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与一些大研学生沟通交流，我感受到了一个欣喜的变化，他们能够一起认真探讨哲学，哪怕还很学院，但能普遍性地认为：哲学不是玄学，不是零碎知识的堆积，不是人人心中可触摸又无法言说的道，它引领或构建秩序，是一套完整的发展的科学的系统理论体系。
哲学自毕达哥拉斯的“爱智慧”、“爱智者”开始，西方哲学家们就从不同角度阐释了“哲学是什么”。直到现在，普遍认知哲学解决三大问题。
1、解决“我是谁”、“你是谁”的问题，立足认知论，毛泽东和周培源、于光远在谈话中做了注解，哲学就是认知论，没有别的。从苏格拉底的“认识你自己”，到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再到萨特的“他人即地狱”，西方哲学的认知对象是，以人为主导，去思考人、自然、人与自然的关系，以人的视域范围来研究一个世界的整体，也就是说：人是什么？自然是什么？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什么？在这个基础上，诞生了以人为主导继而衍生群体或民族的人性、个性、人格、自由、尊严、欲望、自我、改造自然等思维，演绎出了理性主义、经验主义、批判主义，并随着研究的精细化，直到现代的存在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这是哲学的核心体系，也是西方哲学的专业方向。但这个问题，中国传统哲学无法说清楚。
2、解决“我从哪里来”、“我到那里去”的问题，立足本体论，探寻我来到这个世界之前是什么，我的形体灭失之后是否还存在，探寻自然生存的规律是什么，也就是以人与自然物的生灭为边界，人与自然物的生之前是什么？灭之后是什么？生死的拷问已成常态，基于这种思考的存在，从苏格拉底拉开认知论的序幕，他的学生柏拉图以《理想国》开辟了精神研究线路；而柏拉图的学生亚里斯多德则以《工具论》、《物理学》，开辟了物质的研究线路，经历了神学、玄学、梦境、心理学、生命学、自然科学、生物学、物理学等发展，而此时的哲学，立足于人与自然的本体、本源，涉猎宇宙起源及其存在结构，催生了物质和精神二元研究世界。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古老的哲学家譬如老子、庄子涉及到，但没有建立说得清的系统理论，所以有人说中国只有一个半哲学家，老子算一个，庄子算半个。
3、解决“我来做什么”、“我要怎么做”的问题，立足价值论，讨论人与自然生与死的存在期间物质与精神的生存秩序，崇尚自律和自由，经历了宗教、政治、信仰、伦理、习俗、民族、道德、美学等思考，构成了人文科学，直到当下的追问的幸福构成元素。在中国，孔子的“未知生、焉知死”，给出了中国哲学研究的方向，成为研究人在生时的代表性人物，中国的研究成果与西方同步，而且超越于西方，这是董仲舒的贡献，中国因政治因素让哲学研究之路越走越窄，直到程朱时代，哲学问题因局限于价值论的研究，率先步入“哲学已死”的境界，及至明代王守仁的“心学”，提出了“格物”，有了“正事”的萌芽，但因研究的理论本源仍是“德”，仍然以“良知”为基础，最终仍未走进哲学的“认知论”和“本体论”的花囿形成自己的体系，就被西方的哲学给吞没了。
基于哲学的三个研究主体，黑格尔给出了“中国无哲学”的观点，但黑格尔这个诊断并不完整，即便是西方哲学，起源的根基仍然是建立在生命人的基础上的，中国人的哲学，用冯友兰的话说，是哲学化的哲学，如果用黑格尔“花蕾、花朵、果实”的哲学比喻看，中国的哲学，在老子的引领下，是直奔“果实”研究的哲学，抛弃了“花蕾、花朵”这个过程的研究。近于同时代的老子和苏格拉底对待生死的问题上，注定了中西方哲学研究的走向，苏格拉底能够用生命的逝去来捍卫严谨的学术，但老子却不同，面对周朝的衰败，选择的是骑着青牛出走，这便给了他的子孙后代们开辟了一条“遇难则隐”的道路，从这个层面上讲，老子及其后代们无法探密哲学的“爱智慧”、“爱智者”本质，因为毕达哥拉斯给予“爱智者”的定义就是“生来追求真理”。老子及孔子选择的不是捍卫，而是实用主义的出世入世。