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梁惠王》试读（1）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

孟子初见梁惠王，时在公元前320年左右。我们知道，梁惠王（前369-前319）是魏国的第三代君主，正常的称呼应该是魏惠王，可是为什么又叫梁惠王呢？

这是因为战国之际，强凌弱，众暴寡，天下动荡如沸，日甚一日。魏国在西面秦国不断进逼之下，感觉压力非常大。因为秦国位处西陲，若想统一天下，必然需要东出。东出中原，可以说是秦国世代不移的野心。当年春秋五霸之一的秦穆公（前659-前621），一辈子求得也是东出，只是当时被晋国这铜墙铁壁阻挡，不能如愿。到了晚年才不得不死心，开始向西发展，“并国十二，开地千里，称霸西戎”，为之后的秦国打下了一份基础。现在，晋国被瓜分了，秦国东边紧挨着就是魏国。

俗语有言，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眠？但对魏国来说，他的卧榻之侧睡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把明晃晃的尖刀，别说不让他人酣眠了，他自己就先睡不好觉。秦孝公的老爸秦献公（前384年-前362年），一共当了23年君主，前十几年闷头改革，积蓄国力。最后几年，秦国积累的能量几乎全部倾泻在魏国的身上了，尤其是秦献公二十一年（前364年）的石门之战，秦献公下令秦军攻打魏国，夺取秦国的故土河西之地，一直打过黄河，深入魏国境内到石门（山西运城），斩首六万，估计把魏惠王很是吓了一跳。为什么呢？因为石门距离当时的国都安邑非常近，不到30公里，再往前一点，刀尖就能戳在魏国的心脏上。

所以，在魏惠王六年（前364年），魏惠王就把国都从靠近秦国的安邑（山西夏县）迁到了东边的大梁（河南开封），一下子东撤了近800里，因此魏惠王也叫梁惠王，其实都是一个人。

众所周知，三家分晋之后，历史已经进入战国时代，魏国的文候（前445-前396）、武侯（前395-前370），也就是魏惠王的爷爷和爸爸都是非常贤明的君主，励精图治，改革弊政，又任用了李悝、吴起、西门豹、田子方等一批人才，所以风头日盛，一时折桂于诸侯，使魏国成为战国初年最为强大，也最有实力和可能“定天下于一”的国家。

这一点仅从魏惠王的称呼也可以看出来，他的爷爷和爸爸都称候，可是到了他这一代，他就公然敢称王了，而且是战国诸侯里的第一批王。这件事发生在公元前334年，史称徐州相王。

无论怎么说，称王这个举动，想必在当时是一件大事，应该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因为当时周天子还在，名义上只有周天子可以称王。《尚书》上说，“率土之滨，莫非王土，率土之臣，莫非王臣。”说起来，天下是王的天下，公侯伯子男等爵位都是王赐的爵位。现在魏惠王竟然公开称王，置周天子于何地呢？这个王号透出来的信息，岂不是像贾谊《过秦论》里说的那样，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方之心？

当然，楚国越国也有王，但楚、越国向以蛮夷自居，不用中国之号谥。可是魏国不同，它是周天子礼法系统里的一个诸侯国，所以魏惠王称王的举动，这是明显的僭越。礼崩乐坏也久，如今却连这层遮羞的窗户纸也都不要了，一切都变得赤裸裸。果然，自魏惠王开了风气，后面的诸侯国也相继跟着称王了。到了公元前284年，有些诸侯王连王号也不满足，秦国和齐国，又搞了个东帝西帝的闹剧，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但是魏惠王这个人呢，就和《红楼梦》里的晴雯一样，“心比天高”，现实却很残酷。因为之前还是龙头地位的魏国，到了他的手里，西迫于秦，东败于齐，南辱于楚，不但霸主之位已成空梦，更兼丧城失地。所以，到了晚年，魏惠王深受刺激，也许是觉得愧对祖宗吧，是以卑身以下士，厚币以迎才，打算重振魏国声势。孟子这才有机会来到魏国，孟子之来是求仁义之政行乎天下，时年孟子52岁。

