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中央判例集《刑案汇览》在刑律类“官吏受财”一节中记载道：福建某知县秦友苏与游击许双冠互相举报，司狱（从九品）刘文焕奉命前往秘查。经查，发现该知县确有劣迹。刘文焕本应立即回府汇报，但他却私自写信将调查情况泄漏给该知县，并暗示其给钱送礼，旋即案发。福建巡抚以“核其信内语句，调停说合，隐约其词。是其意图谎骗得财，借以周旋。”拟依《大清律例》“谎骗未成，未有定数”条款判其杖一百，枷号一个月。但层报到刑部时却被其推翻，刑部将其比照“指称规避处分、谎骗未成、议有定数”条款判决徒三年、枷号一个月，因系职官，免其枷号。
作为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很多人认为清代应该还是一个“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时代。可刘文焕非但没有因其官员身份得到过多的实惠，反而受到了更严厉的处罚。其实，该案中刘文焕并没有明确提出索要钱财的数额，最后也未成功，显然原判决定性更为准确。
但根据记录，刑部认为判决太轻，不足以达到警戒他人的目的。在中国历来重视罚当其罪的大背景下，刑部为了给刘文焕处以其认为适当的刑罚，只能反其道而行之，设法适用量刑更为严厉的条款。为此，刑部稍显牵强地以其有意帮该知县规避法律为由适用了其他条款。
至此，不难看出刑部如果自己提出某案不适用某项法律条款，其原因可能并不是该条款不包括被指控的行为，而是其认为该条款所处刑罚不适当，起不到应有的威慑作用。值得一提的是，在《刑案汇览》中，拥有特权的官员由此获部分减免的，75个案例中仅有5个。如某监狱长因犯故意勒索罪被处以枷号两月、徒三年的刑罚，因其官员身份而被免除枷号刑，但仍维持主刑即徒三年。
事实上，有清一代，犯罪官员与普通人一样受到惩罚，没有因其身份而享受太多的特权。反而，官员身份常常使他们在正常的刑罚外，还需受到除名的处罚。刑部也多次在案例中公开宣称，由于被告具有官员身份，因而应严厉处罚。在《刑案汇览》所有职官犯罪的案件中，没有一例减免其主刑，体现出清代“重典治吏”的统治原则。
除了严刑峻法，清代还设立了独具特色的反腐机构——都察院。清代的都察院统属于监察御史和六科给事中，结束了“台”、“谏”分立的传统，大大加强了对除皇帝外各王公大臣和各级官吏的监督，其职权涉及国家政策、官员品行、任免及考核、司法等各个方面，监督手段也多种多样。
然而，统治者的种种煞费苦心不仅没能有效遏制腐败的滋生和蔓延，反而到后期有愈演愈烈之势，“两淮盐引案”、“和珅贪污案”、“咸丰朝户部钞票案”、“光绪朝云南报销行贿案”等大要案层出不穷，禁而不绝，不能不引起深思。笔者认为，以铁腕手段打击贪腐，确实可使之一时有所收敛。可正如法谚有云：“刑罚的威慑力不在于其严酷性，而在于其不可避免性”，这也契合了中央当前“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反腐方针，不管谁违法，坚决一打到底。
特别是，现实中有些人官虽小胆子却很大，俗称“小官大贪”。而这些小官还往往更“亲民”，所造成的恶劣影响甚至比得上大贪官。因此，在贪腐问题上，不应有大小人物的区别，只要触犯了，就应坚决惩处、绝不姑息，要让腐败无处藏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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