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程，即程颢和程颐，他们的学说也称为“洛学”，与同时代的张载所创的“关学”颇有渊源，二者理学思想对后世有较大影响，南宋朱熹正是继承和发展了他们的学说。他们的理学思想主要见于《遗书》、《明道文集》和《经说》等，均收入《二程集》中，中华书局1981年出版该书校点本。
程颢字伯淳，是老大，又称明道先生。程颐字正叔，是弟弟，又称伊川先生，曾任国子监教授和崇政殿说书等职。哥哥程颢曾参与王安石变法，后因反对新法，被贬至洛阳任京西路提点刑狱。与先后被贬至洛阳的文彦博、吕公著、司马光等相互联系，互相切磋哲学和人生问题。
因二人都曾就学于周敦颐，并同为宋明理学的奠基者，世称二程。死后葬于洛阳伊川二程墓。他们的哲学思想有哪些呢？哲学诗画从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中整理的一部分，一起来深度了解下。
《中国哲学简史》之二程哲学整理概要——
01程颢的“仁”的观念
程氏兄弟是今河南省人。程颢号明道先生，程颐号伊川先生。他们的父亲是周敦颐的朋友，张载的表兄弟。所以他们年少时受过周敦颐的教诲，后来又常与张载进行讨论。还有，他们住的离邵雍不远，时常会见他。这五位哲学家的亲密接触，确实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佳话。
程颢极其称赞张载的《西铭》，因为《西铭》的中心思想是万物一体，这也正是程颢哲学的主要观念。在他看来，与万物合一，是仁的主要特征。他说：“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知信皆仁也。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而已，不须防检，不须穷索。”
在程颢看来，人必须首先觉解他与万物本来是合一的道理。然后，他需要做的一切，不过是把这个道理放在心中，做起事来诚实地聚精会神地遵循着这个道理。这样的工夫积累多了，他就会真正感觉到他与万物合一。所谓“以诚敬存之”，就是“必有事焉”。可是达到这个合一，又必须毫无人为的努力。在这个意义上，他一定“未尝致纤毫之力”。
02程颢与孟子的不同
在关于“仁”的理解上，程颢比孟子更多地给予”仁”以形上学的解释。“易传”中有句话：“天地之大德曰生。”这里的“生”字可以当“产生”讲，也可以当“生命”讲。但在程颢和其他新儒家看来，“生”的真正意义是“生命”。他们认为万物都有对“生命”的倾向，就是这种倾向构成了天地的“仁”。
在程颢那里，从形上学上说，万物之间有一种内在联系。孟子所说的“恻隐之心”，“不忍人之心”，都不过是我们与他物之间这种联系的表现。可是往往发生这样的情况，我们的“不忍人之心”被自私蒙蔽了，或者用新儒家的话说，被“私欲”或“欲”蒙蔽了。于是丧失了本来的合一。这时候必须做的，只是记起自己与万物本来是合一的，并“以诚敬存之”而行动。用这种方法，本来的合一就会在适当的进程中恢复。这就是程颢哲学的一般观念，后来陆九渊和王守仁（王阳明）详细地发挥了程颢的这一思想。
03程朱“理”观念的起源：气和理
在先秦时代，公孙龙清楚地区分了共相和事物。他坚持说，即使世界上没有本身是白的物，白(共相)也是白(共相)。看来，那时的公孙龙已经有了初步的柏拉图式的观念，即区分了两个世界：永恒的和有时间性的；可思的与可感的；理念世界和现实世界。可遗憾的是，中国后来的哲学家，没有发展这个观念，名家的哲学也没有成为中国思想的主流。相反，这个思想朝另一个方向发展了，过了一千多年，中国哲学家的注意力才再度转到永恒观念的问题上。这样做的有两个主要的思想家，就是程颢和朱熹。
不过要注意的是，程朱哲学并不是名家的继续。他们并没有注意公孙龙，也没有过多关注新道家所讨论的名理。他们直接从“易传”发展出他们的“理”的观念。但问题是道家的“道”与“易传”的道存在着区别。道家的“道”是统一的最初的“一”或“无”，由它生出宇宙的万物。相反，“易传”的道则是多，它们是支配宇宙万物每个单独范畴的原则。正是从这个概念，程朱哲学推导出了“理”的观念。
