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童话剧到恐怖剧！顾城为什么以这样的悲剧收场

        即将到来的10月8日，对于我们来说可能是个有轻度焦虑的日子，因为马上又要踏上日复一日，忙里忙活，心浮气躁、焦头烂额的工蚁生活。可这个10月8日，我却突然想到了一个“巨婴”诗人的悲剧人生。说他是“巨婴”，有一部分是说他象我们现在的一些外表是成人，内心是婴儿的巨婴族，但更重要的一部分，也可以是他是一个“伟大的婴儿”，这听起来很矛盾纠结，是因为我乃至许多熟知他的诗友，对他的感情是很复杂的。既有欣赏、倾佩的一面；也有震惊、失望的一面。总之，这种对他和他诗作的情感，五味杂陈，一言难尽。

在24年前的10月8日，一个天才诗人，在他所谓的“世外桃源”新西兰激流岛，竟然用一柄斧子结束了自己所爱的人和自己的生命。他曾被人们美好地构画出是一个“童话”诗人（舒婷以他的前期诗风界定的，从此广为传领），他和他的爱人曾被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人们想像成童话中的王子和公主。可结果呢？可王子和公主“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之后呢？王子终于有一天杀死了天天照顾自己的公主，且自杀殉情。公主不是被巫婆杀的，不是被魔鬼杀的，却是被深爱着自己的王子所杀，这样的剧情你在电影里看到过吗？

有人说炫彬你这是拿顾城和谢烨旧事重提，想重新消费一把，以期提高你自己的知名度。希望你明智一些，你要知道死者为大，悲剧已经过去了，不要总是揭那道疤！我不得不承认，也许我闪过想要借题发挥的念头，但此时此刻确实有一种不吐不快的理性激情冲击着我，让我想把自己这些年淤积地对顾城以及他的诗的想法倾诉出来。我知道“激流岛事件”内隐之情至今是个谜，究竟发生了什么激烈冲突？为什么以这样残忍的方式结束？至今都横亘在我们广大诗友的心头。尽管有当时新西兰警方的认定，确实是顾城“举起了斧子”，杀人自杀。但我们还是不愿意相信：一个本性纯良，象儿童一样天真，象水一样清澈的诗人，为什么竟干出了如此“暴力狗血”之事。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

终于决定下笔写这篇文章时，炫彬我给自己定了三个原则：一，决不用顾城杀妻事件来“八卦”，猎奇，以博眼球；二，决不会为顾城辩护，杀人就是杀人，他在阴间应该能正视对他的审判（但我始终认为他是激情杀人，然而激情杀人也是杀人）；三，对谢烨的无辜殉葬，我们应该深表哀痛，她为顾城的付出太多了，我们应该给予必要的敬意和尊重。同时，我也给自己立下了一个信条：我写这篇文章，不是为了追忆顾城和谢烨的爱情覆灭记（关于他们的来来往往，恩恩怨怨，读者可自行百度），而是从顾城的个人成长和文学实践角度，力争挖掘出人性的复杂性，艺术的持久性，以供文友和世人，通过顾城这面镜子，来审视、反省我们自身。我力争写出一定的思想深度，也希望广大读者，在与我一起从对顾城这个人及其作品的探索中，更清楚地“认识我们自己”。

在落笔前，有一个问题始终盘旋在我的脑海：为什么梭罗用“一把斧子”给自己开创了一个西方式的“世外桃源”，而顾城却用也许是同样“一把斧子”，在异国他乡，亲手毁了自己一手打造的“东方伊甸园”？这是我们不得不正视和深思的问题，以下我也要围绕这个问题主旨展开，剖析一下人性中的不确定性。

我们大家可能知道，顾城1956年出生，因为文革的原因父亲被下放，顾城跟着父亲去了山东潍坊的火道村，从此辍学，只上过小学三年级。可他就仿佛是一个天生的诗人，从五六岁开始就能写诗。当然天才也不是空中楼阁里产生的，他毕竟要植根于一定的现实土壤。顾城的父亲顾工就是一位体制内的诗人和编剧。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那样的家庭环境下，顾城肯定有一定的耳濡目染和侵淫（但也可能有一定的反叛）。何况顾城一直认为自己是自然之子，他把大自然一直当作他的老师。

