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东台境内徐、蔡两姓大族因田产纠纷引发了官司。
这本来只是一件普通的经济纠纷案，但涉案的蔡家歪曲事实、挟嫌告发，将案件发酵升级，最终演变成乾隆年间最大规模的文字狱案。这就是清代四大文字狱冤案之一的“一柱楼诗”案。
一柱楼是徐述夔(kuí)的私人读书楼，他就是“一柱楼诗案”的案主。
康熙年间，徐述夔出生在栟茶（现江苏南通市如东栟茶镇）一乡绅家庭。他自小聪明好学，17岁就考中名秀才。
乾隆三年（1738年），35岁的徐述夔参加了乡试考中举人。这次中举对徐述夔来说意义重大，他一心想在仕途上有所作为，为国效力。按照当时的规定，中举的答卷必须送往京城由礼部官员校阅。
徐述夔的考试题目是《君使臣以礼》，他在答卷上写到：“礼者，君所自尽也”，这其中的“自尽”二字被礼部官员认为是对皇帝的“不敬”，有讥讽朝廷之意，因此徐述夔遭到了停考进士的惩罚。
徐述夔一心想在朝堂之上有所作为，无奈仕途之门已经向他关闭。
心灰意冷的徐述夔回到家乡，从此呆在一柱楼里，靠著书吟诗度日。
写下了《一柱楼诗》、《小题诗》、《和陶诗》、《五色石传奇》、《八洞天》等诗文和小说。
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徐述夔病故。他的儿子徐怀祖为了纪念父亲，在徐述夔的学生徐首发、沈成濯的帮助下，将父亲的遗作进行了整理，并请人刊印出版。
徐述夔是个很有才情的人，他的作品一上市就受到江浙文人的疯狂抢购，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江南的诗坛泰斗沈德潜也蹭了一下热度，亲自给徐述夔写了一篇传记。在传记中对徐述夔的人品和才学给予了高度评价，只是沈德潜并未想到，他后来会因此而遭祸。
一、一件不容小觑的田产纠纷案
徐家生活的栟茶镇还有一个姓蔡的大姓人家，徐、蔡两家一直不和，事情起源于一起田产纠纷。
蔡嘉树的堂兄蔡安树有一块八顷四十亩的田地，曾以契价银2400两售予徐怀祖，这本来就是一桩正常的买卖交易。
徐怀祖死后不久，蔡嘉树以所售田地中有祖坟为由，要求以960两赎回，徐怀祖的儿子徐食田拒绝了他的要求，于是蔡嘉树把徐食田告到了东台县衙。
蔡嘉树之所以敢这么嚣张，要求低价强赎田地，皆因他认为自己抓到了徐家的把柄。
蔡嘉树是个监生出身，肚子里有点墨水，他曾经读过徐述夔的作品。
蔡嘉树读的时候和别人不一样，他刻意挑出作品中的一些诗句文字，诬赖徐述夔的作品中有反清倾向。
蔡嘉树以此为要挟，放下狠话，要去衙门举报徐家。他觉得徐食田一害怕，这桩赎田交易就成了。
当时乾隆正在查缴“违碍书籍”，徐食田风听到蔡嘉树所言，觉得与其让你去诬告我，不如我主动上缴书籍配合调查。
于是在乾隆四十三年四月，徐食田将其祖父所著《一柱楼诗集》、《和陶诗》、《小题诗》、《学庸讲义》四种书并书板348块呈缴东台县衙。
但是，蔡嘉树并未就此罢休，他又去东台县衙举报，说徐述夔的《一柱楼诗》中有诋毁大清的诗句，如：“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这样的语句明显就有反清的含义，他认为徐述夔的书是逆书。
私藏、私著逆书在当时是非常严重的罪名，东台县令也不敢掉以轻心，于是将《一柱楼诗》等书交给上级机构去鉴别，但是并没有什么明确的结果。
在《一柱楼诗》送去鉴别的时候，徐、蔡两家的官司开堂审理，判决结果是：不支持蔡嘉树赎田，但判徐家拨出十亩地给蔡家做坟地。
这个审判结果对蔡嘉树来说已经是占了便宜，但蔡嘉树认为这离自己当初的诉求还是太远。
二、再掀波澜，山雨欲来
蔡嘉树决定继续上诉，他这一次不但要告徐家，还要把东台县令一起告。蔡嘉树为了夺回田地，决定咬住徐家私藏、私著逆书这个骨头不放。