但后来，张载用气的聚散，解释具体的特殊事物的生灭。张载想用气体说，戳破程朱哲学中的“理”。因为他认为气聚，则万物形成并出现；气散，则万物消失破灭。但是这个理论无法解释，为什么事物有不同的种类。假定一朵花和一片叶都是气之聚，那么，为什么花是花，叶是叶？我们还是感到茫然。正是在这里，程朱的“理”的观念起到了作用。程朱认为，我们所见的宇宙，不仅是气的产物，也是理的产物。事物有不同的种类，是因为气聚时遵循不同的理。花是花，因为气聚时遵循花之理；叶是叶，因为气聚时遵循叶之理。宇宙中的万物演化皆如此。
张载与邵雍的哲学联合起来，就显示出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事物的“形式”与“质料”的区别。这个区别，程朱分得很清楚。程朱，正如柏拉图、亚力士多德，以为世界上的万物，如果要存在，就一定要在某种材料中体现某种原理。有某物，必有此物之理。原理，即他们所说的“理”；材料，即他们所说的“气”。但气与气又有不同，朱熹所讲的气，比张载所讲的气，抽象得多。
04“形而上”的理与“形而下”的器
在程朱的系统中，“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区别相当于西方哲学中“抽象”与“具体”的区别。“理”是“形而上”的“道”，也可以说是“抽象”的；“器”指个体事物，是“形而下”的，也可以说是“具体”的。
照程颐的说法，理是永恒的，不可能加减。程颐还将“形而上”的世界描写为“冲漠无朕，万象森然”。之所以“冲漠无朕”，因为其中没有具体事物；它又“万象森然”，因为其中充满全部的理。全部的理都永恒地在那里，无论实际世界有没有它们的实例，也无论人是否知道它们，它们还是在那里。
程颐讲的精神修养方法，见于他的名言：“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程颢认为为学者必须首先认识万物本是一体，“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此后，新儒家就以“敬”字为关键，来讲他们的精神修养的方法。于是“敬”字代替了周敦颐所讲的“静”字。在修养的方法论上，以“敬”代“静”，标志着新儒家进一步离开了禅宗，从“静”上升到了“敬”。
程颐进一步指出，修养的过程需要努力。即使最终目的是无须努力，还是需要最初的努力以达到无须努力的状态。禅宗没有说这一点，周敦颐的静字也没有这个意思。可是用了敬字，就把努力的观念放到突出的地位了。
涵养须用敬，但是敬什么呢？这是新儒家两派争论的一个问题，这点以后会慢慢给大家阐述、讲解。
05新儒家处理情感的方法：不迁怒
在关于人的情感方面，王弼所持的理论是圣人“有情而无累”。《庄子》中也说：“至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其实，王弼的理论就是庄子之言的发挥。
新儒家处理情感的方法，遵循着与王弼的相同的路线。最重要的一点是不要将情感与自我联系起来。程颢说：“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圣人之常，以其情顺万事而无情。故君子之学，莫若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适道，大率患在于自私而用智。自私则不能以有为为应迹；用智则不能以明觉为自然。……圣人之喜，以物之当喜；圣人之怒，以物之当怒。是圣人之喜怒，不系于心，而系于物也。”
从程颢的观点看，甚至圣人也有喜有怒，而且这是很自然的。但是因为他的心“廓然大公”，所以一旦这些情感发生了，它们也不过是宇宙内的客观现象。与他的自我并无特别的联系。他或喜或怒时，那也不过是外界当喜当怒之物在他心中引起相应的情感罢了。
程颢认为，圣人的心如同一面镜子，可以照出任何东西。这种态度产生的结果是，只要对象消逝了，它所引起的情感也随之消逝了。这样，圣人虽然有情，而无累。这里为了便于理解，举一个例子。假定有人看见一个小孩快要掉进井里。如果他遵循他的自然冲动，就会立即冲上去救那个小孩。他的成功一定使他欢喜，他的失败也一定使他悲伤。但是由于他的行为廓然大公，所以一旦事情做完了，他的情感也就消逝了。因此，他有情而无累。
