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夷列传》：“求仁得仁，又何怨乎？”

《伯夷列传》：“求仁得仁，又何怨乎？”

《伯夷列传》：求仁得仁，又何怨乎？

　　　　　　　　　　文 / 网风

《伯夷列传》是伯夷和叔齐的合传，被司马迁排在七十列传之首，我个人以为这个“之首”应该很有讲究。与其说司马迁在为伯夷叔齐立传，倒不如说司马迁是在借用这篇列传为自己叫屈喊冤，借用这篇列传“明志”，以期隐晦地表达自己遭受“宫刑”后的志向，那就是不再渴求于当世建功立业，而是一心学习借荐孔子，借助文字为自己拨乱返正，借助文字使自己的名声流芳后世。

“求仁得仁，又何怨乎？”这篇引自孔子的话语，在不同的语境中应该有不同的解释，这是我此前的始料未及。从主动的角度讲，一个人主动选择去完成某方面的“仁”为志向，至于结果如何？他都不会怨恨别人。从被动的角度讲，一个人不得不隐忍自己，压抑其他方面的怨恨，而集中所有的优势和力量去选择主动完成某方面的“仁”的志向，即便是完成了这个“志向”，他的心中又怎么可能没有怨恨呢？显然，司马迁属于后者。

人生有主动选择的自由，也有被选择的无奈。正如司马迁可以选择著书立传，但却无法选择不接受“被宫”的屈辱与悲惨。孔子在《诗》、《书》、《礼》、《乐》、《易》、《春秋》中，关于人生要义的论断已经书写了成千上万，但最终决定每个人人生成就大小的，除了造化弄人的因素之外，还是主要依赖于个人的志向和选择，同时也更依赖于个人坚持志向时的时间跨度和精神力量的持久。

司马迁将《伯夷列传》和个人自序分别排在七十列传的首尾，看似随意而为，但我觉得应该是他个人的“处心积虑”。特别是在开篇这篇《伯夷列传》之中，一整篇文章都暗含着司马迁在自证清白，一反常态地“论”多于“叙”，一反常态地省去每篇列传文末惯用的“太史公曰”，而把“太史公曰”提到了传记的主角伯夷、叔齐出场之前，与其说是一篇传记，倒不如是一篇战斗檄文。虽然隐晦，但还是可以捕捉到司马迁的心迹，从决定著书那一刻开始，那就是不管再遇上多大的困难，他都将毫不退缩，坚定地要借助著书立传使自己的名声流芳后世，让历史还他一个公平。

回到原文，在这篇列传中，司马迁一反常态，从虞夏禅让的史实入手，借执掌政权需要预先接受做出成就的考验入题，说明传授管理天下政权需要慎之又慎。然后再转到“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不受，耻之逃隐”。这是耻字产生的原因是因为许由试图隐居避世？还是因为许由没有胆量和才能接受“任前”考查呢？随后司马迁笔锋一转，大胆地提出了自己的疑问，许由的行为和伯夷、叔齐类似，并且司马迁还特别强调他专门登上过许由之墓所在的箕山考查，司马迁认为许由的行为是高尚的，但孔子却在《诗》、《书》中很少记载，这难免让人感觉不够公平。

《伯夷列传》：“求仁得仁，又何怨乎？”

伯夷、叔齐兄弟俩先是拒绝接受父亲孤竹君传授的王位让国出逃，在前住周文王所辖的诸候国准备养老时，却恰逢周文王去世，他的儿子周武王率领姜尚前往商朝征伐商纣，于是，兄弟俩又以仁义“叩马而谏”，以期阻止“臣伐君”，等到天下宗周之后，兄弟俩又死守“仁义”耻食周粟，采薇而食，作歌明志，最终饿死在首阳山上。

孔子站在维护封建人伦制度的角度，对伯夷、叔齐耻食周粟既赞叹而又惋惜，说伯夷、叔齐不记仇，没有怨恨。这无疑点燃了司马迁积蓄已久暗藏在心底的怒火，但因为志在完成史书的记载，仍然需要依赖这个下令阉他的“圣上”，给他提供编撰的条件，即使100个不情愿，但更有101个不得已，除了“腹议”或是隐晦地撰文，使用情感转移的大法，他还能有更多的选择吗？直接叫板试试，立刻让你人头落地。这像极了文革期间钱钟书撰写《管锥篇》，用杨绛先生的话说，那是故意让读者看得似懂非懂，似是而非。

