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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这一生啊
人的这一生，从来就没有活成别人的风景。
我人生当中有了第一次记忆是从一个梦开始。
那年，我3岁。我生于1977年，我的奶奶死于1980年。奶奶不在世那年，母亲背着我，和父亲回到了云南滇东北的一个小山村奔丧，那是父亲的老家，一个叫古城的小山村。
听父亲说，他是饿了实在没办法，为了活命，才悄悄跑出家门。1964年，十六岁的父亲参加到了修成昆铁路的大军中。父亲告诉过我，他小时候吃过观音土，其实就是一种白糍泥。那年月，村里好些人家粮食不够吃，就只能从山上挖回点观音土掺杂着米糠野菜吃。也是在那样的年月，村里死了好多人，因为观音土吃多了，拉不出来，活生生撑死。
小山村坐落在一个半山坡上，四面环山，中间是一个小坝子。坝子里是农田。贫瘠的土地和秋风对抗着，迎接她的将是旷日持久的荒凉。村庄的房子，破烂、陈旧、低矮、潮湿，像一块块丑陋的补丁。在村庄里生活的人就像补丁上稀稀疏疏的针脚。
那晚，母亲把我放在床上，就和婶子们在楼下守灵。
母亲刚把我放到床上，没几分钟，我就做了一个梦。
睡梦里，我看见楼板上有一口黢黑的棺材，棺材上骑坐着一个七八岁大小的小女孩。小女孩穿着红白相间的花布衣服，头发扎成两条麻花辫子。
“小红！”小女孩叫着我的乳名，就从棺材上下来，要抱我。我吓得大哭起来。母亲听到我的哭声，上楼把我抱起来。
奶奶出殡，我坐在一个高高的稻草垛子上看，我不知道是咋回事，只觉得热闹好玩。也不知怎的，我就从稻草垛子上滚了下来，屁股上扎进一根长刺，这是我人生以来，感到的第一次疼痛。
奶奶的丧事结束，父亲把我放在一个箩兜里挑着。父亲挑着两个箩兜，一个箩兜装着我，另一个箩兜装着其他东西。
我们走在崎岖不平的山道上，一些裸露的石头夹杂在低矮的松树林里。山路在松林间时隐时现，一阵风吹过，就能听到沙沙的声响。整个村庄很萧索，毫无一点烟火气。
幼小的我是不知道什么是荒凉的，我对我的奶奶没有任何记忆。听母亲说，奶奶年轻的时候，骑着一匹高头大马到北京告过状，她的弟弟被人半路杀害，她为她的弟弟告状，那应该是民国时候的事了。
父亲挑着我，也挑着一些黎明时的水露。
我有了第二个记忆的时候，是在父亲工作过的一个农场。父亲在农场里干管理员。母亲背着我去到父亲那儿探亲，夜里我从床上掉了下来。
农村实行包产到户那年，应该是1982年。那天我们一家人在舅舅家吃中午饭，有人到舅舅家喊，让到村里的打谷场上分牛。我不知道，我家当时有没有分到过牛，记忆中，我家从来没有过牛。只是在小时候跟着舅舅家的一个小表哥放过牛，骑过牛，还从牛背上摔下来过。
我想那牛是故意把我摔下来的。那是在一个金秋时节，稻田里的稻谷已收割完毕，村里的放牛娃都喜欢把牛赶到稻田里吃田埂上的青草。
我骑着表哥家的一条水牛。牛在悠闲地啃食着田埂上的青草，突然，牛就俯下前身，把我从牛背上掀翻下来。
再后来，我的记忆就变得有些杂乱。我记得我的姐姐背着我去村里的学堂上学。村里的学堂办在村北头，是村里的集体伙食团改造过来的，可以上到小学二年级，超过二年级，就要去村办事处上小学，村办事处设在另一个村子，那里设了一所村完小。
