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家住在黄土高原的一个小山沟，沟里只有我家与大伯家两家人。
我整天看到的天就是夹在两山之间的一线天，看到的景就是挂在对面荒山坡上的羊肠路，听到的音就是昼夜不息的稠水河的哗哗声。
天晴的时候，我仰望着头顶的天，我猜想着那蓝天到底有多深？我注视着对面的山，我不知道翻过山去，山那边到底有多远？我凝视着沟底的河，我疑惑昼夜不息的河流到尽头是什么？夏夜里，我听着大人聊着外边的世界，我幼小的心儿早已插着翅膀飞翔！
七岁了，该上学了，父母收起了被我翻烂的《看图识字》，把我送到舅家的村子白子头小学上学。从此我告别了挥舞着柳条，头戴着柳编帽，沿着稠水河岸呐喊奔跑的岁月，开始了我的小学求学路！
白子头是渭北高原一个塬面狭窄、东西邻沟、向南延伸，尾部没入泾河峡谷的小山村。白子头村只有两个生产队，二百来口人，有一所三十几个学生的小学校。
学校是一处废弃的临沟小院落，院子崖面上有两孔旧窑洞，这就是学校仅有的两个教室。学校虽小，但五脏俱全，从一年级到五年级都有学生。
我们学校有一个校长，两个老师，三个老师分别交叉担任五个年级的语文、数学、思政课的教学工作。有两个复式班，二三年级一个班，一四五年级一个班，一年级人数多，经过二三年级两年的流失，四五年级的学生就较少了，这样安排，两个班的学生人数不差上下。
早上到校，老师带着三十几个学生在那个逼窄的院子里绕着圈子跑早操，呼喊着“一二一、锻炼身体，保卫祖国，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号子。
早读了，院子里的墙根底、土堆上，同学们手捧着语文课本摇头晃脑呜哩哇啦地朗读着。上课时间到了，老师先给一个年级的学生上课，其它年级的同学自习看书做作业。
中午放学了，我们排着一路队形唱着《我爱北京天安门》、《学习雷锋好榜样》、《我是生产队小社员》，欢快地回家去了。
那时候，没有学校食堂，老师都是吃派饭。轮到谁家管饭了，放学时管饭的同学就带着三个老师一起回家去吃饭。
晚饭老师一般不到学生家里去吃，管饭的学生家要把烧好的稀饭、溜热的馒头和调好的菜，用四方木盘送到学校去。给老师送晚饭时同时要送几暖水瓶的热水，多给老师送几个馒头，就是第二天早上的早餐。
小村子有一个祖传的传统，村子上谁家有红白喜事了，一定要请上学校的老师，执事的要操心把老师安排在上席就座，主家和村院中的群众要轮流给老师敬酒致谢！
那时候，交通不便，自行车也非常稀少，老师们都是步行到校的。
有一次，礼拜一，由于前一天下雨，步行的老师没有及时赶到，校门紧锁。三十几个学生围绕着校门外的碾盘，面向太阳扯着嗓子大声朗读、打闹嬉笑了一个上午。
说来也是奇怪，我这个外来借读的沟里的娃居然学习成绩名列前茅！
校长在全校指定了三个班长，五年级一个，三年级一个，一年级一个，我就是一年级那一个。班长不管是几年级的权力都很大，可以监督和检查全校学生的纪律和学习。
柏涛与我都是一年级的，论辈份我把人家叫表叔，他学习不行，但怪的出奇。他对我在校期间对他的监督和检查怀恨在心。
放学了，乘我不注意，他从后边猛推了我一把，害得我扑倒在前边女生的身上，惹的同学们哈哈大笑！
礼拜一，上早操了，校长喊着杨柏涛站出来！原来他撒哈的时候，校长就在队后，一切都被校长看了一个清清楚楚。校长手里的细竹棍抽在了柏涛的单裤上，他疼的满地转圈子。把我看的都心疼！
那时候，不像现在的小学生，年龄一到，统一要求戴红领巾，没有比对，没有竞争。我们那时，能戴上红领巾的是极个别的同学的事。
那时候，戴红领巾加入少先队不仅要求学习成绩优异，表现优秀，关键是年龄要达标。
星期一，学校从黄堡公社领回了红领巾。由于我年龄不够，看着人家胸前飘荡的红领巾，我特别羡慕。
二年级的时候，我又转学到谈村小学上学。