我们试看一下他8岁写的一首小短诗：

《杨树》
我失去了一只臂膀，
就睁开了一只眼睛。

这是8岁孩子写的吗？人们说顾城从小就是个童话诗人，这点我承认。但我从这首小诗分明看到一种“失去”和“得到”之间的辩证性，甚至有一点哲学色彩的思辩。咱们再接着看顾城12岁写的两首诗：

《烟囱》
烟囱犹如平地耸立起来的巨人,
望着布满灯火的大地,
不断地吸着烟卷,
思索着一种谁也不知道的事情。

12岁的年纪，竟然想探究万物本源！竟然有这样奇诡的想像力！而且还在“思索着一种谁也不知道的事”，什么事呢？烟囱是不是少年顾城的心灵物化呢？我们不得而知。只是隐隐感觉到内向敏感的顾城有一颗执抝的心。

随父亲下放到农村后，顾城如鸟雀放飞到山林，用他自己回忆时的话说：有时候读一片树叶，或者看一个甲虫爬，比读书更让我觉得有收益。以我的理解我也是一个小虫子，爬一阵就想长出翅膀来飞一飞。如果问我谁教我写诗的，那么我说是天空。

其实，如果我们追忆我们的少年时光，似乎也有这种似曾相识的经历，我们也愿意睁着好奇的眼睛多问几个为什么？我们也喜爱在大自然里流连忘返，只不过我们的童心可能没有顾城这么富有诗性。有诗性的童心是对的，但如果成人后，把这种诗性的童心过分暴露于外，用来处理生活和工作中的事情，很有可能就落于幼稚和偏执了。让我们从顾城的童心出发，探讨人性中的第一个两难问题：

一.究竟应该是始终保有一颗童心，还是将童心长成世故？

其实我们每个成年人的心里，都曾（或仍在）住着一个孩子，这个孩子的优点是无拘无束，自由自在，能让我们体验到天马行空的乐趣和不用担负责任的轻松；缺点是任性乖张，横冲直撞，不肯承担义务，由着自己的性子，想怎么过就怎么过，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哪怕伤害别人也在所不惜。伪成熟的人，能感知到这种童心的风险性，把这种童心看成劣根性，毫不留情地剔除，在世人面前学世故、学“装逼”！看着是经营了自己，得到了世俗的利益，实则生活一潭死水，了无情趣！而真正成熟的人，经历了否定之否定后，仍保有一种历经沧桑的童心，他们既善于入乎成人的游戏规矩之中，又善于超然于其外，他们是生活这出戏的“儿童导演”，既看破红尘又热爱红尘。远的不说，近的如木心、黄永玉老爷子（以后炫彬我还要给他另开单章）。可是顾城不然，本来我们从顾城少年时期的作品能看出他有这种潜质（因为他的童心里确有一定的哲思，可以说是一个“哲童”），但很可惜，他一味地坚持将他这种童心过分艺术夸张似地“外化”，外化到为人处事上，外化到与现实生活的脱节和格格不入上。

有人可能说：不疯魔不成活吗？天才和疯子之间只差一步！我不同意这种观点，我认为这种观点是诱导天才夭折的误区。许多的天才本来艺术生命应该更长，结果却因为这种钻牛角尖，过早地终止了自己的艺术创作生命。我们试想一下，如果炫彬我前几天写文提到的木心，因为现实的打击就从此愤世疾俗，用自己的生命过分张扬地捍卫自己的童心，恐怕就没有在海外那二十多年的黄金创作期了。