姐姐把我背到学堂就把我放在教室后面。像我这样情况的，村里很多小孩都是给哥哥姐姐背着去上学，放学后又背着回家。
舅舅家门口的过道是一间草楼，草楼下是另一家人的猪厩。
我兜里装着几颗蚕豆，从家里偷出一盒火柴，就要在猪厩门口点燃稻草烧兜里的蚕豆，结果被那家的女主人发现及时制止。我又跑到舅舅家房子后面的牛厩门口，牛厩门口旁是一个稻草垛子。我点燃火柴，把稻草点燃，然后把衣袋兜里的蚕豆掏出来，丢到火堆里。稻草垛很快就燃烧起来，火势滔天。
着火啦，火烧房子啦。
村里的大人们呼喊着，拿着各家的水桶水盆蜂拥着跑向舅舅家牛厩。我被这阵势吓得从房子背后悄悄溜走。由于扑救及时，舅舅家的牛厩只被烧了一半，牛无恙。当年那些冲向舅舅家扑救火的，多已不在人世。可我还记得，那天，天很蓝，滚滚浓烟，很快就将天空遮住一半。
我不敢回家，只敢躲在房子后面，看着天空中的浓烟慢慢消退，才敢回家。
舅舅家当年的那个牛厩和堆稻草垛子的地方，现在早已被另外一家人盖起了一栋别墅。我的外公外婆，舅舅舅妈已作古多年。
在我还未上小学之前，我经常和外公到野外去捡拾牛粪。
我的外公年轻时是一个打铁匠，从云南省江川县一个叫做岳家营的地方，靠着打铁为生。成年后的外公，带着他的老婆儿女，一路流落辗转到现在的这个地方落了根，听外公说，他在早些年前还帮当兵的修过枪。
小时候，外公外婆经常叨念起江川县岳家营这个地方。他们说他们是岳飞的后代，他们经常给我讲岳飞的故事，讲岳云的故事。更为夸张的是，大舅二舅母亲经常在我们小辈面前吹嘘，说我外公外婆祖上有一把宝剑，是岳云的后代传下来的，因为杀了好多人，宝剑成了乌黑的，怎么磨都磨不快，磨不亮。
母亲还跟我讲，外公外婆结婚时有一对玉马玉青蛙，放到清水里，活灵活现，就连水都是绿色的。由于怕结婚时人多手杂，便拿去寄放在外婆的姑妈家里。外公外婆婚礼操办结束，再去取回他们寄放的玉马玉青蛙时，她姑妈居然不承认。
事情过去了一个多世纪，无从考证。我只记得，小时候，外公外婆手头紧了，外婆就会翻出一个玉镯子，二十三十的卖给到村里收古董的小贩。
由于长期打铁的缘故，外公的眼睛很早就有些模糊。
在外公眼睛还能勉强看得见东西的时候，我每天跟着外公去捡拾牛粪。外公挑着两只粪撮箕，粪撮箕上拴着四根棕绳。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幼小的我，一泡牛屎就能让我快乐一个下午，能帮外公捡到牛粪，就是我幼年时期最开心的事情。
后来，外公的眼睛慢慢地看不见，我们没再去捡拾牛粪。外公成了一个瞎子，他整天杵着一根拐杖，最远的路，是从家里走到茅厕。很多时候，我就把外公从家里牵到茅厕，然后站在茅厕门口等外公解完手，再把外公牵回家。有一次，我居然偷看外公解手。
我很好奇，那个时候，农村的茅厕都是露天的，就是四面土墙围起一个土坑。外公用他的拐杖敲敲打打，就能准确无误地走到茅厕里解手，稍有不慎，就会掉到茅厕里。现在家家户户盖起高楼大厦，厕所就设置在家里，露天茅厕，再无迹可寻。
有一次，我找来一根棍子，闭着眼睛，学着外公的样子在大路上敲敲打打，东戳一下西戳一下，试图摸索着走回家。才走出几步远，我就跌落到家门口的河滩上。