没有誓死追求真理的勇气，自然无法做到追根溯源，也就无法拥有一个严密逻辑系统的宇宙观。毛泽东说“最怕认真二字”，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为此他才敢断言中国哲学在“认知论”上没讲清楚，更不用说去研究“本体论”了。虽然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自河洛图书到《易经》到《道德经》，也闪耀着零碎的“认知论”和“本体论”的观点碎片，诞生了鲁班、张衡、蔡伦等自然科学家，也诞生了聊斋、西游记等魔幻文学，但不代表着科学的完整意义上的哲学催生。
在对待哲学的问题上，即便是现在，普通中国大众是忌讳的，认为过于玄奥。中国探寻宇宙奥秘的勇气，从老子骑青牛开始，就已经注定了他的子孙们忌讳誓死捍卫真理而讲实用生存的结局。但老子及其子孙们特别是孔子，对于“我来做什么”的贡献是伟大的，他们是智慧者，但不是爱智者，他们的智慧光芒，撒向了生存，撒向了实用，撒向了政治，最终被政治披上了谎言的华丽衣裳。自古以来的中国大多数智者，选择了两条道路：选择谎言，服从政治，追求生存；选择逃匿，归隐山林，延续生存，即便是装疯卖傻的“竹林七贤”，也为后人赞赏。鲜有人选择如同苏格拉底那样，主动选择为真理而就义。也正因为如此，虽然我们中国人的心里、知识里，都有一种不经意的自豪感！我们聊天、从众起哄、写作、研究，似乎不管什么话题，都能在汗牛充栋地典籍里，找到蛛丝马迹的观点支撑，但只是一个观点、一个思维、一种方法，若科学、系统、体系、逻辑、辩证地研究，总是有种力不从心地感觉。为什么？我们的先贤崇尚自然、挖掘自然万物奥秘的主要目的，说到底，是围绕人的生存，把自然当作人的奴隶，当作个人修炼、统治管理的工具和说辞。
五千多年的中国人，天和地为我所用，向自然万物吸取如何很好地活下去的智慧或避护，研究的是人的生存方法论、价值论，而不是本体论、认识论，物质、生命、意识的起源是什么？我们无需追踪，老子说了：“天下万物生於有，有生於无”、“天地长久”、“道法自然”。既然是“无”，就没有起源；既然是“长久”，就没有风险，心安理得用下去，不必担心地球毁灭，如霍金那样去研究《大设计》；既然是“自然”而然，就不用怀疑，还研究啥结构，更不准去解构。大禹治水不是改造，也不必造艏船去探险新的居住空间，而是疏，是治理、管理、最大限度地用好既有物。仰敬头顶上的天空，留恋脚下已有的土地、万物，一个疏字，诠释出无数条管理人、修炼人的方法计谋、智慧策略。但是，在很多时候，我们也无法也不愿甚至不敢，去认识、探寻自然万物自身和背后的本质真相、原理、结构，我们需要的是自然已经存在的万物，而不是改造、发明、制造与自然万物相通、相仿的其它物类。
在智慧者而非爱智者的整体框架下，“选择谎言，服从政治，追求生存”，成为五千年中国绝大多数智慧者实用生存哲学的主战场，他们弃用了互相批判、互相推翻、互相取代的斗争，做不到黑格尔所说的“哲学是厮杀的战场”，即便有厮杀，也不是学术意义上的自我批判、自我否定，而只能借助政治、借助权力，譬如李斯、董仲舒、程朱。
哲学领域一旦有了这些先例，古今智慧者充分运用汉语多义的特点，为了满足政治，在既有的诸子百家的典籍里，在丰富的汉字里，寻找符合当局统治需要的词语，致使有关哲学价值论的研究，越来越远离宇宙的认知论、本体论，成为名副其实的文字“玄学”，在此基础上，“孔子删诗”这个传说有了延续的存在基础，有关文学的话题，也就局限在“赋比兴”的框架内，也就有了“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的隐喻，假借自然万物的非真即喻的意境，成了中国文学情有独钟的“真理”，即颠覆不破的“在物理世界之外构建一个意象世界”的中国传统美学。