我们从顾城少年以后的诗歌创作道路上可以看到：顾城太执着于将自己这颗童心“贯彻到底”并扩而大之，广而告之！如顾城在1980年《简历》一诗起首写到：

我是个悲哀的孩子
始终没有长大

再如他在1981年《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结尾写到：

我是一个孩子
一个被幻想妈妈宠坏的孩子
我任性

我们要知道，那时的顾城已是24、25岁的青年（似乎还没有心理断乳）。如果这颗童心一直用在自己的文学道路上，我举双手赞成（可惜顾城后期的诗歌晦涩难懂，几乎寻不到童心了）；但顾城却将自己这颗童心搬运到生存生活的方方面面，始终把自己当成一个孩子。在新西兰激流岛，他甚至把谢烨当成了照顾自己的“母亲”，形成了“人身依附”，离开谢烨，就不会处理生活琐事。为此，还要求把他们共同的孩子寄养在别人家，只为谢烨能专心照顾他自己这个精神高贵的“巨婴”。甚至把英儿从国内接过来，只为成全他类似于小孩过家家式的“女儿国”梦想。我们不能否认，顾城确实是个天才诗人，可天才诗人的艺术道路要想走远，心智必须要真正成熟起来，否则……结局我们看到了，很有可能是英儿出走，谢烨受不了天才诗人给自己带来的伤害，也想选择离开，而顾城离开谢烨无法生活，两人产生争执，以致于酿成惨剧！

真正的童心是什么？是将生活和艺术融会贯通，而不是将生活生吞活剥成艺术！

二.究竟是该活在精神世界里，还是活在物质世界里？

人究竟是物质动物还是精神动物？我认为是两栖动物！人完全可以在物质和精神的交锋中找到契合点或者说和谐点。一个纯粹活在物质世界的人，物质腐人必腐，满身的铜臭味必然让人嗤之以鼻！在我们这个时代，物欲确实太重了，许多人拜物、拜金。但并不能因对这些人的否定，我们就走向事物的反面，彻底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对物质世界抱以愤怒和电闪雷鸣，要与物质彻底撕逼决裂。

顾城的一生，是对精神之美、艺术之美彻彻底底信仰的一生，可以说他执着于要做自己精神世界的国王。可这样的国王，却最终走向了“霸权霸道”的极致，他甚至想与物质世界彻底决裂。老子在《道德经》云：吾有大患，及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顾城偏爱老子，把老子这一言论奉为圭臬，甚至说：“我想过一种不依靠世界的生活，因为我觉得有一个恨，就是恨我这个身体，因为它，我就得依靠这个世界，这个时候我觉得我思想比较极端，我就觉得很耻辱。”老子的本意有多种解释，但纵观老子的一生，也是试图在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游刃中圆融无碍的一生，并没有因为这个色身的桎梏而想“焚身碎骨”，可惜顾城，因为误解了这种理念，真的走向了极端。

顾城因为拒绝排斥种种他所谓的“物质诱惑”，虽然是个著名诗人，却总是生活在贫困中。但对于谢烨来说，与顾城一起忍受贫穷倒是无所谓，她不能忍受的是顾城对她的控制。顾城对谢烨有许多规定：严禁排队买菜，严禁浪费时间，不许炒菜，不许饭菜分开做，要节约火，实行一锅煮。还说吃东西是人受物质奴役的表现，“哪一首诗，是歌颂过红烧肉的”？他有时甚至痛恨自己饥饿的肚子，为了裹腹，就把米面，土豆，一整棵菜花一起放进锅里煮，还挑衅地看着谢烨，意思是我就要这样活，你拿我怎样？按说，炫彬我不应该列举这些家庭琐事，但我们通过这些细节可以看出顾城准备与物质生活的绝缘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程度！我真想问一下顾城，你那么喜欢李白，苏东坡，可你知道，李白也“烹羊宰牛且为乐”过吗？苏东坡就有一首歌咏红烧肉的诗！题目就叫《食猪肉》：“净洗铛，少着水，柴头罨烟焰不起。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时他自美。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贵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早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难道苏东坡会因为这首红烧肉的诗，影响到他一代大家的艺术地位吗？难道艺术与猪肉天然就是仇敌吗？