1983年在成昆铁路上工作的父亲，把我带到他工作的地方（成昆线上一个叫拉鲊的小站）生活了一段时间，使我更早地认识了铁路，认识了火车。
拉鲊这个铁路小站，位于四川省和云南省交界处的金沙江江畔上，拉鲊用当地的彝族语言说，是个渡口或码头的意思。如今，拉鲊这个小站已不存在。为了支持国家的重大建设，她已华丽转身，完成了一段光辉的历史使命。国家修建乌东德水电站，当年修建成昆铁路时建在金沙江江岸上的几个铁路小站，因建电站，水位上涨，不得不拆除。
在铁路人含泪拆除拉鲊前进隧道顶上的一个红五角星时，当地的村民自发组织起三十多人，集体诉求不让拆除红五角星。他们诉求只要红五角星还在，铁路就还在他们心里，他们就有了念想，他们对生活就有了盼头。水位上涨，铁路要被金沙江江水淹没，前进隧道同样要被江水淹没，所以这枚红五角星就只能放进铁路博物馆里。
来之也是为国家的建设，退之也是为国家的建设。敢于担当，自我牺牲，这样的精神，堪称时代的号角和楷模，这样的精神，就是成昆精神。这样的精神，是两千多名铁道兵战士用血肉之躯夯实凝练起来的，是三十万筑路大军，与天斗，与地斗换来的，她将随着时光的流逝，历久弥坚。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这是每一个铁路人所笃定的信条，也是每一个铁路人的终身答卷。
国不能一日无路，交通强国，铁路先行。有多少个铁路人在万里铁道线上默默地奉献着，付出着，坚守着，她们以一家不圆万家圆，默默地守护着铁路，奉献着青春。
在我人生当中见到过的第一抹红色，一定是在拉鲊这个地方。在那里，太阳可以把天空染红，山石树木是红色的，山峰是红色的，大地是红色的，就连在铁道上作业的人也是红色的。红色是他的基因，是他的母语。巨大的热力充斥着整个峡谷，峡谷里，一条铁路通联着外界。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拉鲊是个乐园，是我童年最向往的地方。在那里，有我从未见过的轮船，从未吃过的树瓜，从未见过的大江。在那里，可以隔三差五地看场电影，可以睡在芭蕉叶上立筋斗，可以随时吃到水果糖。水果糖有时是父亲给我买的，有时是父亲的同事给我买的。两角钱一两，二十几颗，剥开一颗，放到嘴里，仿佛整个世界都是甜的。在那年头，尤其是生长在农家的孩子，水果糖不是随时都可以吃到。
我至今还记得，大人们出去上班，我就在车站到处溜达。我最喜欢去职工宿舍的窗子后面捡东西。比如，有时会捡到一个坏了的打火机，手电筒，收音机，电灯泡，小刀之类的东西。捡到收音机，我就把里面的磁铁卸下来，吸一些小铁钉之类的东西玩。所有职工宿舍都是通长的一排排的平房。
最让我兴奋的是捡到钱。一分两分的硬币和纸币，时不时的就会让我捡到。捡着捡着，我的小金库就慢慢多起来。我用一个火柴盒装着，十几个一分两分的硬币，是我童年时期最大的财富和心爱之物。我开始不满足捡一分两分的硬币和纸币。我开始学会了偷，当然，我也只敢偷一分两分的。有时候到父亲同事的宿舍里玩，看到一分两分的硬币，我就会悄悄地拿走。有一次，我偷到一块钱，我很害怕。我不敢私藏，就交给了父亲，说是捡来的，父亲肯定不会相信，还会打我。那年头每个铁路人，一个月就几十块钱的工资，一块钱是很难捡到的。为了让父亲相信，钱是捡来的，我把那一块钱拿到厕所里，抹上点屎。再跟父亲说，钱是在厕所里捡到的，父亲没有不信的道理。
