碾了，攒起，扬出，入了粮仓，麦秸和麦汁码进草圈，麦地淌过，耕一遍，撒些菜籽进去，白菜，蔓菁，青萝卜……等着出苗，夏天的活就算干完了。大劲儿是在秋天，割葵花，掰玉米，刨籽瓜，淌秋水，备冬储，可那时我上学走了。
所以趁我在时，能多干点多就干点。
地里的活儿忙完，再和些泥，把院墙、屋子、粮仓的破烂处修补修补，给三胶车润润油，给骡子打打脚，就没事了。暑假过去一多半，其余的时间基本是闲着。屋里热，苍蝇多，闹得慌，我和父亲就各自搬把凳子，坐在房檐下，扇着扇子，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
我以为他和郭睛阿姨的故事讲完了，可没想到还有续集。
某个午后，我和父亲说起城里的猪肉不好吃，都是饲料催肥的，没嚼头，没油水，看着是肉，吃着像豆腐干，随意问他，咱们家为什么不养猪？从我有记忆开始，我家就没养过猪，倒没缺吃过猪肉，春天的时候，父亲就跟养猪的人家说好，冬天拿麦子、玉米换人家的猪肉，或者拿钱买。
我隐约意识到，这事应该和郭睛阿姨有关，是当年“偷粮贼”和“养猪犯”事件伤了他的心，但没想到，和我也有关。他又给我讲了一段以前不曾讲过的故事。这故事算是之前故事的后记和番外，其中涉及到我和一头猪。准确地说，是半扇猪肉。
父亲说——
我和房后老丁的关系一直挺不错，我能在七家村呆下来，多是托了老丁的帮助。那时的老丁还不老，比我大两岁。他有老婆娃娃，我光棍一条，所以他经常喊我去他家吃饭，陪他喝酒。我的酒量，就是跟他练出来的。
1983年的秋天，老丁家来了个外乡的亲戚帮他收秋。老丁叫他三红，他叫老丁姨夫，可能是远房的，老丁和三红年龄差不多。三红是牛轭弯村的，五大三粗，力气大，干活儿倒是没说的，就是脑子不灵光，糖性性的，所以三十多岁没娶上老婆。那天正好我也给老丁家帮忙，晚上老丁就让老婆弄了几个菜，我们坐下喝酒。
喝酒就免不了说话，三个大男人，难免拿女人逗乐子。我虽然不善长，但也不能扫兴，我不说女人，也不阻止他们说女人，只是听着，必要时附和一两句。说起女人，三红头头是道，仿佛见多识广，但多半是听来的，他没有经验，过过嘴瘾罢了。他们说各种各样的女人，最后连半个女人也说。甚叫半个女人，就是石女。这时三红说：
“我们村的郭睛就是个石女，长那么好看作害了。”
听到郭睛的名字，我的脑袋里顿时像炸开一个麻雷似的，差点晕倒，喝进嘴里的酒呛在喉咙上，咳嗽了半天才缓过来。我忙问：
“你说谁？”
当时我猜测，多半是重名，并非就是那个郭睛。尽管如此，听到这两个字，我还是受不了。三红说：
“郭睛呀，那长相，绝了！”
“何以见得她是个石女？”
我虽然和郭睛甚也没做过，但好到无话不谈，她什么都跟我说，包括女孩子家的那点事。据我了解，石女是不来那个的，而郭睛正常。三红说：
“她要不是石女，为甚三十多了不成家？”
“三十多？”
“嗯，应该是三十四了，属牛。”
三红说：
“她家搬来牛轭弯时她就二十多了，村里的后生都把她爱得眼里滴血，身上流脓，媒婆把她家的门踢烂，可她就是谁也看不上。晃来晃去，后生们全成了娃娃他大了，她也晃成个老姑娘。村里有人猜她是石女，她不澄清，她家里人也不澄清，你说她不是石女是甚？”
三十四，属牛，正是四九年出生的。我感到自己浑身在发抖，血液冲到了头顶，为了进一步确认，我又问：
“她家里甚情况，兄弟姐妹这些？”
老丁看了我一眼，说：
“国庆，你精明伶俐，一表人才，犯不着讨个石女做老婆，中看不中用。老李家的二女子等你好几年了，你咋就看不上人家呢？”
我没理他，说：
“三红，你说。”
三红说：