当然炫彬这样说，不是为了贬损顾城，相反，顾城对诗歌创作的投入，我是佩服之极的。他甚至把诗歌当成了他整个的生命，这也是我们一般人达不到的境界，我只是替他惋惜，如果他稍微重视点物质世界，用物质世界的食粮反哺自己的艺术创作，成就应该更高！而我们这些文艺青年也确实应该以顾城为诫，物质对于精神虽然不是锦上添花的关系，但却是雪中送炭的关键。

三.天使和魔鬼究竟是人类飞翔的两翼还是人类心中的孪生兄妹

炫彬我历来认为，人是半兽半神的高级动物，我们必须正视人类自身的局限性，真正的圣人很少，每个人几乎都有善与恶的较量胶着，可以说我们每个人都是天使与魔鬼一起生活的共存体，你可以把它当成一种宿命，也可以当成一种人性在阴阳变幻中的复杂体现。但正因为这种复杂性，才成就了人类社会的丰富性，有了这种丰富性，艺术家才有进行艺术创作的源泉。所谓的圣人，只不过最终成了天使和魔鬼的主人，有了一定程度的掌控力。

在这种理念引导下，我们再来分析一下顾城，可以说顾城的前半生很纯粹，简直就是个透明的天使（魔鬼退缩到内心深处不敢出来，也出来不了），这我们可以从他那些空灵的诗句感知到，他似乎是个神仙，只不过脱离不了地球，只好做散仙地仙：

其实从这首小诗里，我们从潜意识里，就隐隐感觉到：在顾城的诗心里，人很远，自然很近。他非常喜欢陶渊明，又极爱老庄和禅宗，这本来是健康纯朴的自然观，可是顾城并没有掌握好参禅悟道的分寸火候，相反，将这种“归隐”思想走向了极端。本来他可以在国内有很好的发展，就算是去了新西兰，在大学里也有份稳定的教职，以便他专心从事艺术创作（北岛现居香港中文学就这么做），可他却有些“为隐而隐”。新西兰本来就人口稀少，安安静静，可他还不满足，偏要在四面环海，几乎没有人烟的激流岛定居。也许他是在学梭罗吧，可梭罗独立生活能力很强，自己靠一把斧子就建造了一个适宜居住的木屋。而且梭罗又能耐得住寂寞，在瓦尔登湖独自生活了两年多。可我们再看看顾城呢？虽然做过木匠，但又不屑于这些手工活；有本事就自己一个人在激流岛隐居吧，却又拉着谢烨，甚至还招来了英儿。如果他是学东晋的陶渊明也行，陶渊明虽然“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却有荆妻稚子围绕，而顾城又容不下自己的孩子在岛上居住。

从这些细节我们可以看出，到激流岛后，顾城的天使“折翼”了，而他心中自私的魔鬼开始抬头，这种隐居一开始可能春暖花开，但渐渐使他脾气越来越古怪起来。他仿佛要隔绝人间，做自己的王，结果随着英儿的来到，魔鬼做了他的王。他在临终前写的《英儿》一书中说到：英儿，你知道你做了什么？你让魔鬼走进了我的心。以炫彬来看，不是什么英儿让魔鬼进了他的心，而是他在极度的自闭中，让心中原来潜伏的魔鬼复活起来！于是我们看不到了最于心不忍的一幕：1993年10月8日，顾城用斧头杀死妻子谢烨，自缢于一棵大树之下。

这幕人间惨剧，到现在还令我唏嘘不已。为什么一个曾经的诗坛“白马王子”给人们最后的却是如此“黑马”的结局？不是以一个伟大诗人的形象，却是以一个杀人犯的结局收场。以炫彬看来，根本原因还是顾城到最后没有扼制住自己心中的魔，一任它横行！

逝者已去，我们还能再说些什么呢？如果将顾城本人最后留下的阴影和顾城充满天赋的诗歌作品完全隔裂开，似乎也是不可能的。炫彬在此，也只能谨告自己，还有广大文友，我们要以顾城最后的归宿做警醒，做一个将生活和艺术恰如其分融合的人；做一个将童心和沧桑恰如其分融合的人；做一个将精神和物质恰如其分融合的人，以期文艺道路走得更长更远。这或许也是对逝者最好的告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