车站上有一个小女孩。我把捡到的，偷来的钱，拿着带着那个小女孩去商店买水果糖。我俩经常躲在职工宿舍后面的芭蕉林里吃水果糖。一次我俩又在香蕉林里吃水果糖，我搂着那个小女孩，要和她做夫妻。一个铁路公安说，要把我抓起来，戴手铐，我被吓哭，那一年，我有六岁多。
童年的记忆里，火车很慢，似乎还跑不赢人。记得有一次，我还天真的跟火车赛跑。刚开始还行，没跑出多远，我就被火车抛在后头。见此情景，大人们就笑。父亲很是向往地说，以后好好读书，长大了当个火车司机。那个时候，小孩子是可以跟着大人到工地上的。到了工地上，大人们在铁道上干活，无人照管的小孩子就在铁道附近玩耍。
如果不是走得很远，父亲就把我带到工地上。若是走得远了，父亲就把我关在宿舍里，不让出来，只有等父亲下班回来，才把我放出来和其他小朋友玩耍。每天，大人们站成队列，点名分完工后，大人们肩扛着大头镐（养护铁道的一种专用工具）走上铁道。
下了班回来，父亲通常会在宿舍门口支架起一个煤油炉，煮一锅西红柿和白豆腐。然后其他职工就会凑拢过来，一起蹲在地上吃饭。
父亲偶尔会带着我去坐轮船。金沙江江岸上有很多白色的沙子，远远看着闪闪发光，人赤脚走在上面，很是舒服。江岸上有人在淘洗金子。
那个时候，大人们抽一种不知名的香烟，烟纸是甜的，后来有人说，那是春耕烟。大人们很少买两二角钱一包的春城烟，和一角多一包的天平烟或是金沙江牌香烟。我经常偷父亲的烟，我把烟纸剥下来当糖吃，把烟丝丢弃。
我还在一间杂物间里发现了一些毛主席像章。
在一天晚上，我到职工宿舍房后的香蕉树下，拽下一片香蕉叶，就睡在香蕉叶上，很晚以后，父亲才找到我。父亲给我洗脚，洗着洗着，我就哭了起来。父亲问我为什么要哭，我说想妈妈了，没过几天，父亲就把我送回家。
坐着绿皮火车，火车走走停停，每一个小站都要停几分钟。我把头伸出车窗外看沿途的风景，一位女列车员说:同志，照管好你家的小孩。这一句话，听着很是新鲜，亲切。
从拉鲊回来，我就上小学了。我带回来一样让小朋友们很感稀奇的东西——一枚红五角星的铁路路徽。因为我拥有这枚红五角星，有那么一小段时间，村里的小伙伴们都很拥护我。
1983年我上了小学一年级。
从拉鲊回来，我和姐姐去找猪草，我跟在姐姐后面，像一只欢快的小狗。我们在田野里找着各种可以做猪草的野菜。不多久，我就钻到一畦豌豆田里，我像一只小老鼠，静静地趴在豌豆田里偷食别人家的豌豆。等我从豌豆田里出来的时候，姐姐的猪草也就找好了。
1983年的冬天，全国大范围地降了一场大雪。这是我人生中的第一场雪。
整个山川一片雪白，山川、田野、树木、房屋，被雪包裹着，没有了棱角。母亲带着哥哥姐姐到邻村做客。母亲的思维是我还小，加之下雪，所以就把我留在家里。母亲在火塘里烧起一大个树桩，然后就带着姐姐和哥哥出门。
火塘里的树桩不紧不慢地燃烧着，蓝色的青烟从灶房里飘出屋外，和簌簌飘落的雪花撞了一个满怀。
村里的大路上，一个男人大声叫起来：“下雪了。”
