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大学时，同学给我介绍了个短工，和一位叫尼克的外国人共同翻译一份专业资料。考虑到工作地点是对方在雅宝路的单身公寓，我穿上高领大T恤，兜里揣了把手术剪。
剪子一直安静地呆着，没机会展示它的锋利。尼克试探了一两次后，发现只能让我的扑克脸变成冰山脸，便把兴趣全部集中到工作上，效率倒是大大地提高了。
每天十点钟，会有一位叫赵姐的钟点工来干活。赵姐看上去三十来岁，矮小敦实，手脚麻利。第一天，尼可把我介绍给她时，她黑着脸冷冷地瞟了我一眼，连哼都没哼一声。
我们只工作半天，我十二点回学校的时候，跟她打了个招呼，她头也没抬。
第二天，我想着既然人家不待见我，我就安静地离开好了，结果她见我出门，倒是主动冲我点了点头。
之后，我们便熟悉起来，每次中场休息的时候，她会跟我聊聊天。她家在河北乡下，几代人都在给外国人干活，最开始在东交民巷，后来转战雅宝路。由于雇主们的互相推荐，现在一大家子都在这一片打工。
我也知道了她第一次见我时的冷淡态度因何而来。
原来尼可这儿常年莺莺燕燕不断，好多中国女孩儿上赶着找上门来。她们通常有两个目的：一是用身体赚钱，二是用他作跳板出国。赵姐对此很看不上眼，从来是白眼相加。观察了三天，发现我确实是学生在打工，而且，她还向楼下看门的大爷打听过我的情况，大爷说这姑娘挺好，规规矩矩的，于是她马上调整态度，将我归入同一阵营。
“那都是些不要脸的女人，”她如是说，又提醒我，“他付账的时候，你要记得让他给美金。”
翻译进行得很顺利，我英文不行，尼可的中文不行，但中译英刚好可以利用两人的长项。原定半个月的工作一周就完成了。走的那天，尼可和赵姐都表现出了真实的不舍。
记得第一次见面时，尼可带点傲慢地对我说，如果我想出国，他可以帮忙；如果我想在北京找工作，他认识谁谁谁，又认识谁谁谁，可以帮我推荐。估计是那些莺燕们把他对中国女孩的认知给固化了。
而这时，他只是一遍遍地说：“保持联系，我舍不得你，我会很想你的。”
我们约好两周后结账。赵姐说：“到时候我请你吃饭。”
结账的那天，公交车顺得出奇，我早到了二十分钟。我试着敲了敲门，结果旁边的门立刻开了，赵姐走出来对我招了招手。
“他房里有人，”她很不屑地说，“这次赚了点钱，又花在这些不要脸的女人身上了。”
我有点不好意思，打扰了人家。她看出来了，安慰我说：“没事，他一直说你很好。晚上我请你吃饭。”
我说：“我请吧！正好赚了钱。”
她直摇头：“哪能让你一个学生请。我做饭，在我家吃。”
我恭敬不如从命了。
尼可按时开了门，清账时他又说了很多感谢的话。只是那个女孩一直在屋里高一声低一声地唤他，我拿了钱便很快告辞出来，跟着赵姐走了。
赵姐说：“你把钱放好。”
我一看，原来我掖在牛仔裤里的美元露了个角出来。只听她叹道：“你真有本事！一个星期赚这么多。”
她在我面前的表现一直很强势、淡然，这话倒让我有点无从回应。
赵姐用自行车驮着我骑了二十分钟，然后让我在路口等着她，她去买菜。
我抬眼看时，才发现眼前的世界已经变了。北京给我的印象一向高端大气，不管是建筑还是人文，偶尔去到一些旧城区、市场，也是浓浓的老北京味儿。可是眼前的市场不一样。耳边听到的都是不标准的京腔，眼里看到的都是真正的农民工，灰扑扑的打扮，场景杂乱而破败。
连夕阳的光照进来，也变成了黯淡的色调。
我不知道北京还有这样的地方，像这光鲜的城市身上一道难看的伤疤。
有个额发长得超过眉际的青年连续几次在我面前经过，远处有他的哥们冲他吹着口哨，给他加油。他终于对着我旁边的空气大声唱道：“嘿，姑娘！我……”
赵姐及时地拎着一条大鱼出现了，对我说：“走！”
我又跟着她七拐八拐地进了一个胡同小院，她租住的地方。院子里全是人，七八个男人，还有女人和小孩。我们一进去，他们说话的声音立刻小了，都转头看我。赵姐把菜扔给一个女人，并不停留，也不介绍，拉着我进了房间。房间很小，大约十个平方的样子。只一张床，床的一边是一张小书桌，另一边竖着一张收起来的饭桌。赵姐给我倒了茶，削了个苹果，我们就坐在床上说话。
我问外面那些人都是她的亲戚吗？
她不在意地“嗯”了一声。
一会，进来一个八、九岁的小男孩。男孩背着书包，穿着校服，面目清新。赵姐的脸立刻舒展了，只是并不笑。男孩叫了“妈妈”后，很有礼貌地冲我弯了弯腰，说：“姐姐好。”
然后走到赵姐面前。
“跟姐姐说，你今天学了些什么？”赵姐把男孩推向我，“姐姐是重点大学的大学生，很有本事。”
于是，我就坐在床上，认认真真地听一个小学生给我背课文，读英语。我在书桌边给他讲解时，赵姐去了厨房，但我仍能感觉到她殷切的目光。
吃饭时，男人们拿着小板凳进来坐在地下。全席只有我和赵姐两个女人，我是客人，她是大家长。他们敛气低声，很快吃了出去，我连哪一个是赵姐的男人都不知道。只知道她带着儿子送我去搭公交车时，心情颇为不错。
这些年，我偶尔会想起赵姐。她的儿子应该上了大学吧！没准还出了国。就算他回到雅宝路打工，也必是穿着西装打着领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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