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校父”张伯苓

在中华民国时期，南开大学是一所私立大学，但这所私立大学的知名度完全可以与一些著名的国立大学和教会大学相媲美并鼎足而立，私立南开大学不能不说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一朵奇葩，它曾有过一段辉煌的历史，并一直延续到今天。

私立南开大学在历史上只存在了27年，就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被国民政府教育部改组为国立南开大学，这对南开大学是喜是忧，历史没有做出明确的判决，但令人遗憾的是，中国的高等教育却从此缺少了一种办学模式，而美国的一些著名大学都是私立大学，这就证明私立大学一样可以办的出色，但在中国的土地上，私立大学却貌似没有它存在的土壤，这是史学家们应该思考的问题。

中国著名教育家张伯苓先生的一生与南开大学结下不解之缘，张伯苓的名字是与南开二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张伯苓开创了南开办学的历史，也开创了中国教育史上在北方创办私立学校的先河。

张伯苓

张伯苓（1876—1951）原名寿春，字伯苓，天津人，其父张云藻，酷爱音乐，尤擅长琵琶，在天津有“琵琶张”之称。张伯苓六岁入私塾读书，在义学读《三字经》、《千字文》等，正是在这样的读书环境中，张伯苓接触了更多的贫家子弟，对他的一生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892年，张伯苓考入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学习航海驾驶技术，北洋水师学堂是北洋大臣李鸿章奏请清政府于1881年8月在天津创建的，是中国北方第一所海军学校，旨在为北洋水师培养海军人才，储备技术力量，学堂设轮船驾驶和轮机管理两科，由中外籍教习授课，所开设课程有英文、地理、代数、几何、水学、热学、天文学、气候学、绘图、测量及枪炮操演、鱼雷发射等。

张伯苓在北洋水师

张伯苓在校期间，如饥似渴地学习现代科学知识和航海技术，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著名启蒙思想家、时任总教习的严复对张伯苓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最终走上救亡图存、开办教育之路。

1894年9月，中日甲午海战爆发，导致北洋水师舰队全军覆没，这场黄海大战的失败，致使张伯苓的报国理想破灭，随即退出海军现役。

1898年，严范孙在天津创办新式学堂，延聘22岁的张伯苓主持严氏家塾——严馆，二人的相识和结缘，彻底改变了张伯苓一生的发展轨迹，从此踏上了兴师办学之路。

年长张伯苓16岁的严范孙，名严修，字范孙，号梦扶，曾任清朝学部左侍郎，是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也是中国早期革新封建教育，推进现代教育的先驱者。

严范孙

张伯苓在严馆教书，讲授英语、数学和理化等现代课程，在私塾学堂讲授“西洋”课程，在一百多年前绝对是一件新鲜事，慕名前来求学者纷至沓来，但更多的是非议，在中国办一件新鲜事情，总是会遇到重重阻力，要想突破传统势力束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好在严范孙和张伯苓理念、兴趣相同，二人共同倡导现代教育模式和教学内容。

日本实行明治维新之后，致使国力迅猛增长，吸引了中国很多仁人志士东渡日本学习，十九世纪末期和二十世纪初叶，中国各行各业的精英人士，几乎都曾到日本留学，不但学习日本的先进理念，甚至还通过日本间接学习西方的理念，正是这批人决定了中国后来的历史走向。

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严范孙和张伯苓也先后前往日本，考察日本社会的状况，尤其是考察了日本的教育，了解学校的办学模式、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感受到了日本政府和社会对教育的重视，这对他们的触动很大，也从中深受启发。

1904年春，严范孙出任直隶学校司督办之后，决定将严馆和王馆合并，筹备建立私立敬业中学堂，这所新式学堂，于当年10月就正式开学了，聘张伯苓为学堂监督（校长），从此，张伯苓结束了私塾先生之生涯，开始将精力投入到敬业中学堂的建设之中。

1907年，私立敬业中学堂在天津城区南部一片开洼地，选址建立新的校舍，学堂随即改称私立南开中学堂，并从此声誉渐起，“南开”二字不仅成为学校的品牌，也成为天津南部区域的地名，严范孙作为主要校董，不仅以个人财力、物力资助学校的建立和发展，而且在教育思想和办学方向上，对早期的南开系列学校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严范孙和张伯苓成为南开中学堂的创始人，而“南开”的品牌也一直沿用至今，在中国所有大学校名中，“南开”是中国少数最具文化品牌价值的大学之一，无论风云变幻，历史如何变迁，相信“南开”二字永远也不会更名的，它始终傲然地屹立在中国的大地上。

