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天，是他第一次正式讲课。本来他事先已经备足了课，也准备了十分丰富的资料，可当他走进教室，看见教室里挤满了黑压压的学生，他居然……怯场了。

一

1928年，一位来自湘西凤凰，连小学都没毕业的“乡下人”，在徐志摩的推荐下，来到上海的中国公学做教师。

他要教的，是一群大学生。

这一天，是他第一次正式讲课。本来他事先已经备足了课，也准备了十分丰富的资料，可当他走进教室，看见教室里挤满了黑压压的学生，他居然……怯场了。

一分钟过去，两分钟过去……五分钟过去了，他还干巴巴地立在讲台上，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整个教室安静极了，仿佛连呼吸声都悄然遁走。

他又急又羞，额头上鼻梁上沁满了细细密密的汗珠。为了不至于太难堪，他故作轻松地抬手抹了抹汗水，又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下一行字：“对不起，请同学们等我五分钟。”

然后，他一边努力使自己镇定下来，一边快速寻找讲课的感觉。

又是五分钟的沉寂无声。

终于，他开讲了。可是因为紧张过了头，说话太过急促，他原先准备了一个小时的授课内容，现在只用了短短十多分钟就讲完了。

离下课时间还早，可是因为完全没有讲课经验，他也不知道该如何扯点话题闲聊一会儿来化解难堪。他慌张得话都说不出来了，只得老老实实拿起粉笔，又一次笨手拙脚地写道：“今天是我第一次上课，人很多，我害怕了。”

在座的同学们忍不住笑了起来，尽管这笑声中，善意占了多数。

后来，有师生去校长胡适那儿抱怨：堂堂高等学府，怎么能聘请一位没有学历、没有风度、没有见识的家伙来给学生上课，这完全是给学校丢脸。胡适的回答是：“他站在讲台上十分钟没开口，学生却没有轰他下去，这便是成功了。”

这位讲课出尽洋相，却能被徐志摩和胡适大力提携的老师，就是——沈从文。

后来，他成长为了中国最一流的作家。美学大师朱光潜曾说：“全世界得到公认的中国新文学家，也只有沈从文与老舍。”沈从文和老舍，一个用秀明灵动的文风化开了湘西的情愫，一个用淳厚生动的笔调绘描了老北京的古朴。中国现代文坛，因为有了他们二人，终于形成了一南一北互为呼应、彼此弥合的态势。他们就像两座风格迥异又视野炯明的高峰，永远屹立在我们前方，可远远遥望，却很难触及。

1987年和1988年，沈从文入围诺贝尔文学奖。

1987年和1988年，沈从文入围诺贝尔文学奖。

二

故事再回到1928年，就在“首课风波”过去没多久，沈从文很快又成为了全校的话题人物。这一次，他做的事更博人眼球，更惹人争议。这一次，他居然胆敢死皮赖脸追求起自己的女学生，苏州名门张家三小姐——张兆和。

张兆和的曾祖父，是清末威名远播的江苏巡抚、两广总督张树声。她的父亲张武龄，是民初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开明，乐于结识社会名流，尤其重视子女的教育，张家四个女儿个个兰心蕙质、才华横溢，因为祖籍安徽合肥，所以大家称她们为“合肥四姐妹”。叶圣陶曾说：“九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这九如巷，就是张家在苏州的住处。

沈从文第一次上课时，台下便坐着张兆和，那次他们算是打了个照面。没过多久，沈从文偶然间，看见张兆和在学校操场上一边走一边吹口琴，走到操场尽头，潇洒地将头发一甩，转身又回走，仍是边走边吹着口琴，动作干脆洒脱。或许正是这种洋溢着率直，毫无阻挡的青春气息，让沈从文深深地爱上了。

那一年，张兆和只有18岁，正是最美好的年纪，据说她长得挺漂亮，“额头饱满，鼻梁高挺，秀发齐耳，下巴稍尖，轮廓分明，清丽脱俗”，皮肤稍稍有点黑，因此得了个“黑牡丹”的称号。