普遍认为，文学是话语蕴藉中的审美意识形态。文学有其独特的社会功能，包括认识、教育和美感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文学在于表达社会生活和心理活动，帮助读者认识世界。作为一种特殊思维方式的哲学，在其认知论方面，应该是与文学的认识作用一脉相承的。在西方比较完整的认识论指引下，西方文学有着“生来追求真理”的奠基思维，因而，在神话、宗教灭失之后，西方文学虽然不能取代哲学，但一直与“特殊思维方式的哲学”相伴而生，他们用文学的方式，演绎并丰满哲学的认识论、本体论、价值论。在此基础上，西方文学拷问“我是谁”、“你是谁”，求索个性和自由；拷问“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求索生和死的本源；拷问“我来做什么”、“我要怎么做”，求索信仰和美学。
没有完整的哲学逻辑系统支撑，中国文学延伸不到深层次的宇宙认知、本体研究，缺乏本源敬畏和信仰，作家便可把“意象世界”玩得翻转起来，文学作品中虚构的此人物、此事件，非作家真实体验的彼人物和彼事件，成为“源于生活并高于生活”的解释，借代、象征、变用、移用、夸张等，成为惯用手法：作家可以通过文字的巧妙组合，把其意识意象隐含在字行里间，跟读者捉迷藏，让读者去揣摩，去领会，寻找与读者自己内心相符的想像，公意公象，婆意婆象，实在意不出的是无象，是毫无文学细胞的普通百姓，与作家无关。一度时间，作家成为公职，成为高雅的技术工人。纵观中国文学史，文学作品所反映的虚实，大抵可适用“二八定律”，80%的虚执意象，20%的真理属性。这个20%，也就是作家离不开的人生体验，即使拥有100%的人生体验，也被“高于生活”削减了80%。文章所述内容的真实理性要是超过20%，则被视为野记。
不可否认的是，自上世纪初西方哲学进入中国以来，“五四”前后的中国智慧者，对中国哲学进行了梳理和反思，冯友兰、胡适算是比较成功的，而他们又与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冯友兰被称为“现代新儒家”，曾在清华大学担任过哲学系主任、文学院院长，在西南联合大学担任过文学院院长。胡适以倡导“白话文”、领导新文化运动闻名于世，被国际学者公认为“中国文艺复兴之父”，曾经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冯友兰编著的《中国哲学简史》和胡适编著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成为反击黑格尔“中国无哲学”的首面旗帜。
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中认为，中国的经济背景是“上农”，其审美连续体的概念，把直觉得到的领悟作为哲学的出发点，而西方哲学则以假设的概念作为哲学的出发点。在此基础上，他也得出了一个让“中国无哲学”反击者们不可理喻的结论“知识论问题在中国哲学（除开佛学，它来自印度）里是找不到的，因为知识论问题的提出，只有在强调区别主观和客观的时候。”他强调：“中国哲学的传统，它的任务不是关于实际的积极的知识，而是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他把这种境界分为自然、功利、道德和天地四个等级，划分的基础是“做各种事，有各种意义”，实际上，也是建立在“觉解”的认知之上，割舍了人与自然的本体论，仍是归因直觉概念的方法论，没有推演出宇宙之源的假设概念方法论。
建立在客观唯心主义基础上的“觉解”、“有意义”的哲学观，致使冯友兰在艺术美的观念上，推出了“理在事先”的美学观点，承认“理的存在，不以真际的事物存在为前提”，他认为“以统治改变人自己之天性，使人与人之间得以调和”，他揭示了艺术的另一本性特质——幻想性，认为“艺术是理的感性显现”，因而艺术是虚幻的，以可感觉者表显不可感觉或不可思议者，其诗才是好诗，其作品才是好的艺术作品，强调艺术是虚妄自欺是一种幻想性的满足和实现，尽管他在后期融入了精神内容的感性形式，但在审美境界上，仍以道德情感为支撑，概括出了他的人格美特征：玄心、洞见、妙赏和深情，不难看出，冯友兰建立在客观唯心主义之上的文学和艺术美学观，纳入当代美学镜中，有着必然的缺陷，一方面是时代进步相关，另一方面，则是他“觉解”哲学观的先天不足。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虽然早于冯友兰。