谈村是塬上的一个小村子，和白子头一样，也只有两个生产队，学校也是在两个窑洞里。每天必须要从沟底爬三四里的盘山坡路去上学，每天我与大伯家的两个孩子，一个哥哥，一个弟弟，上午、下午往返两趟，步行十几里，屁股后边，跟着我们家的小黄！
那时候，沟里经常能看见狼。为了安全，大伯和父亲给我和哥哥每人到铁匠部打了个梭镖头，按上一根长长的木杆子，给麻辔染上红颜色，系在苗枪的脖子上，于是我们扛着苗枪，带着小黄去战斗！
那时候，塬上的娃娃好像啥都缺，他们看着我从书包掏出的白面馍馍，或各种果子，馋得口角流口水。偶然，我也会掰上一半馍，或掏出一个果子，送给和我关系要好的小伙伴。
那时候，学校组织学生开展勤工俭学活动，我们班养了一头猪。老师把学生分成组，一个小组负责喂猪一礼拜。
同学们都愿意和我们分在一个组，因为夏季我们回家能给猪捋下杏树叶；冬季里，他们放学回家了，我们背馍不回家，在放学的时候，我们就架起铁锅给猪熬食，等他们返校了，我们把猪都喂饱了。
那时候，政治运动特别多，学校里，公社里，经常组织学生开展批林批孔赛诗会。“孔老二，大坏蛋想拉历史向后转”。小娃娃头上搂着一个白肚手巾，脸蛋画的红红的，竹板打的呱呱响。头上的汗水冲花了脸上的妆。舞台下，卖冰棍的“冰棍…冰棍…五分钱一个”的叫卖声此起彼伏。
记得好笑的是，刚学写作文，我居然开头第一句给写了“热烈欢迎某某某的滔天罪行。”语文岳老师把我叫出去，对我严肃地说：“你的作文写了啥？人家愤怒声讨某某某的滔天罪行，你居然热烈欢迎某某某的滔天罪行？”“我把你这作文给人家交上去，给你定个反革命，看你不吃不了兜着走！”
看着岳老师严肃的表情，当时确实把我吓坏了，但我的确不是故意的。我一个生在小山沟，长在小山沟，没念几天书的小娃娃，我确实不理解愤怒声讨和热烈欢迎的意思，我也不懂滔天罪行是什么东东啊！但当时确实把我吓坏了！
岳老师是个好人，最终没有把我的作文交上去。现在想起来，我也为自己的幼稚和无知好笑。现在，与人开玩笑，我又后悔岳老师没有交上去！如果交上去了，会是怎样的一番情景呢？也许早早地就上了某某日报的头版头条！还会开展一场轰轰烈烈的批斗会！
三年级第二学期，我家搬回了塬上，回到了我们的村子龙马村，我转回了龙马小学去上学。
龙马村是处于公社街道的，一个有十个生产队的大村子，学校也是一个大学校，我插班的班主任是李老师。
刚回来，就赶上了龙马小学的中期考试，出乎预料的是，我居然考了全班第一名。
“你们看看，人家是从沟里回来的，又是从谈村那个小学校转来的，居然考了全班第一名。你们这些整天都自以为是的，不知道都在干啥里？”李老师在全班同学面前把我大夸特夸了一遍，把塬上的学生狠狠批评了一遍。
那时候，放学之后，我要经常帮家里人干许多农活。下午放学后要去给家里的猪拾掇一笼草。农忙时节，我牵着我家的黄牛帮着父亲去犁地。但每天给回来，我都不忘完成自己的当天作业和大小字。
有时候也贪玩，和四队的小峰各领一帮小朋友，围着龙马村中的古城学打仗，手里的胡基土块就是我们的武器。有时候，因为把土块撇到人家院子了，招来人家一顿臭骂。我们一溜烟地撒腿就灰溜溜地跑掉！
有时候，由于贪玩，误了给猪弄草，天黑了吓得不敢回家。回家了除了招来一顿臭骂，有时候还会挨一顿狠揍。其实，也不怪父母，猪是张口货，一顿不吃都哼哼哼……
贪玩归贪玩，但那时候的学习成绩，却一直在班上名列前茅。每年每学期结束时，我总要上台去领奖。也经常被学校选拔出来代表学校参加公社组织的各种学科竞赛。
村上的人也奇怪，喔娃他爸老实巴交的，捏喔娃怎么喔厉害？听说喔娃也很贪玩，但考试总是第一名！
看着屋里窑洞墙上贴着的一张张的“三好学生”“单科竞赛奖状“，父母乐呵呵地说：也许到了另一个三十年了！
回忆我的小学求学路，就犹如那弯弯曲曲的盘山路，虽逼窄、陡峭、曲折，但我走的快乐、充实和坚定，那山、那路、那人和那些事，总教人回味无穷，难以忘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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