她很受男生欢迎，有很多人前赴后继地给她递情书。高傲如她，书信内容自然是不屑一看的，却很乐于给这些信编号，“青蛙1号”、“青蛙2号”、“青蛙3号”……

第一次收到老师的信，她愣住了，整张纸上只有一句话：“我不知道为什么忽然爱上你。”二姐张允和见了取笑道，这大概只能排为“癞蛤蟆13号”了。

就当时沈从文和张兆和的境遇看来，如果说张兆和是个“黑天鹅”，那沈从文就只能是只“癞蛤蟆”了。

张允和的挖苦虽有点刻薄，但也算实话。就当时沈从文和张兆和的境遇看来，如果说张兆和是个“黑天鹅”，那沈从文就只能是只“癞蛤蟆”了。在张家这种名门大户面前，在张兆和这样才貌双全、衣食无忧的大家闺秀面前，成长于湘西凤凰乡村从小受尽贫苦的沈从文，卑微如蚁，渺小如芥，若不是他凭着一手好文章，获得去大学教书的资格，他和张兆和的生命是不可能有交集的。

然而，即便生活在阴沟里，仍然有仰望星空，追逐美好事物的权利。

沈从文平生第一次的勇敢，就给了这场爱情。他怀着满腔为爱争取的勇气，也很清楚自己的优势和劣势，他想自己最擅长的是写作，那就靠文字向心仪的女孩示爱吧。

谁都没想到，那个在讲台上羞涩腼腆的老师，在情书里却表现得热烈而疯狂：

“爱情使男人变成了傻子的同时，也变成了奴隶，不过，有幸碰到让你甘心做奴隶的女人，你也就不枉来这人世间走一遭。做奴隶算什么，就算是做牛做马，被五马分尸，大卸八块，你也是应该豁出去的！”

他豁出去了，以一种不成功便成仁的决绝态势。然而，情信一份份地送过去，却收不到任何回应。

来直接的不管用，那么就曲线求国吧。沈从文找到张兆和同舍好友王华莲，请王华莲来说和说和，王华莲的回答直率又伤人，她说追求张兆和的才俊青年多了去了，她收到过无数的情书，却从来不看。沈从文当即伤心得痛哭，王华莲很反感，觉得沈从文这个动不动就哭鼻子的“乡下人”实在配不上高雅大方的张兆和。

沈从文看似文文弱弱，心底却有着湘西人的狠劲和坚决。

三

沈从文看似文文弱弱，心底却有着湘西人的狠劲和坚决。一次次的挫败之后，他终于放出了狠话。他说，如果他失败，就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刻苦自己，使自己向上；一是自杀。

此话一出，张兆和再也坐不住了，她抱着沈从文给她的所有情书，来到校长胡适的办公室，她要控诉沈从文的“罪行”。

胡适知道沈从文的心思，也一心想撮合这对才子佳人，他笑着说：“这也好，他文章写得挺好，你们可以通通信嘛，你要知道，沈从文是在顽固地爱着你啊！”

“我也是顽固的不爱他啊！”张兆和回答得倔强利索，不容人置喙与反驳。

胡适继续苦口婆心地劝她：“你只要给一点点爱，就能够拯救他的灵魂，更何况他那么有才华。你为什么不肯做做善事呢？”

张兆和依旧不肯。

于是，胡适以过来人的身份，给沈从文写信：“这个女子不能了解你，更不能了解你的爱，你错用情了。你千万要坚强，不要让一个小女子夸口说她曾碎了沈从文的心，此人太年轻，生活经验太少……故能拒人自喜。”

胡适的劝说客观中肯，有时候，爱一个不了解你的人，就像抱着一盆仙人掌，你抱得有多紧，就会有多疼。可是爱得头脑发热的沈从文，哪里听得进这些话。情到深处，容不下旁观者的冷静和阻拦，年轻固执的他坚持给张兆和写了四年的情书，一天都没落下。

他的文字柔情美丽，又充盈着灵性，如水波般生动而真挚：

“你的眼睛还没掉转来望我，只起了一个势，我早惊乱得同一只听到弹弓弦子响中的小雀了。

“我侥幸又见到你一度微笑了，是在那晚风为散放的盆莲旁边。这笑里有清香，我一点都不奇怪，本来你笑时是有种比清香还能沁人心脾的东西！

“在山谷中的溪涧里，那些清莹透明底出山泉，也有你底眼睛存在：你眼睛我记着比这水还清莹透明，流动不止。

“当我从一面篱笆前过身，见到那些嫩紫色牵牛花上负着的露珠，便想：倘若是她有什么不快事缠上了心，泪珠不是正同这露珠一样美丽，在凉月下会起虹彩吗？”