严范孙与张伯苓

1917年秋，张伯苓奔赴美国，进入哥伦比亚大学，专题研究大学教育，他认为：“普教育仅为国民教育之初步，创办高等教育乃国家发展之根本大计。”他这种以教育兴国家之昌盛的理想和信念，在当时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即使以现代人的目光视之，有此理想和信念的人，也是不多见的，能够被称之为教育家的人，更是凤毛麟角。张伯苓是值得后人景仰和尊重的教育家，在中国教育史上，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张伯苓在美国考察期间，适逢严范孙和北洋政府教育总长范源濂也赴美考察，张伯苓随即与他们一起游历了美国各地的大学，重点考察了美国一些私立大学的组织架构、办学措施和办学经费的筹措。

1918年12月，严范孙和张伯苓从美国归国后，开始筹划创办私立南开大学，他们积极四处筹措经费，不但积极游说天津士绅捐资办学，而且也争取到了北洋政府的一定支持，在各方共同努力之下，在私立南开中学附近建设校舍，私立南开大学部终于在1919年9月正式开学，教师17人，学制四年，第一届学生只招收了96人。

周恩来就曾是私立南开大学第一届中的文科生，1913年秋，15岁的周恩来就考入了南开中学读书，1917年6月毕业后东渡日本留学，在日本留学期间，曾拜望在日本考察的严范孙和张伯苓，当他知道南开学校成立大学部的消息后，就从日本归国进入南开大学学习。

当时正值“五四运动”前后，周恩来的主要精力都投入到“觉悟社”和学生运动中，1920年1月19日，因带领天津数千学生赴直隶公署请愿而被捕，随后在严范孙的资助下，赴法国巴黎勤工俭学，从此走上职业革命者之路，周恩来在私立南开大学学习仅仅只有几个月的时间，却是南开最杰出校友。

私立南开大学创办伊始，就设置了文科、商科和理科，后来很快就发展成为三个学院，张伯苓聘请从南开中学毕业的凌冰任大学部教务长，凌冰从清华留美预备学校考取留美官费生，先后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克拉克大学求学，获教育学心理学博士。

凌冰到任之后，又从美国联络了一批留学生到南开任教，应该说私立南开大学的起点是很高的。初创时期的南开大学，其办学经费除北洋政府少许补贴和学生学费之外，基本仰赖基金团体和企业家的捐赠，学校本着“贵精不贵多，重质不重量”的办学原则进行办学，学校办学规模一直比较小，私立南开大学的办学原则，对于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大学，仍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1923年，严范孙和张伯苓又建立了南开女中，1928年又设立了小学部，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南开系列学校，之后不久，又创办了南开经济研究所和应用化学研究所，从而构成了一个相当完整的南开教育体系，这在中国教育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这种教育体系一直保留到现在，无论是小学生、中学生，还是大学生，南开所属的系列学校，从来都是天津人向往读书的学校。

南开从其建校之日起，就主张德、智、体、美四育并进，强调爱国教育、道德教育和人格教育，注重科学知识、科学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培养，，逐渐形成了“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校训精神，培养了大批优秀的人才，南开学子以能在南开读书而自豪，南开校友之间的情谊，相比其他学校校友之间的关系要深厚的多。

张伯苓曾这样评价创立南开的严范孙：“南开之有今日，严先生之力尤多，严公逝世，在个人失一同志，在学校失一导师，应尊严先生为校父。”而张伯苓先生一生致力于南开教育40多载，提倡教育救国，反对学生介入社会政治活动，也是对学生的一种保护，张伯苓是一个深受学生爱戴的校长，也是社会上令人尊敬的教育家。

“七七事变”之后，天津很快沦陷于日本侵略者的魔爪，南开校园也被侵略者的飞机轰炸成废墟，南开大学被迫迁往大后方，最后在昆明落下匆匆的脚步，与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开始了一段救亡图存的抗战经历。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三校开始复校，但私立南开大学却面临窘境，不得不被国民政府教育部改组为国立南开大学，张伯苓依然担任校长，自1946年4月9日，私立南开大学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也从此开启了国立南开大学的时代，尽管张伯苓和南开校友都不愿意南开改制，但巨额的办学经费却无力筹措，南开不得不接受命运的安排，中国一代私立高等名校就此凋零。

1946年6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授予张伯苓荣誉文学博士学位，尽管30年前，张伯苓只是在哥伦比亚大学进行过短时间的访问和学习，但是鉴于张伯苓在中国兴办教育的卓越成就和杰出贡献，还是向他颁发了荣誉博士学位，以此表达对一个东方伟大教育家的尊重和敬佩。