男人穿着高筒胶鞋，很快就在洁白的雪地上踩出一条笔直有力的脚印，仿佛奔跑在雪地上的羊群。
“下雪了。”
男人又大吼一声，咔嚓咔嚓，他用漂亮的高筒胶鞋在雪地上猛踩几脚。村里的大路上，渐渐有了几个女人和男人，他们小心翼翼地踩在雪地上，显出了几分羞涩。他们穿着普通的布鞋，踩在雪地上的脚印要明显浅很多，像一只只洁白的小兔。穿高筒胶鞋的男人见状，得意地大声奚落道：“怂死，怕把你们的脚踩疼，看我。”穿高筒胶鞋的男人说着，又咔嚓咔嚓猛在雪地里踩几下，雪花四溅，让穿布鞋的男人和女人羡慕不已。
我家门前是一条小河，河岸上是一片竹林，几棵高大的灌木夹杂在竹林深处。一夜之间，往日翠绿的竹林变成了一片雪白，白色让大地变得安静下来。
山林里听不到鸟鸣。田野里看不见飞鸟。村庄的炊烟，比往日低沉了很多，几乎是贴着屋檐爬行。屋檐下挂着长长的冰凌，翻飞的雪花，像是来自一场肃穆而悄无声息的杀伐。“啪！”一声脆响，河道上，一棵竹子炸裂，一些积雪滑落到河面上。“啪！”又是一声脆响，又是一棵竹子炸裂，大片的积雪落入河里。
村里的大路上，开始有人议论：“竹子都被雪压断，赶快回家把火塘里的火烧起来，屋里热乎了，房顶的雪就化了，要不然，房子要被雪压垮，下这么大雪，还从来没见过。”
雪继续下着，仿佛来自一个大世界的千言万语，只言片语，我幼小的心灵又怎能领悟。我撑出双手，拥抱着火塘带给我的温度。
村头的河道旁，堆起一个两米多高的雪人，它是熔化在村里的最后一抹雪。
我不知道我那天是怎样吃的饭，但我却深深记得，母亲和姐姐哥哥他们去做客的那家人。那天是主家的儿子结婚讨媳妇。主家的儿子是个暴戾狠毒的男人，村里人经常提及，那个男人经常把自己的媳妇拴在柱子上用皮带抽打。最为严重的一次，男人酒喝醉，居然逼迫媳妇坐在烧红了的铁三角上（三角:一个三十公分左右大小的铁圆圈，把铁圆圈等分成均匀的三段，然后再焊上三只垂直的角，便于在火塘里支锅煮饭，支茶壶烧水）。
我所想不通的是，男人家势一般，只混得个温饱，女人不聋不哑，安分守己，正正常常的一个女人，为何不选择和男人离婚，而要选择默默地承受着男人的欺凌，是什么东西在支撑着她。我想应该是那个时代淳朴的价值观，信奉婚姻的忠贞和坚守，很多女人信奉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谈到离婚，她们会感到是一件很羞辱丢人的事。不像现在的很多女人，离婚成了一件大张旗鼓，自我放飞，到处显摆，好像离了婚，自己就变成了女王，殊不知，最后都逃不出柴米油盐的羁绊和禁锢。
那个年月的山，那个年月的水，自从我上了小学一年级以后，我就开始慢慢地和它们接触，我在它们的岁月里咀嚼自己的时光。
我的第一所小学，四面透风，用钢筋焊接成的三脚架充当着房檐和椽子共同托举着青灰色的瓦片。一块黑板是用几块木板钉在两根圆木上，一个代课老师在黑板上写下人、口、手、山、水、日、月，让我们跟着读。
邻村叫小萍的一个小女孩跟我是同桌，人长得很清秀得体，现在是一名小学老师。我至今还记得她的样子，我不知道她记不记得我，即便她能记得我，若在路上相遇，也只不过是擦肩而过的陌路，岁月匆匆，一切皆是过客。母亲到教室里来看我，她在村里的供销社买了一两水果糖给我，我还分了几颗水果糖给她。