情书里满溢着爱与希望，字里行间总是闪现着绮丽的淡影，像南方的山水，清丽婉约，如梦如幻。虽说张兆和一直没有给出肯定的回复，但面对如此美好的文字，相信她的心底多多少少都会有所触动吧。

1932年的夏天，沈从文特意从青岛跑去苏州看她，还带了很多西方名著。这是巴金给出的主意，他说送书最好，不失礼节又不落俗套。

四

后来，张兆和大学毕业，回了苏州老家。沈从文受杨振声的邀约，去青岛大学当教授。1932年的夏天，沈从文特意从青岛跑去苏州看她，还带了很多西方名著。这是巴金给出的主意，他说送书最好，不失礼节又不落俗套。

张家人对沈从文很友好，二姐张允和对他印象不错，劝张兆和去旅馆看他，弟弟们也喜欢他，因为他的故事讲得好极了，五弟寰和还用自己的零花钱为他买了瓶汽水。

这次见面，张兆和对沈从文的态度明显柔和了很多。他们走在黄昏的九如巷里，橘红的阳光将两人的影子拉得好长，他和她都没什么言语，只是小心翼翼并肩走着，脚下是凹凸不平的石板路，两侧是灰白色的砖墙，悸动若有若无，一切都是古朴简雅的样子，如一幅淡墨的画。

在苏州住了一段时间，沈从文带着眷恋和憧憬离开了。临别时，他请张允和帮忙向张父提亲，“如果爸爸同意，就早点让我知道，让我这乡下人喝杯甜酒吧。”

允和赶紧向父亲提亲，父亲的回复极其开明：“儿女婚事，他们自理。”

张允和给沈从文发去电报，内容只有一个字：“允”，既表示父亲应允了婚事，也代表了发电报人的名字，一语双关。张兆和担心沈从文看不懂，偷偷又发了一封电报给他：“乡下人喝杯甜酒吧！”

苦恋四年，终于迎来了美满的结局。

1933年9月9日，沈从文这个乡下人终于抱得美人归，喝到了梦寐以求的甜酒。他和张兆和在北京中央公园成婚，婚礼十分简朴。

新婚之初，他们怀抱彼此的情感和甜美，经历了一段胜似春阳的快乐时光。不久，沈从文的母亲病重，他不得不回趟湘西老家。分离的时间里，他衔接起从前的炙热和浪漫，依旧马不停蹄地给她写情书：

“三三，我的心不安定，故想照我预定计划把信写得好些也办不到。若是我们两个人同在这样一只小船上，我一定可以作许多好诗了。

“三三，我就这样一面看水一面想你。我快乐，就想应当同你快乐，我闷，就想要你在我必可以不闷。

“三三，山水美得很，我想你一同来坐在舱里，从窗口望那点紫色的小山。我想让一个木筏使你惊讶，因为那木筏上面还种菜!我想要你来使我的手暖和一些……”

沈从文亲昵地叫张兆和三三，因为她在家里排行老三。张兆和平生第一次流露出了恋爱中女孩子的娇憨，亲昵地唤沈从文二哥，她在信里热烈地回应：“长沙的风是不是也会这么不怜悯地吼，把我二哥的身子吹成一块冰？”

沈从文和张兆和的爱情，正像一壶烈酒，起口浓馥，余味却短。

五

爱情的甜蜜，就像清冽的美酒，初尝时醇香如梦，入喉又余韵无穷，可是再好再美的酒，这股甜腻劲儿也终将会过去。沈从文和张兆和的爱情，正像一壶烈酒，起口浓馥，余味却短。待到甜蜜的余味过后，现实的生活很快将从前的温爱击打得荡然无存。

截然不同的成长背景，和大相径庭的教育经历，使得他们的兴趣爱好和价值观念相差太远。

张兆和偏好昆曲，沈从文爱听湘西的傩戏。张兆和熟读四书五经，英文流利，通音律，好丹青，沈从文呢，只上过小学，虽说发表过一些不错的文章，但在文坛还没站稳脚跟，甚至连标点符号都不太会用。张兆和消费理性，生活拮据，整日穿着蓝粗布袍子，沈从文却喜欢收藏古董。结婚时，张兆和没有收到戒指，姑母送的玉戒指被沈从文偷偷当掉，换了字画，张兆和取笑他 “打肿脸充胖子”、“不是绅士冒充绅士”。沈从文爱结交朋友，有时也会仗义疏财，张兆和对此非常反感。

