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广平：你对教育理想的描述是否仅仅想掀起教师内心的高潮与崇高追求？
朱永新：从当初的角度讲，应该是这样的目的。因为我认为对一个教师的成长来说，他应该首先学会兴奋，学会激动，学会有激情有诗意。当然，我对教育理想的描述，从我的想法来说，我不希望他们将这样的兴奋与激动，仅仅停留在激情与诗意上，更应该化为行动，化为对教育的兴趣与热爱，能够让他们在平凡的教育事业中学会尝试。
姜广平：说得太好了，教育其实就是一种行动，就像爱就是一种行动一样。然而，对教育的实践者也就是教师而言，他们能不能有某种行动？能不能有一种爱？我觉得这取决于一个群体的生存状态。也就是说，生存是第一位的。只有在一种理想生存状态中的教师，才能实施行动，实施爱。因而，我想问了，你对教师的生存现状作过什么样的考察呢？
朱永新：总体上讲，教师的生存状态是不能让人乐观与满意的。最主要的是大部分教师在他们的教育生活中体验不到教育的快乐，他们在应试的沉重压力之下痛苦的挣扎着，他们习惯于不断地重复自我，手拿着教育的一张旧船票，每天重复着昨天的故事。有些教师已经麻木了，习惯了；有些教师似乎还没有完全麻木。但恰恰是这些没有完全麻木的人更加痛苦。很多人都没有办法找到脱离苦海的改革途径与方法。
姜广平：非常感谢市长能够看到教师这样的生存现状。我知道你内心的痛楚。这是一种人文精神的疼痛。是在改变教育影响生活的努力中的疼痛。
朱永新：当然也不排除有少数教师他们在诗意的生活中享受着教育的幸福与快乐。这样的教师往往就是比较优秀的教师，或者说是正在走向优秀的教师。在我们教育在线网站上就活跃着这类有着积极人生态度的教师。
姜广平：我问这句话的目的其实很简单，我其实是想问教育理想能否盘活教师对教育的虔诚追求？而当教师的生存现状都无法由自己主宰时，这时候的教育理想还能否成为教育工作者的人生坐标呢？
朱永新：首先我认为理想当然可以盘活激起教师对教育的虔诚追求。因为理想它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心中所追寻的梦。有梦就有希望。只要他的梦想没有破灭他就会有追求。我们的很多教师的确在生存状上无法完全由自己主宰，但精神状态是完全可以由自己主宰的。在同样的生存环境下，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有不同的活法。有人说，我们在应试教育的大背景下，是戴着镣铐跳舞，我经常说，戴着镣铐也可以跳出更精彩的镣铐舞，我们很多人却是躺倒不干了。在相同的生存状态下，可以演绎出不同的人生与不同的教育生活。这个时候的教育理想应该成为教育工作者的人生坐标。
姜广平：有人说过，文化其实是人的生存方式，是一种过日子的哲学。文化在表面上是先导，实际上是基础，是一切的基础。这样理解教育也不会有很大的距离，但我在想，我们如何形成自己的教育文化呢？或者说，我们如何让教育化为我们的生活呢？
朱永新：文化其实是一个社会的灵魂。一个社会、一个城市或一个组织没有文化就没有灵魂。教育文化是整个教育的灵魂。我曾经说过，我们现在的教育是把魂丢掉了，我们要为教育还魂。我们的新教育实验就是一种用文化的自觉来给我们的教育还魂的事业。我欣喜地看到，那么多实验学校的师生已经体验到了这种文化的快乐，他们的教育生活有了更多的快乐，他们的教育人生开始有了方向。
姜广平：现在的教育姑且不说是背离了人的本性，但至少可以说它实质上远离了人的生活，远离了教育工作者的生活。你的实验基地可能还是极少数的情形，中国大部分地区的教育是不容乐观的。你对改变这样的现状抱多大的信心呢？
朱永新：我非常有信心，我相信，我的努力能够改变教育的现状。今年（2003年）《南风窗》第12期将我评为为了公众利益的人物奖。我这次与其他14个人一起当选。这说明，媒体与社会都在认同我们所做的工作。对新教育的评价也非常高。
姜广平：中国的教育现在似乎处在一个尴尬的十字路口，传统的力量还没有退场，现代的潜流已汹涌而至。甚至可以说，在目前的教育景观中，文明与野蛮并存，我们如何才能在我们的现代生活中将这样的教育图景改变过来呢？
朱永新：现在可能是黎明前的黑暗。文明与野蛮、新教育与旧教育的较量正在进行着，旧的不甘心退场，习惯与惰性力量还非常之大。我们客观上应该看到，实际上中国几千年都在搞应试。要想改变也非一日之功。我们只能一个学校一个学校地去做，一个教师一个教师地去改变。我相信会有改变好的一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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