胡适师从美国实用主义大师杜威门下，主张“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提出需要用实践的精神在事实中发现问题，并改善现实。他用这种主张撰写《中国哲学史大纲》，对从老子到韩非哲学思想的历史演变进行了总结，他他虽然在《导言》中，阐述了哲学以及哲学史的定义，但仍然是建立在人生基础之上：“凡研究人生切要的问题，从根本上着想，要寻一个根本的解决：这种学问叫做哲学。”胡适的哲学研究，是把西方实用主义与中国人生哲学有机结合，而且只谈及“诸子哲学”为止。因而《中国哲学史大纲》的贡献不在于胡适的哲学观，而在于他的哲学史观：证明、分析、系统地研究方法。因而，就“哲学是什么”这个问题，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的贡献要大。
相比于冯友兰，胡适在文学上的贡献，远远大于冯友兰。他首先借助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还文学的本来面目，把争取个性解放、思想自由的目光投向文学，倡导文学革命，他指出了当时中国文学的三大弊端：无病呻吟、模仿古人、言之无物，提出了自己的文学观：用是否便于自由的表达为尺度来衡量，集中体现在“通达与朴素”才是美，特别强调文学轻道重人，文学必须是人的情感思想的真实的表现。尽管胡适当时没有提出“人的文学”口号，但他从自由思想的角度出发，主张新文学关心人、尊重人、解放人，倡导白话文，让人人可以自由言说，自由写作，自由阅读，让人真正成为新文学的主人。不可否认的是，胡适的这种文学革命理念，得益于杜威的实验主义、达尔文的进化论。胡适自己也没想到，真正能让人人都能写作的，不是得益白话文，而是哲学另一个研究范围本体论推演诞生的物理科学——网络催生了自媒体，譬如博客、微信。
作为深受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学启蒙教育的冯友兰和胡适，同时也深受西方系统哲学的影响，冯友兰将西方哲学概念和中国哲学概念相互参比对勘，形成了一些新的哲学和文学概念；胡适则全面运用西方哲学思潮，革新中国传统哲学思维和文学。可以肯定的是，冯友兰是改良派，胡适是革命派，但相对于文学进化的贡献而言，胡适对文学的推动力量，远远大于冯友兰。也许，这就是哲学赋予文学的魅力和力量。
诚然，冯友兰和胡适，并不能完全代表中国文学的走向，也不能依此证明系统或理论的哲学，对文学有着决定性的意义，也并非强调作家必须要在文学之前先当哲学家，也非强调作家的作品必须建立在系统或理论的哲学之上。但他们所处的20世纪初期，西方文化和哲学思潮的大胆进入中国，激活了西方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抗争，王国维的自杀，也许是这种抗争的结果。
冯友兰和胡适生在思想活跃时代，哲学思潮功不可没。纵观中国哲学史，每一个朝代都会有一次哲学思潮兴衰。诸子百家，开启了长达二千多年的中央集权政治，也激活了先秦散文及汉赋；诗、词、元曲、明清小说等文学体裁的变换，都有儒道释的革新与融入影响的身影，而这期间的许多文学家，同时是儒释道的革新者。譬如汉赋四大家扬雄，自然主义宇宙观者，著有《太玄经》，道家思想的发展者。《世说新语》作者刘义庆，冯友兰把他归为道家思想，奉行“风流”和浪漫精神。南北时期大诗人谢灵运，著有“顿悟成佛”的《辩宗论》。唐朝大诗人韩愈，新儒家，撰写《原道》，复古崇儒、攘斥佛老。欧阳修承继韩愈，“明道秘而息邪说，立化本而振儒风”，开启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力荐苏轼、程颢、司马光，与王安石亦师亦友亦敌。“中国古文第一人”、桐城派的集大成者姚鼐，以宋儒之学为治学之本，提出文章的核心在于“义理、考据、辞章”三者的统一。