司马迁用了小段文字简短叙述了伯夷、叔齐的事迹，这里还包括伯夷、叔齐采薇而食时的作辞：“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适安归矣？吁嗟徂兮，命之衰矣！”孔子认为伯夷、叔齐饿死首阳山前并无怨恨。看上去司马迁既不反对，也没赞成。“由此观之，怨邪非邪？”

终于，司马迁还是忍不住心头的悲愤，借用伯夷、叔齐未得“善终”，勇敢地揭露了“天道无亲、常与善人”是个伪命题。再从反面论证，那个成天屠杀无辜之后还要食人心肝的盗跖不是得以长寿而终了吗？看似饥讽孔子，实质上箭头直指当时的最高统治者。

好人不长寿，恶人活千年。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这是天道呢？还是不是天道呢？骗子，骗子，你们这些手握权柄的骗子！借助所谓“上天的旨意”来玩弄天下百姓不说，还要变着法子打压那些能够坚持正义和拥有高尚气节的人。这让人情何以堪，又是如此“是可忍，孰不可忍！”

司马迁何尝不如屈原一样渴望明君贤臣的“美政”？何尝没想过纵身一跃跳入江水之中一死了之？一心为公的力谏却遭精神和肉体两个方面的摧残，并非贪生怕死，却又必需苟延残喘，这时侯支撑司马迁勇敢地活下去的信念就剩写写写了，比肩屈原，比肩韩非子，比肩左丘明，比间孔子……

司马迁不是人，他是神一样的存在。他不但能忍常人所不能忍，还能借助情感转移大法，成功地完成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君昏臣险，“道不同，不相为舞”，你只管耀武扬威、醉生梦死，我且作悄悄反抗、著书立传。

韩愈十分赞赏伯夷、叔齐，还特意撰写了篇《伯夷颂》，歌颂伯夷、叔齐拥有令人折服的仁义气节，歌颂他们二人拥有特立独行而非标新立异的高尚人格。伟人毛泽东同志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指出，历史上歌颂这伯夷、叔齐这两个人物是颂错了，此二人不值得歌颂。主席大意想说，伯夷、叔齐不能顺应历史发展的需要，“死守”仁义是逆潮流而动，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愚蠢。但作为后来者的我们应该有清醒的认识，时移世异，从当时韩愈和毛主席各自的政治需要出发，他们看似针锋相对的观点都很正确，这大概就是历史的局限性吧！

如果没有孔子的歌颂，伯夷、叔齐的行为就成了“钻牛角尖”的典型事例。这从这一点出发，我们不得不敬仰司史迁，他不但成功地避开了“钻牛角尖”，还靠住自己的意志和努力，使自己已经“残缺”的人生放射出了万世光芒。未依附孔子之类“青云之士”的提携，却能名声流传于后世。司马迁如果能“穿越”到今天，他再也不用发出“悲夫！”的感叹了。

司马迁在《伯夷列传》末段引用贾谊的原句，大致意思如下：“贪得无厌的人为追求钱财而不惜一死，胸怀大志的人为追求名节而不惜一死，作威作福的人为追求权势而不惜一死，芸芸众生只渴望平平安安度过一生”。这里确含有极深刻的人生要义，求财者得财与否？求名者得名与否？求权者得权与否？这些都是类似“求仁得仁，又何怨乎？”的事情，作出了选择后努力践行，如果不是造化弄人，那都能算得上“无悔人生”了。而作为芸芸众生中一员的我们，同样要面临关键几步的选择，当在某个人生路口遇到挫折和坎坷之时，更要学习司马迁的“情感转移大法”。此路不通，绕道可行。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的尾处说，自己倾心著述《史记》，正本藏在名山，副本留在京师，留待后世圣人君子阅读、评析。我既非圣人亦非君子，今斗胆阅读、评析，目的是分享于芸芸众生中的几人，但确倍受启发与鼓舞。

求仁得仁，又何怨乎？

2019年岁首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