张伯苓博士

1949年，国民政府飘飘欲坠之时，蒋介石和周恩来代表国共双方游说已经73岁高龄的张伯苓，蒋介石甚至亲自登门规劝，而张伯苓的学生周恩来也亲笔致函劝解，古稀之年的张伯苓心系南开，下决心留在大陆，与他付出一辈子心血的南开学校在一起。

但尤为遗憾的是，留在重庆等待解放的张伯苓却受到了一定的冷落，尽管他把在重庆的南开私产捐献给了国家。1950年春天，张伯苓突然中风，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和静养之后才渐渐恢复

1950年5月，经过新生政权的同意，张伯苓搭乘一架军用运输机前往北京，9月又回到天津居住，但此时的张伯苓已经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不再是受人景仰和爱戴的教育家，即使是南开的师生，尤其是年轻的师生，也视张伯苓为敌对阵营中的人，这可能是因为张伯苓曾是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还担任过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的缘故吧，没有将他按反革命对待，已经是客气的了。

1950年10月17日，南开中学举办校庆的时候，学校却婉拒张伯苓参加校庆典礼，致使张伯苓心情郁闷不已，自己穷尽一生之精力创办的学校，却再也没有资格过问南开的校务，其内心的痛苦可想而知，也不知道是哪个领导人做出这样一个不近人情的决定，也许是当时政治气候的原因吧，尽管张伯苓是周恩来的老师，他的境遇也没有丝毫的改变。

张伯苓的一腔热血渐渐冷却了，人也变得沉默寡言了，门庭冷落车马稀，他常常在居室里叹息，精神上受到很大刺激。

1951年2月4日晚，张伯苓第二次中风，口角歪斜，喉咙麻痹，不能进食，延至2月23日下午，中国一代著名教育家走到人生的尽头，终年75岁。

张伯苓治丧期间，政府和学校也是低调处理，尽管学生周恩来曾亲赴天津张府吊唁，但媒体也没有进行公开披露，可见当时政治上的高压线，无人有勇气去触碰，那可是政治立场问题，倒是寓居香港和台湾的当年同仁，纷纷致挽联或撰文，以表达沉痛悼念之情。

张伯苓的追悼会是在低调和凄冷中进行的，甚至被一种极度压抑的氛围所笼罩，只有张伯苓的学生、南开大学秘书长黄珏生的悼词，字字句句不断地敲击和拷问在场所有人的灵魂，“他叹息老境不能参与这个伟大时代的工作，他悲伤他是被新中国所扬弃的人，他悲伤他不如他的老友颜惠庆，他悲伤他的一生的工作都被否定了，他悲伤他一生心血所在的南开中学已经不认识他了。在校庆的那一天，他想到礼堂去坐一坐，都得不到许可，他伤心极了------。”

尤其更为过分的是，张伯苓逝世不久，社会上还发起了对张伯苓的批判，对于这位一生致力于教育救国的伟大教育家给予全盘否定，要彻底肃清其思想和流毒，这不能不说是一场令人嘘唏不已的悲剧，而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则更像是一场人间的闹剧。

张伯苓在生前遗嘱中有“愿故去埋葬在南开大学校园内”的遗愿，但他的这一愿望并没有如愿实现，而是被安葬于天津永安公墓，其后又经历过许多次波折，曾迁至杨家台祖坟。

1962年夫人王淑贞去世之后，夫妻合葬于天津北仓烈士公墓，1975年，张伯苓夫妇骨灰火化后，暂时放置在北京长子家中。1979年，在天津水上公园烈士陵园举行了骨灰安放仪式，后迁至北仓烈士陵园。

1986年，张伯苓的半身铜像在南开大学校园内落成，夫妻二人的骨灰被合葬在铜像之后，张伯苓在其逝世35年之后，生前的遗愿才得以实现，他终于魂归故里，重新回到他梦魂牵绕的南开校园。

张伯苓墓园

一生致力于教育救国的张伯苓，也是一位热心体育事业的先驱者。在南开初创时期，张伯苓就极力推广体育教学，甚至与学生一起进行体育项目的锻炼。

1908年，张伯苓还亲自远赴英国伦敦，观看了第4届奥林匹克运动会，是中国在现场观看奥运比赛的第一人，极力向国人介绍和宣传“奥运”的魅力，并在南开推广更多的体育活动。

张伯苓也是力促刘长春参加第10届和第11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主导人物，他还积极倡议中国举办奥运会，并在抗战胜利后，组织国民政府体育协会，积极申办第15届奥运会，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申奥活动，因此张伯苓也被誉为“中国奥运第一人”。

张伯苓曾预言：“奥运举办之时，就是我中华腾飞之时。”中华历史的车轮在在走过63年之后，第28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北京成功举办，张伯苓的预言终于得到了应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