“他兄弟姐妹四个，她是老大，两个弟弟一个妹妹，都成过家了。”
又说：
“她妹妹也不逊色，人样人才都出众，就是没便宜了村里的后生。前两年深圳搞开发，她就跑去打工了，嫁了个有钱的老公，经常穿得花枝招展描眉画眼地回村里来，爱死个人。”
我又问：
“你说她家是从外村搬去的，原来在哪个村？”
“不清楚，没听说。”
虽然这点不清楚，但毫无疑问，三红说的这个郭睛就是你爷爷村的那个郭睛，不是别的郭睛。那会儿，体内的血液把我折腾得够呛了，我感到喉咙里涌上热乎乎的一团，口腔里有股浓烈的血腥味。我说不出话，就跳下炕跑出了屋。
摇摇晃晃刚出了院门，就扶着大门墩吐了出来，是血。老丁跟了出来，问我咋了？我把指头伸进喉咙捅了捅，把胃里的东西吐出来，盖住了那团血。天黑，老丁也没留意，只说：
“你的酒量不是这点哇！”
我摆摆手，示意自己不行了，就往回走。
从老丁家到咱们家，短短一百来米路，我却走得非常辛苦。我想哭，却哭不出，按理说，得知了她的消息，我应该高兴才对，但我并没觉得高兴，却是难过。要说难过，也不完全是，说不出的感觉。回到家，一头栽倒在炕上，就嚎啕大哭起来。
哭完了，酒醒了，点起煤油灯，卷了棒旱烟抽着，冷静地想着接下来的事。郭睛没成家，宁愿背着石女的名声，她在等着我。那段黑暗的日子过去了，我们终于熬到了黎明，见到了曙光。我要娶她，这是肯定的，但咋娶，我得好好考虑，我不能太委屈了她。
她家被你爷爷害得背井离乡颠沛流离，她又让我临走时骂得伤痕累累，我要赎罪，然后报答，最后再说娶的话，否则我心不安。农村有“背着半扇猪肉赎罪”的说法，虽只是一句话，并没听谁做过，但我要做，为郭睛，为自己，为我们共同遭受的那些痛苦的煎熬。
我晓得，从咱们的七家村到三红家的牛轭弯村，直线距离三百多里，已经算是外县了，没有直通的车。三红来时是从牛轭弯村坐班车到他们县，再从他们县坐班车到咱们县，再转车到咱们乡，步走二十来里就到了咱们村。
这不是我考虑的，既然是赎罪，就是步走着去。我考虑的是，半扇猪肉的问题。暮春时捉的猪崽子，现在还不到一百斤。那年月的猪长得慢，所以有“当年猪不杀”的说法。如果要等到彻底能杀的时候，还得等一年多，最后我决定，再喂几个月，今年冬天就杀。
那头猪虽然终究没逃过那一刀，但也享受得够了，我对它比对自己都当紧。吃的都是黄灿灿的玉米面，还给掺了麻油，奶油苦菜，葵花汁子从来不用；窝里垫着干燥的麦花子、胡麻柴，隔三差五就换一回；有时还端着脸盆进猪圈，用清水给它擦身子，嫌它在屎里滚，几天清理一次猪圈……
有一次它感冒了，发高烧，不吃不喝，叫来赵大夫给它打了针，还不见好，眼看要死。我整夜蹲在猪圈里看着它，摩挲它，后来想了个偏方，用剪刀在耳朵上绞了几个口子，放了点血，嘿，好了，第二天就扑腾扑腾地吃开了。
它是好了，我病了，比它严重，吃了几片药，不管用。本来想打个针，想想已经给它打过了，我就算了，费一份钱就行了。到地里干活儿，难受得不行，昏昏沉沉没精神，到渠里掬捧冰水，抹把脸，接着干活儿。
有时畜牲比人耐，有时人比畜牲耐，我和猪的身份颠倒过来，它变得娇滴滴的，我变得百毒不侵了。它后来又病了两次，我倒再没病，铁打似的。
过了冬至，一天天冷了起来，我相相那猪，估摸着也能杀个一百七八，就喊来村里人帮忙杀它。人和猪也是有感情的，我那么伺候它，倒舍不得杀了，心疼得不行。我们一帮人把猪按住，我看不下去了，就跑到菜窖口哭了一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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