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天下》罗列了惠施的“历物十事”，基本是一些悖论，而最后一个是“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
胡适认为这是十大命题的“断案”：“依我个人的意思看来，这十事只是‘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他又总结说：“泛爱万物，即是极端的兼爱主义。”“天地一体”是《庄子·齐物论》所说“天下莫大于秋豪之末，而大山为小；莫寿乎殇子，而彭祖为夭。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因为“天地一体”，所以“泛爱万物”。
附惠施“历物之意”十大命题：①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②无厚不可积也，其大千里。③天与地卑，山与泽平。④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⑤大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⑥南方无穷而有穷。⑦今日适越而昔来。⑧连环可解也。⑨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⑩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
当然，胡适倾向于认为“古代本没有什么‘名家’”，惠施、公孙龙等人被他归为“别墨”之列，也成了墨家后学。不过《淮南子·齐俗训》有这么一句话：“惠子从车百乘，以过孟诸，庄子见之，弃其馀鱼。”墨家提倡“节用”而惠施“从车百乘”，这两者的矛盾也太大了些。现在的学者也指出了许多疑点，以说明惠施不可能是墨家学派。
杨俊光在《惠施公孙龙评传》中认为：“‘泛爱万物’就是普遍地爱好万物即对万物的研究有广泛兴趣的意思，根本不是墨子的‘兼爱’或是‘极端的兼爱’。不是惠施的‘人生观’或‘伦理思想’，而只是一种认识论范畴的思想。”而书中也进一步推翻了“泛爱万物”是“历物十事”的中心论题，而结合其他学者的意见，认为“同异”说才是中心论题。
惠施和墨家的关系很微妙，其师承关系说不清道不明。《庄子·天下》倒有一个值得留意的地方，是写墨子的：“墨子泛爱兼利而非斗……”，此处不写“兼爱”而是和“泛爱万物”用字一致。从这篇文章的作者以第三方的角度看来，他们的出发点应是相同的，只不过对象不同而已。所以，惠施的“泛爱万物”思想，事实上可以看作是墨家兼爱学说的改良。
在“九型诸子”的三元组中，9号墨家位于“人”而6号名家位于“物”的体系，当6号处于健康状态下，向9号人格整合，也理所当然地整合了注重“物”的学说与注重“人”的学说，进一步将“兼爱”范围扩大化。所以，若说“泛爱万物”是“极端的兼爱”则在措辞上不够恰当，不如说是“广义的兼爱”。
唐·理查德·里索的《九型人格》这样描述6号向9号的整合：
“处在第九型的第六型人情绪十分开朗，对他人有接纳心和同情心，他们的心胸会变得越来越开阔……他们变得非常独立，然而矛盾的是，他们也和他人更加亲近，比以前的任何时候都亲近……由于不再对人有过敏反应，他们能与人形成稳定的关系……由于他们能够信任自己，因而最终也能够克服焦虑感，真正踏实、自在地生活在世界上。”
惠施的命题“泛爱万物，天地一体”，其具体内涵已经无法得知，但从字面上能感受到他的胸襟。
如果说墨子的“泛爱兼利”使得墨家具备“宗教”般的色彩，则惠施的“泛爱万物”使他具备“科学”般的极客精神。
对于物，惠施才思敏捷、能滔滔不绝地讲述他的“万物说”。从庄子后学的角度来看，“惠施之才，骀荡而不得，逐万物而不反，是穷响以声，形与影竞走也。悲夫！”确实，在那个时代背景下，研究这些课题就如同今日一些人的疑问：“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搞航天工程？”“人类有必要探测火星吗？”……其实同时代的希腊人芝诺也在讨论类似的问题。如果说墨家的一些学术是机械科学的萌芽，那么惠施就更加超前，他的命题几乎和现代物理学的结论一致。
对于人，他也不存在歧视之心。
比如他和庄子的关系，从一开始的“惠子恐，搜于国中三日三夜”到后来“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两人成为知交。而当时惠施做着大官、庄子一穷二白，居然能够跨越阶层形成持久的友谊。并且《庄子》中多处记载庄子将惠施驳倒甚至揶揄，而似乎惠施也不以为意。
惠施在政治上还提倡“去尊”，这在《吕氏春秋》中有所记载。他的十大命题之一“天与地卑”就是传统“天尊地卑”的革命，并且“天下之中央，在燕之北，越之南”这一条也颠覆了传统地理观念。哥白尼、达尔文、弗洛伊德这三个人让人类威风扫地，日心说、物种起源、精神分析将人类从神坛上拉下来，如果惠施听说这个事，他一定深以为然、拍手称快吧？
从“去尊”这个角度来看，墨家“兼爱”只是针对人类而言，但若其实人类并不比万物尊贵，那么“兼爱”还是限定了范围的。所以惠施“泛爱万物”，世界万物没有谁比谁高人一等，他以极大的接纳心和同情心，将墨家的兼爱变成了更广义的兼爱。这就是6号名家对9号墨家的学说改良。
文/似或存#《九型诸子-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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