邻村一个叫老安的男同学打了我，我哥哥要来帮忙，那个叫老安的男同学，我哥还没打他，他就吓得嗷嗷大叫，声音像牛哞。我的哥哥保护过我，也欺负过我，欺负远远超过保护。我读一年级的时候，哥哥读三年级，在放学的路上，他和他同年级的小伙伴就把我们低年级的小同学堵在路上。他们用一根细细的柳条或是竹条到茅厕里挑着屎，逼迫我们吃或是闻，我是没吃过，但脸巴上肯定是抹过屎的。
在简陋的教室里上了一年的学，第二年就搬进一个新建的学校。新学校是一栋两层楼的混凝土结构的砖房，有一个土操场。土操场旁是一个鱼塘，鱼塘是学校发动我们学生挖的。那时学校里没有电铃，上下课是敲一个大碗大小的钟。
钟就摆在楼道口的第一间教室的窗台上。有一次，中午放学，我们在操场上大扫除结束后，我路过教室门口的时候，就铛铛地敲了几下钟，这时一个女老师走出教师宿舍，拧着我的耳朵，把我拉进教室，让我面向讲台站了一个中午。
在我上二年级的时候，我的姐姐上五年级。至今我还记忆犹新，那天课间休息的时候，姐姐从教学楼二楼给我丢下一角钱的纸币，那时的冰棒两分钱一支，我开心极了，捡起钱就奔向学校外买冰棒。
如果说，在后来的生活中，我对姐姐有那么一点好，很大程度上，跟这件事情有很大的关联。姐姐虽然在后来，也给过我几角或是几块的钱，但我唯独对姐姐从楼上丢下一角钱给我的这一个场景，很难忘怀。
我的姐姐，小学五年级读完就没有再继续上学了，如今她的生活过得一塌糊涂，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我父母的离异，源于我的母亲。
我的母亲是个狠毒野蛮粗鲁的女人。在我姐姐十六岁那年，由于姐姐不会捆绑稻谷，被母亲用扁担劈头盖脸地猛打，姐姐吃不过疼痛，离家出走，没多久就挺着一个大肚子，再后来就生下一个女孩。母亲打人从来不计后果，有一次她用指头粗的铁火钳打姐姐，一铁火钳打在姐姐的后背上，铁火钳就弯成了一个鱼钩。
听大伯和姐姐说过，在我一岁多点的时候，母亲在自家菜园里焚烧垃圾积肥。那天下着干凛（冻雨），母亲担心别人家的鸡会跑去菜园里刨火堆，就让七岁大的姐姐背着我去菜园守那个火堆不让鸡刨。要不是被大伯及时发现，把姐姐和我带回家，那天我就直接被冻死在姐姐的背脊上。大伯说，发现我和姐姐在菜园的时候，我已经脸色发紫，哭不出声来。为这事，大伯骂了母亲，母亲从此就很不待见大伯。
父亲有一次愤慨地对我说：“你妈，心太毒了。”父亲说着眼泪就不自觉地流出来。“你奶奶的眼睛瞎，她抬水给你奶奶洗脚。她居然把一壶涨涨的开水倒在你奶奶的洗脚盆里。我在外面工作，你奶奶天天在家哭我，把眼睛哭瞎，你妈她咋就下得了手。你奶奶从来没把这个事告诉我，是你大伯后来才告诉的我。你奶奶，多厉害的一个女老人，尽管你妈这样对待她，在村里，直到她死那天，都是在夸你妈如何如何地好。”年近八十的父亲，直到现在，还不知道他母亲的眼睛是怎么瞎的。
由于我经常回父亲的老家，有一次无意中提及到奶奶的眼瞎。一个年长的老者语重心长地说：“事情过去了这么多年，你爸爸和你妈早已离婚了这些年，以前不敢讲，现在我才敢告诉你。”老者把嘴贴近我的耳朵：“你奶奶的眼睛不是哭你爸爸哭瞎的，是你妈和你奶奶在一次争执中，你妈用手指戳你奶奶的额头，发生意外，给戳瞎的。你爸爸现在还一直蒙在鼓里，不知道这个事。你回去不要跟你爸爸讲，烂在肚子里。”
