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四年（1525年）
二月，邹守益在广德开始兴建尊经阁，前为大成殿，后为范文正祠，他来信请王阳明书写范文正祠的匾额。
王阳明回信说，最近家中多难，因而觉得良知二字更加亲切，大本致远，除了良知之学，其他学问都不管用。湛若水提出“随处体认天理”，似乎未尝不可，但细究下去，未免捕风捉影，与圣门致良知的功夫还隔了浅浅的一层。万一失之毫厘，便有千里之谬。而如果以良知之学点拨，没有不有所省发的，只是着实能下得透彻功夫的，也不容易，但也不可有速成之想。
那些没有志向的人，被声利词章之习所驱使；那些有志于自得圣道的，又往往被一些似是而非的学说所羁绊，从而耽误了一生。原因就在于立志不诚，所以难免产生见小欲速之私。希望邹守益不要被迷惑。
王阳明坦陈，书写大字不是自己的专长，况且很久没写了。范文正祠的匾额，必得自己当场一挥而就，才会有好的效果。
六月，尊经阁建成，七月湛若水作《广德州儒学新建尊经阁记》。
湛若水说，经，径也，是通往圣人之径；又警也，以警觉乎我也。
六经都是用来扩充我们内心的，故能觉吾心。《易》以扩充吾心之时，《书》以扩充吾心之中，《诗》以扩充吾心之性情，《春秋》以扩充吾心之是非，《礼》、《乐》以扩充吾心之和序。有了觉就能开聪明，扩良知。聪明良知，我们是本来就有，但读六经能开之、扩之。那些忘其本而徒诵六经的人，如展转丧志于醉梦者；但阳明认为不读经亦可致良知，犹如说梦呓者不需旁人呼叫就能自己醒来，这孔子也做不到。所以，对待六经既不能过，也不能不及。过则助，不及则忘；忘则忽，助则侮。侮与忽，可谓之尊经也乎？
邹守益把湛若水的这篇文章刻在阁中的石头上，并将文稿寄给王阳明。
王阳明九月下旬从余姚回绍兴，看到文稿，他回信给邹守益，首先他重申了二月书信的立场指出，湛若水“随处体认天理”之说，就是认为万事都有定理而从外求，与戒慎恐惧工夫还隔着一层。其次，湛若水的《尊经阁记》其实与自己的《稽山书院尊经阁记》大意相同，前已寄示湛若水。但如今湛若水批评我的“聪明知觉不必外求于六经”，是没有细察我的本意，有急于立言之嫌。
王阳明接着说，圣学简而名，但后世学者一定要自创其说，致使后学者无所适从，都是学术胜心所致。良知之学，就是要人们各去胜心，各据禀赋，循循善诱之，则良知便会有不同程度的回归。
王阳明最后说：“党同伐异，覆短争长，而惟以成其自私自利之谋，仁者之心有所不忍也！甘泉之意，未必由此，因事感触，辄漫及之。盖今时讲学者，大抵多犯此症，在鄙人亦或有所未免，然不敢不痛自克治也。如何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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