如此看来，作家的思维与思想或者出发点，需要系统或理论哲学性做支撑，这种哲学性，势必希望作家的作品视域范围，至少需要拥有鲜明而阔远的哲学认知，而并非单一的价值论，既可反映当前时代，更能引领、预测今后很长一段时期的哲学认知。在作品内容的虚与实的关系处理上，能够遵循客观思维，作品所构建的世界，既是物理的也是意象的。与此同时，对于作家个人而言，他不仅仅只写一部文学作品，他可以在一部作品中呈现其偏执的认知，但不能所有的作品都指向一个认知。
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既是中国哲学思潮激涌时期，也是中国近代文学异常繁荣的时期。这个时期，中国文学界重复演义了一场文学革新，其代表是先锋派小说、非非主义诗歌运动，有趣且又遗憾的是，这场文学革新并没有带来胡适倡导的文学革命那样的效果，而最终还是以不同的姿态，回归到传统文学阵地。尽管诸多文学评论及理论家们，挖掘出了不少主客观因素，但我却坚定地认为，以他们各自核心代表人物的青少年时代哲学基础教育的缺失有关：那时候，中国传统哲学面临颠覆和肢解，西方近代哲学被视为毒草，他们的哲学经验环境，呈现出真空状态，只因痴迷文学革新，义无返顾地狂痴偏执，没有系统的辩证的客观的哲学信念支撑，其文学作品所构建的精神世界，无法让读者的精神丰满，无法提供美学滋润的营养，当文本形式步入审美疲劳期，也就失去了持续鲜活的意义。
先锋派小说的代表人物余华，追求的是一种“虚伪的作品”：它不是现实生活的拷贝，却是一种被创造出来的可以为我们所相信的可靠现实。他在《我的写作经历》中阐述：“文学的真实是什么？当时我认为文学的真实是不能用现实生活的尺度去衡量的，它的真实还包括了想象、梦境和欲望。”需要承认的是，余华对当代文学所面临的认知危机，起到了一定革新作用，但他书写的这种怀疑的文学，这种“为虚无而写作”，这种对暴力和无序的深切感受，在文明与秩序日益康健的现实情境下，无疑是离真正大写的现实的人越来越远的谎言，特别是在现代信息通达和自媒体发达的当下，虚无的生存空间越来越窄，因为当下的哲学思潮，正在向着日常生活世界挺进。尽管我们越来越深知：文明秩序的本质就是用虚伪修饰野蛮，但日常生活世界潜在的美学，不仅仅是暴力和无序，还有物理有序的宇宙，还有自由。余华文学创作的回归传统，也是大势所趋。
非非主义诗歌运动，也是以语言革新开始，以实验的方式将其符号意义之外的功能还原,在诗歌中实现各种前文化探索，成功地搅动了中国诗学界，主张反文化、反价值和语言变构，作品书写非文化、非崇高、非修辞，但他们对伪价值系统及其文化形态的拒绝，使他们成为主流文化的离经叛道者，终被主流文化所拒绝，未能抵达胡适文学革命的成效。尽管“后非非主义”自我革命，也成功地感应了西方后现代主义的思潮，特别是解除能指与所指的对应关系、拒绝价值评判的介入，高度契合了罗兰·巴特、德里达及福柯的解构思想，但他们仍然把一切文化推上审判台，高举“前文化”的大旗，声称要文化版图之外写作，既不借重西方，也不依赖中国传统，把自己悬空在意识形态的真空里，却又创造不出自己的意识信仰，最终不得不把先锋大旗由红色转向白色，将精神支柱重新介入儒家、“五四”传统和朦胧诗脉，无疑是宣告了诗歌先锋派的革新运动失败。
先锋派小说和非非主义相继回归传统，多少归功于他们重新审视文学的社会效用，归功于当前西方系统哲学和美学理论的普及，归功于中国传统零碎哲学观点特别是完整的哲学价值论的重新梳理和归纳，致使“为虚无而写作”、“反价值”的文学，不得不重新求本溯源。也许，就文学作品的持久性而言，哲学性势必应该成为文学创作的源泉，这种哲学性，能够深刻观照和正视世界现象的本质，牢固树立自己的文学信念，坚定自己的文学信仰。文学文本构建的世界，是立体的，宇宙感观的，既有物理时空，也有意象世界；是时代的，时间穿越感的，既能鉴照历史，也能体悟当代，更能预感未来，这种未来预感，让我在这市场经济的时代里，想到了股市的晴雨表功能，把握和预测未来日常生活世界的走势，我仿佛感知，霍金的《时间简史》，或许也将是一部文学作品，如《纽约时报》评论：“既生动活泼，又发人深省。”亦如《伦敦星期日时报》评论：“童真好奇与天才智慧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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