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勇||作家，需克服心因性心理障碍

　　祥林嫂是鲁讯先生《祝福》中虚构的人物。祥林嫂是悲剧的，她的悲剧源于接连不断的不幸，源于贫穷。

　　从心理学角度分析，祥林嫂的三次大的创伤，其外在的症状显示祥林嫂已经患上严重的“心因性心理障碍”，患病的祥林嫂“执着于过去生活的某一时期”。心因性心理障碍是一组由心理社会因素所造成的心理障碍。可以分为急性应激反应、创伤后应激障碍和适应性障碍。创伤后应激障碍对异乎寻常的威胁性、灾难性事件的延迟和（或）持久的反应。患者以各种形式重新体验创伤性事件，有挥之不去的闯入性回忆，有频频出现的痛苦经历的梦境再现。“我真傻”三个字，成为祥林嫂闯入性回忆的钥匙。

　　鲁迅先生创作的原点，不仅仅如此。著名作家丁玲说过，“祥林嫂是非死不可的”。从社会学角度分析，她是被封建政权、族权、夫权、神权四条绳索绞死的。用现在的话说：祥林嫂的悲剧，源于一个时代，源于鲁迅先生笔下人物共生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如何“争”？鲁迅先生在革命盛行的时代没有给出革命的答案。他认为文艺家和革命家天生就不是一条路上的人。所以，他不是任何党派的依附者。他的使命只是揭示，至于如何“争”，那是革命者的事。他在《文艺与革命的歧途》一文中说：“从生活窘迫过来的人，一到有钱。容易变成两种情形：一种是理想世界，替处同一境遇的人着想，便成为人道主义，一种是什么都是自己挣起来，从前的遭遇，使他觉得什么都是冷酷，便流为个人主义。我们中国大概是变成个人主义者多。”

　　始料未及的是，八十年后的今天，未给出答案的鲁迅先生的同行中，哪些经历过一个苦难时代的部分作家，实实在在地成了“个人主义者”，成了祥林嫂式的代表人物。他们对一个时代、对于自己未过上好生活的经历，喋喋不休，把身边人视为初生无知的婴儿，无视他们乐不乐意听，无视信息爆炸时代的身边人知觉的程度；他们如探险家、如盗墓人一样，挖掘与自己苦难经历契合的点滴、评论；他们看到这些史料时，如范进中举，忘记了作家使命或者把自己划入革命者的行列；他们对不断冒出的野史，犹如葛朗台“爱抚、抚摸、欣赏他的金币。”只不过，他们不是在黑夜，也不是“紧紧地箍好”，他们以博览群书的名义，在一切能够叨唠的场合，用传道者的身份、用知觉者的光环告诫；他们在内心里无比仰视《在转折关头》之前的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但是，“要活得更好的”生存欲望，又做不了索尔仁尼琴，不敢公开对抗，而在职业生涯场面上，仿佛装在套子的人，大会小会上正襟危坐；他们不敢如祥林嫂那样大胆地喊出“我真傻”，因为他们自认为比别人经历的多、阅读得多、思想深刻得多。

　　出生在俄国的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算得上与鲁迅先生同一时代，所不同的是，他不仅用作品更用实际行动给出了“争”的答案。