新儒家常用的另一个例子，是孔子最爱的弟子颜回的例子。孔子曾说颜回“不迁怒”。一个人发怒时，往往骂人摔东西，而这些人和东西都显然与使他发怒的事完全不相干。这就叫“迁怒”，就是不要因为自己的气恼而影响到他人或他物。他将他的怒，从所怒的对象上迁移到不是所怒的对象上，这是儒家所极力反对的做法。
新儒家非常重视孔子这句话，认为颜回的这个品质，是作为孔门大弟子最有意义的品质，并认为颜回是仅次于孔子的一个完人。因此程颐解释说：“须是理会得因何不迁怒。……譬如明镜，好物来时，便见是好；恶物来时，便见是恶；镜何尝有好恶也。世之人固有怒于室而色于市。……若圣人因物而未尝有怒。……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
可见在新儒家看来，颜回不迁怒，是由于没有把他的情感与自我联系起来。一件事物的作用可能在他心中引起某种情感。正如一件东西可能照在镜子里，但是他的自我并没有与情感联系起来。因而也就无怒可迁。他只对于在他心中引起情感的事物作出反应，但是他的自我并没有为它所累，因为这个原因，颜回被人认为是一个内心真纯快乐之人。他的这种做法，也是孔子所大加赞赏和支持的。
06寻求快乐的“豪雄”
新儒家也寻求人生之快乐，寻求快乐，是新儒家声称的目标之一。《论语》有许多章节就是记载孔子及其弟子的乐趣，新儒家常常引用的包括有以下几章：
“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
“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
另一章说，有一次孔子与四位弟子一起闲坐，他要他们每个人谈谈自己的志愿。一位说他想当一个国家的“军政部长”、一位想当“财政部长”，一位想当赞礼先生。第四位名叫曾点，他却没有注意别人在说什么，只是在继续鼓瑟。等别人都说完了，孔子就要他说。他的回答是：“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为喟然叹曰：‘吾与点也。”(《论语·先进》）孔子认为他的观点与曾点的想法是一致的，即快乐的事就是，在一个早春时节，穿着刚做好的衣服，与好友和弟子歌唱着回家。
而孔子的这些做法，对于程颢、程颐来说，都是非常值得借鉴和效仿的。
通过程颐的语录我们得知，程颐非常赞同孔子的快乐之法。程颐认为圣人之乐是他的心境自然流露，可以用周敦颐说的“静虚动直”来形容，也可以用“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来形容。这种快乐是一种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隐然自见于言外”的至高精神快乐。
要实现这种人生快乐之理想，新儒家的人成功了没有呢？成功了。他们的成功，可以从以下两首诗看出来，一首是新儒家代表之一的邵雍的诗，一首是程颢的诗。邵雍是个很快乐的人，程颢称他是“风流人豪”。他自名其住处为“安乐窝”，自号“安乐先生”。
他的诗，题为《安乐吟》，诗云：
安乐先生，不显姓氏。垂三十年，居洛之俟。风月情怀，江湖性气。色斯其举，翔而后至。无贱无贫，无富无贵。无将无迎，无拘无忌。窘未尝忧，饮不至醉。收天下春，归之肝肺。盆池资吟，瓮牖荐睡。小车赏心，大笔快志。或戴接篱，或著半臂。或坐林间，或行水际。乐见善人，乐闻善事。乐道善言，乐行善意。闻人之恶，若负芒刺。闻人之善，如佩兰蕙。不侵禅伯，不谈方士。不出户庭，直际天地。三军莫凌，万钟莫致。为快活人，六十五岁。
——《伊川击壤集》
程颢的诗，题为《秋日偶成》，诗云：
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
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
——《明道文集》
这样的人是不可征服的，在这个意义上，他们真的是“豪雄”。可是他们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豪雄”，他们是哲学和人生双修之“风流人物”之“豪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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