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说自己住在戏楼场，村里人就知道我是谁的儿子。戏楼场是全村的中心地带，也是文化中心。
戏楼座北朝南，打我记事起，西墙上写着“民办学校”四个大字，白天小学生在里面上课，晚上，大人们在里面上夜校。已经不在戏楼里唱戏了。
后来，戏楼里安了两台磨糠面的钢磨，就把戏楼占满了，就这么大个戏楼。
场周围住着我们三户人家，场里留着三户人家的两条路，剩下的空地就只能堆堆粪，放放柴草了。这个小场能容二，三百人看戏，看来，我爷爷那一代，这个村里没有多少人。
戏楼东侧是厨房，长不到三丈，宽一丈有余，我爷爷买下了这个厨房，加上厨房前面的空地共100平方米。我奶奶住在这个厨房里，西头放柴，东头做饭睡觉。
我父亲这一代在厨房前空地上盖了小东屋和小西屋，我叔叔住西屋，我父亲住东屋。没地方做饭，又把小屋界开，北头烧柴做饭，南头盘个小土炕睡觉。
白天把地上的东西放到炕上，黑夜把炕上的东西拿到地下。小土炕太小，大人伸不开腿，父亲在墙上掏个洞，把脚伸进洞里。
还有一头小黑驴呢，我家的南屋很小，仅能圈下这头小黑驴。
我一家三代12口人1头毛驴，就住在这个小院里。小土炕里遮不下，我哥哥去海定的场房里和海定睡在一起。我和河定、等几个小伙伴睡在河定的窑顶上。
哥哥入伍当兵到了部队就有地方睡了，我学校毕业后，留在学校教学，住在学校里，也有地方睡了。我三弟跟了我本家大爷这一门，他也有地方睡。
我四弟五弟出生后，养，养不住，送人，舍不得，父母犹犹豫豫。别人也名贬实褒地叫他俩“江活的”。那时，我的理解是不盼他们活，他们却活着很壮实。“江活的”可能就是硬活着的意思。
母亲给四弟取名时，同了我哥彦魁半个名，叫江魁，给我五弟取名时同了我彦国半个名，叫江国。
都活下来了。
小时候，愁，愁养不大。长大了，也愁，愁说不上媳妇。哥哥当兵后，母亲拭着上了几家门，一碰一个血鼻子。我不敢谈说媳妇这个事，偶有人向我提及，我便牢牢把握机会，但都是雷声大，雨点小，本人愿意大人通不过。
房子，房子，房子成了父亲的心病。
那时穷，不是一家穷，没住处的人多得很，大队批不给地基。就是批给了，也盖不起来。
1977年，大队终于批给一片地基，父母喜出望外。他终于要给孩子们盖房子了。能盖起来吗?父母心里没有底 。
父母养儿子，不知将来能否给儿子成上家，父母盖房子，不知将来能否把房子盖成家。父母过时光，心存茫不可及的希望，走了一步算一步，走到那里算那里。
父母盖房，心里没数没底，我有底数，我识字呀，父母认不得存折我认得。几十元一张几十元一张的，父亲让我算一算有多少。我能算出来，不敢说出来。我一说就捅破了父亲希望的肥皂泡。让父亲在不清楚具体数字的模糊中，心存希望地盖新房吧。父亲不清楚具体数字，但他心里很明白，这点钱只盖一座主房也不够。
我院里长着一棵苹果树，苍白的苹果花开得暗然无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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