我天生就不是一个读书的料，读了三个二年级才升入三年级。
在读二年级的三年里，我学会了自己穿衣服，学会了煮饭，学会了找猪草，学会了上山背柴。早上起来，把裤子提起来，往脚上一套，背着书包就出门，走到教室里，才发现裤子穿反了，于是在下课的时候，谨小慎微，生怕别的同学看出破绽，悄悄溜出教室，钻进一处茅厕，脱下裤子，重新穿好。
裤子没有缩筋，也没有皮带，通常我会用一根细铁丝把两个裤扣拴在一起，或者是吸瘪肚子，把两个裤扣拉拢，然后用一根小木棍穿插在其中的一个裤扣上，这样裤子就不会脱落。当我人生中有了第一根皮带，第一条内裤的时候，那种喜悦之情是难以言表的，可以说是蹦跳起三丈高，爱不释手。很多时候都会有意无意地拿出来显摆。
读二年级的时候，我就开始煮饭了，够不着灶台，就搬两块砖头垫着。从不会切菜，到学会了切菜，再到后来切得越来越好，熟练到闭着眼睛也可以切洋芋丝。更多的时候是放学以后到野地里找猪草，上山背柴。现在左手食指上的五六道疤痕就是切菜找猪草时留下的疤痕。同样是在农村，现在的农村小孩很难分清麦子韭菜了，更别说找猪草，上山背柴了，这真是要命的一件事。
农村的炊烟已渐渐消失，锈迹的镰刀再拾不起金色的稻子。一个小孩读书，全家人都在陪读。每天放学，学校门口，接娃娃的家长排成长长的队伍，车接车送浩浩荡荡，然而很多孩子并没有读好书。他们并不知道读书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过好日子，天天有肉吃，有新衣穿，可现在的生活不已是很舒适了，天天有肉吃，天天穿新衣服。所以再让他们好好读书，将来过上好日子，这句说词，似乎没有什么说服力和诱惑力。估计除了老师，没有或者很少有一个家长会这样教育自己的孩子：“好好读书，将来做一个对社会，对国家有用的人，对人民有用的人。”我听得最多的也是千篇一律的：“好好读书，将来过上好日子。”
现在的老师几乎不敢再打学生了，当然偶尔的也会听到有老师打骂学生的现象发生，但是也有一个现象在悄然发生着，学生殴打老师，学生辱骂老师。学生对自己的老师没有一点敬畏之心，对教育没有一点敬畏之心，学生都不再惧怕老师了，那么，老师还怎么教书育人。
我很感谢我的一个老师，他虽然没有打过我，但是他把一个学生从讲台上几脚踢到课桌下面后，这个场景深深地震慑到了我，让我的学习有了很大的起色。
让人感到意外的是，多年以后，这名曾经被打的学生，在后来的人生中吃尽了各种生活的苦头，在提到当年打他的那个老师时，他没有半点厌恨，反而是无比地怀念那个当年打他的老师。
我读了三个小学二年级，二年级万岁。我的母亲并没有因为这事打过我骂过我，她要是真为这事打我骂我，我不但不抱怨，还要感念她的恩。母亲没有在我糟糕的学业上动过我一根手指，却在其它鸡毛蒜皮的小事上把我打得遍体鳞伤。
我经常被母亲整了跪在地上，头上还要顶着一碗水，若水有泼洒，就等着挨棍子。
从小到大，我被打了很多次，有些我已不记得了。