当年六月，蔡嘉树又向江宁布政使衙门交了一封告发信，检举揭发徐述夔的《一柱楼诗》中有诋毁大清的诗句，还诬赖徐食田是在自己告发后才上缴的逆书，并未事先主动上缴。
当时江宁布政使衙门的官员是陶易，陶易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后，非常烦感蔡嘉树的小人行径。他认为蔡嘉树因赎田不成，对徐食田怀恨在心，所以才告发徐家的相关罪状。
徐食田是自首呈缴，按律当免罪，此事“明系挟嫌报复，依律应予反坐”，陶易打算将蔡嘉树判处诬陷罪。
这件案子本来并不复杂，案件涉及的各级部门也按照正常的工作程序进行了处理，有法可依，有据可查，此案至此应该算告一段落，谁知两个月后又起波澜。
三、居心叵测的乾隆给案件重新定性
蔡嘉树家中有位总管叫童志璘，早年和徐述夔有些过节，徐、蔡两家官司闹到这个地步，童志璘决定助蔡嘉树一臂之力。
八月，江苏学政刘墉正在金坛负责组织考试，童志璘向刘墉呈上了徐述夔所著《一柱楼诗集》。但童志璘并不确定刘墉对逆书、反诗的评判标准，怕自己万一搞错了，落得和蔡嘉树一样的下场。于是他狡猾的呈词说：“这本书可能有反朝廷的语句，因此我把他上缴。”
刘墉非常重视这件事，写了份奏折给乾隆陈情，并连同徐述夔的书和沈德潜所作徐述夔传一起送到京城。
乾隆接到刘墉奏折后对徐述夔的书进行了解读，最后得出结论：“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有反清复明之意，另一句“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是怀念明朝皇帝、反抗大清的意思。这样一来，《一柱楼诗》就被定义为逆书，徐述夔更是罪大恶极。
乾隆给徐述夔以及他的书定性后，整个和《一柱楼诗》相关的人和事的性质就都发生了重大的改变。
乾隆紧接着向全国各地总督、巡抚、都统发出了关于搜查徐述夔诗文的上谕，要求各地及时报告搜查情况。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股搜查徐述夔“逆书”的浪潮。
与此同时，乾隆对一柱楼诗案涉及的官员进行了严惩，多位官员因此受到牵连，徐家更是遭到了灭门之祸。
江宁布政使陶易被判斩监侯，秋后问斩。
扬州知府谢启昆因办理案“迟缓半月”被判“发往军台效力赎罪”。
东台知县涂跃龙因“未能立即查究”处以“杖一百，徒三年。”
江宁藩司衙门幕友陆琰被认为“有心消弭重案”处以死刑。
原礼部尚书沈德潜这位诗坛泰斗，因为给徐述夔写了个传也受到牵连。
一柱楼诗案发生时他已死十年，乾隆命追夺沈德潜的一切谥典官职，撤出乡贤祠内的牌位，将他的墓碑推到，磨去墓碑上的御笔文字，捣碎墓碑，弃之荒野。
徐述夔的两个学生徐首发、沈成濯被斩首。
徐述夔、徐怀祖均已病故，但仍开棺碎尸，枭首示众。
徐食田、徐食书处以斩首。
徐述夔的子、孙、兄、弟、兄弟之子，年十六以上者皆斩，十五岁以下及妻妾、姊、妹，子之妻、妾付给功臣之家为奴。财产入官。
原告蔡嘉树，乾隆说他和徐述夔为同里，《一柱楼诗集》早已刊出，自应早已知闻，并不呈控，后来因为田产纠纷才挟嫌告发，实属有罪，但逆书系他告发，功过相抵，无罪释放。
血雨腥风的一柱楼诗案终于落下来帷幕，此后江浙一带的文人士子一直生活在文字狱的阴影下，人人自危，大家埋头考订书籍，不敢涉及政治。从这个结果看，乾隆通过一柱楼诗案达到了另一个目的：那就是震慑文人士子，使他们不敢再有反动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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