　　苏德战争爆发后，索尔仁尼琴应征入伍，曾任大尉炮兵连长，两次立功受奖。1945年2月，索尔仁尼琴在东普鲁士的前线因给自己朋友写了一封信，信中主要词条有：“那个蓄着络腮胡子的人”、“主人”和“老板”等等词汇。结果被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以“进行反苏宣传和阴谋建立反苏组织”的罪名判处他8年劳动改造。1953年3月索尔仁尼琴获释，开始在哈萨克斯坦的境内流放生活，斯大林同月去世。在一个专门关押政治犯的“特别”劳改营，他从事矿工、砖匠、铸造工等多个工种。期间，他切除一个肿瘤，但未意识到自己身患癌症。开始在哈萨克斯坦南部的流放生活后，他的癌症出现扩散。1953年年底，他濒临死亡边缘。1954年获准转移到位于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的医院接受治疗。在位于埃基巴斯图兹的劳改营，他的处女作中篇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在《新世界》上刊出。这部苏联文学中第一部描写斯大林时代劳改营生活的作品，立即引起国内外的强烈反响，甚至连赫鲁晓夫也夸奖这部小说是“从党的立场放映了那些年代真实情况的作品”。同年，他被吸收进作协。1968年因作品《第一圈》无法在国内出版而在境外发表，他被开除出作协，随后获得1970年诺贝尔奖，后因出版描写极权主义的巨著《古拉格群岛》被驱逐出国，到美国后毫不留情地批评自由主义，苏联解体后又大骂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毁了俄罗斯，立场让左右两派都无法相处。

　　1994年，索尔仁尼琴以一个流亡者的身份，怀着复杂而又矛盾的心情，拖着76岁老人疲惫的身躯，回到他阔别整整20年的俄罗斯故土。看到物是人非、满目疮痍、人民极度贫困的祖国悲剧般现状，令他的政治雄心折损大半，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对苏联时代的看法。他内心开始忏悔，在他心中对曾经一度强大的祖国充满着无尽的惋惜：“是我害了俄罗斯祖国。”在1996年发表的小说《在转折关头》中，他肯定斯大林是伟大人物，赞扬斯大林发动了“伟大的向未来的奔跑”。2005年6月媒体采访时，他公开指责俄罗斯政治现状，同时，强烈批评美国社会虚伪的民主，打着民主旗号，推行强权的做法。在《倾塌的俄罗斯》一书中，索尔仁尼琴几乎是仰天长叹。他以反斯大林主义的小说《古拉格群岛》而著称，是反苏维埃制度最著名的斗士，但他在苏联解体后认识到自己反对斯大林和苏共是绝大错误。面对俄罗斯正沦为西方附庸的现实，他痛苦悲哀地说：“今日的俄罗斯已经彻底丧失了斯大林曾经赋予这个国家的冲劲与斗志!”2008年8月4日，索尔仁尼琴因心脏病抢救无效与世长辞。他死后，被誉为“俄罗斯的良心”。

　　回归心理学分析，一虚一实的祥林嫂与索尔仁尼琴，其外在的症状似有类似。所不同的是，祥林嫂无争，而索尔仁尼琴用文学作品克服了心因性心理障碍。据统计，1966年至1976年期间，被迫自杀的文艺大师高达177人，后世需要痛定思痛，但辩证地看，相比身为作家的索尔仁尼琴“活比死更难”的抗争精神，自杀无疑并不是更好的选择方式，至于哪些“要活得更好的”哈维·丹特式的“双面人”，是不是更应该辩证地反思：他们既缺乏用索尔仁尼琴的斗志、良心和一个作家独立特行的品质，又缺乏祥林嫂“我真傻”的真实，更缺乏177名文艺大师不畏生的勇气？身披作家光环，却忘作家使命。一名肩负使命的作家，不能自当祥林嫂，因苦难和仇恨蒙心；亦如索尔仁尼琴的博大胸怀，超越时代、超越政治、超越个人苦难和恩怨，站在人类的高度而不是站自己角度，让读者从抒写人性“面向事实本身”的作品中体味，留给读者一片自由思考的天空。

　　同样经历一个时代出身1955年的莫言如是说：作家的政治态度，他对社会热点问题的关注确实跟政治家、社会学家的表现方式不一样的。作家的职业决定了写作才是他最神圣的职责。对于文学来讲，有个巨大的禁忌就是过于直露地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作家的政治观点应该是用文学的、形象化的方式来呈现出来。如果不是用形象化的、文学的方式，那么我们的小说就会变成口号，变成宣传品。作家的写作不是为了哪一个党派服务的，也不是为了哪一个团体服务的，作家写作是在他良心的指引下，面对着人的命运，人的情感，然后做出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