我被外公打过，那是因为我把一个难以下咽的黑色馒头悄悄塞进一个土墙洞里，浪费了粮食。我偷了父亲的钱，被父亲打，我不该偷钱，被打是应该的。我被哥哥一拳猛砸在鼻子上，两个鼻孔鼻血喷射出来，此后每到春冬季节，鼻血就会流出来，我不记恨哥哥。我还被同学揪着头发打过，还被另一个同学掰着一个手指打过，尽管这位同学差点把我的手指掰断，但我也不记恨他。
这样的打，早已在心里烟消云散，完全释怀。
我难以释怀的是被母亲的毒打，尽管有时，我会在心里告诉自己，不要再记恨这个女人，原谅她，她本就是一个野蛮粗鲁的女人，可我幼小的心灵早已深深烙下刻痕，不是我想抹平就抹平。
无法释怀的心像一座坚硬的岛屿，带着沉重的枷锁，我无法修行。
我承认，我是记恨我的母亲的。我忘不了，母亲用绳索把我绑在椅子上，用皮条抽打我的脸。她完全可以打我的背脊或是屁股大腿，为什么要打我的脸呢。那些抽打在脸上的条痕，仿佛秋天里最后落下的枯叶。
母亲让我到山上背柴，村里有一家人家办喜酒嫁女儿，等我柴背回家，就带我到那家人家里吃喜酒。我喜出望外，想着可以吃上美味可口的饭菜，急匆匆地就到山里背柴。想着母亲反正是要带我去吃喜酒的，我把柴背回家，放下柴火，没有换上干净的衣服，整个人脏兮兮的，黑手黑脸的就先于母亲到了那家人家里等着吃饭。
母亲找我不见，最后知道我早已在那家人家里候着吃饭。母亲二话不说，揪着我的耳朵就把我拖到家里，用绳索把我绑在椅子上，拿捆柴的皮条抽打我。我太脏了，去别人家里吃饭，丢了她的脸。
我记恨母亲，她用一根竹竿抽打我的小腿和脚踝，直到竹竿炸裂，变成竹片，竹片再变成竹丝，她还在打我，我的双脚脚踝鲜血直流，走不到学校上课，我躲在一个树洞里。村子外面的野地里，有几颗上了百年的板栗树，有一棵板栗树有一个树洞，我躲在树洞里，晚上不敢回家，没有一个人找过我。
我记恨母亲，一天吃过午饭，她让我在家里看守刚孵出的小鸡仔，她到河里淘洗麦子。一只小鸡被老母鸡翅膀夹死。母亲回到家，失望惋惜地捡起地上的小鸡仔。“唉！死了，短命鬼，我是咋个告诉你的。”母亲一声骂起，就揪着我的耳朵，把我整个人提出大门外，看见我的耳朵撕开了口，血流了出来，母亲才松开手。
我记恨母亲，在一个冬天的早晨，我跟着她到山里背柴。山道崎岖不平，落满了雪白的冰霰，本是松散的路面变得坚硬易滑，一不小心就要栽跟斗。我背着柴走在母亲前面，我一跌倒，母亲就给我一脚。我不指望母亲能拉我一把，我只希望她能让我慢慢地爬起来，我们一起走下山。可母亲没能让我慢慢爬起来，我在那里跌倒，她就在那里给我一脚。
这一条山道不算长，却成了我一辈子无法翻越的山路。每次经过这一座山的时候，我都会停下来，驻足默默地看一眼。山道依稀可见，弯弯扭扭，丑陋不堪，仿佛一截丢弃的盲肠。
母亲老了，她时常会在村里诅咒我，说她养了一个白眼狼，忤逆种。母亲这样咒骂我，我笑笑。时常，母亲也会告诉我，母亲说，她在菩萨面前帮我挂了功德，保佑我平平安安。母亲这样说，我也只是笑笑。
很多时候，我们的作业车要经过村子，母亲会站在路口痴痴地望着我们的作业车，看我有没有坐在车上。她望眼欲穿的眼神，像一只敲着木鱼的乌鸦，我在想，它应该盘旋在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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