说起来在战国时代，52岁已经算是老人了，所以魏惠王就称呼孟子为叟。魏惠王称孟子为叟，实际上他比孟子年纪还大，已经80岁了，再过一年就去世了。现在虽然还没死，但黄土已经埋到了脖颈，可以说名副其实的耄耋老朽。

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

魏惠王见了孟子之后，开门见山，问孟子不远千里而来，将何以强大魏国呢？在此需要注意，魏惠王所谓之利，并非孟子后面曲解之利。这一点即便从词性上也可以看得出。魏惠王“何以利吾国”中的利是动词，是指如何富国强兵，而孟子的“何必曰利”的“利”基本上就变成名词了，是利益。

孟子对此固然心知肚明，但问题是，他为何要故意转换概念呢？

读过《孟子》的人，可能知道孟子曾提到两种政治模式，一种是霸政，霸政决以力，决以战；一种是仁政，仁政决以仁，决以义。动辄言尧舜的孟子，自然是反对霸政的，现在魏惠王为老不尊，开口即问强国之术，全然不提仁义，似乎很有向往霸政一路狂奔的趋势。所以，孟子就不接魏惠王此问，而是偷梁换柱，曲解利字之意而岔开话题，杜源塞流，期望将魏惠王引入仁义之政，也就是从霸道切换到王道。

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厌。未有仁而遗弃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乘，兵车，是春秋时代一个军事作战单位。春秋和战国不同，春秋时代曾流行车战，一车四马甲士三人曰一乘，所以后人常用乘来代表国力强弱，类似于今天我们用GDP来衡量一个国家的强弱一样。用什么样的名词作为衡量国力的标志，透露出一定的社会风气。我们现在用GDP，是重视经济，春秋时代则用乘’，是重视军事和人口。《左传》所谓“国之大事，在祀在戎。”由此，你也可以看出春秋之动荡，战争之频繁，生活环境不那么安全。记得历史学家范文澜在《中国通史》中统计了春秋200多年的战争次数，大概1100余次，亡国丧死者不计其数。

孟子在此对比了君主求利与行仁义的不同后果，如果上升一点，则是行武力霸道和行仁义王道的不同后果。一种是“上下交征利而国危”和“不多不厌”直至“弑君国危”，而另一种呢则是“不遗其亲，不后其君”。在孟子看来，两种结果高下立判，所以他反问魏惠王：“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孟子之心，我们现在大体都能了解。但观孟子所言，多有不切现实情理之处。因为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政出于公门”，各国诸侯常有政卿弑君夺权的事情，如所谓晋六卿，鲁三家，齐国有田氏高氏之流。但孟子所处的战国时代，传统领主封建制已近末路，尤其是各国纷纷变法之后，中央集权已经成为主流意识，卿士可以有爵位有厚禄，但能威胁君主的造反力量日渐缩小，可谓干愈强而枝愈弱。所以，孟子这是拿着百年前的故事来做当下时代的理论论据，后来司马迁说孟子“迂阔而不切于情事”，其实并不算冤枉孟子。

另外，仔细琢磨一下，孟子说“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他从王、大夫和士、庶人等不同阶层入手来说明“上下交征利”的现象，似乎也从反面让我们看到了普通人性在利益面前的无力，即便不是节节败退，至少也是受到巨大的冲击。

人为何求利呢？

很简单，为了生存。任何人只要活着，必然需要一定的物质条件支撑，卑鄙小人需要生存资料，贤达君子难道就可以吸风饮露，不食五谷了么？孟子此处虽没多说，但我们不妨发挥一下，孟子实际上是承认人有求利之欲的，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而且相对于取之有道，也许取之有度更加重要。

有度，则是为了约束欲望的无限膨胀，不至于唯利是求，使人心沉沦于利益之迷津而万劫不复。何况，人生于世上，所需之物不只有利，还有诸如亲情，爱情，有情，理想等其他需求。如果一个人时时把利字当头，那么他就可以无所不为而无羞愧之心，这就与禽兽日亲日近，与君子渐行渐远，所以不可不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