其实沈从文的这些“缺点”，民国很多文人也有。比如张伯驹也喜欢收藏文物字画，甚至不惜倾家荡产，但妻子潘素一惯地支持，建国后张家生活困顿，为了购入丈夫的心爱之物，潘素会毫无怨言地当掉自己的首饰。比如胡适也爱结交文人，也爱仗义疏财，对此妻子江冬秀不仅全力支持，甚至后来也学丈夫主动帮助贫困的亲友。胡适喜欢请同事来家里吃饭，江冬秀总会烧一手好菜款待大家，战乱时期，远在美国的胡适好不容易寄了200元给国内的妻儿，江冬秀慷慨地分给了更加艰苦的朋友。

或许真正深厚的爱情，没有合适不适合一说，因为爱的多的那一方，总会为对方改变和让步，最终两人会趋于同一。因为爱，就是甘拜下风。如果两人无法磨合，说白了，还是因为爱得不够。

生活的艰难，和无法化解的摩擦，逼得张兆和抱怨不断：“不许你逼我穿高跟鞋烫头发了，不许你因怕我把一双手弄粗糙为理由而不叫我洗东西做事了，吃的东西无所谓好坏，穿的用的无所谓讲究不讲究，能够活下去已是造化。”

他们第一次婚姻危机出现在北平沦陷时，沈从文一路南逃，张兆和却带着孩子留在北平，理由是孩子需要照顾，沈从文作品太多不方便带走。这段时间，他们也通信，但信中再也没有从前情意绵绵的温柔，有的只是无休无止的争执：

“你爱我，与其说爱我为人，还不如说爱我写信。”

甚至他怀疑她在北京另有所爱，还故作轻松大度：

“即或是因为北平有个关心你，你也同情他的人，只因为这种事不来，故意留在北京，我也不嫉妒，不生气。”

最后争执的结果是，张兆和妥协了，终于带着孩子南下，一家团聚。可是团聚带来的不是圆满，而是更加绝望的裂痕。

理性现实的张兆和总是抱怨钱不够用，天性浪漫的沈从文又一味地指责对方不够爱自己。他们之间的沟通，总是不在一个频道上，类似于鸡同鸭讲。

诸神若要惩罚我等，必先让我等如愿以偿。如果未曾品尝过甜蜜，就不会知道苦涩的滋味，如此令人难过。不知道在经历婚姻的苦痛时，沈从文有没有回想起胡适当年的劝诫：“这个女子不能了解你，更不能了解你的爱，你错用情了……”

难怪王尔德说，人生有两个悲剧，第一是想得到的得不到，第二是想得到的得到了。

后来，连他最擅长的写作，她都觉得不满意了。她不喜欢读他写的故事，挑剔他信中的错别字，甚至改动他文稿里的语法。改动的结果自然又是争吵，沈从文每次都很生气：“你把我的风格搞没了。等你弄完，这些文章就不是沈从文的了。”以至于到后来，沈从文写好的文章，不再给妻子看了。

黄永玉曾说：“沈从文一看到妻子的目光，总是显得慌张而满心戒备。”这不该是爱情应有的样子，他们已经在精神上分崩离析了。

婚后，他写了不少优秀的小说，三三成了他小说中女一号的原型

六

婚后，他写了不少优秀的小说，三三成了他小说中女一号的原型，《边城》里的翠翠，《长河》里的天天，《三三》里的三三，都是皮肤黝黑，眸子清明，天真活泼，如小兽般充满青春的朝气。

可他心里那个最爱的三三，应该只是最初的张兆和吧。因为后来的张兆和，早已被生活的压力磋磨得生硬刻板，丧失了活力和灵气。

后来，他爱上了别人。那个让他动心的女子叫高青子，一个喜欢写小说的文艺青年，长得非常漂亮，对他极为仰慕。她在沈从文老乡熊希龄家里做家庭教师。一次，沈从文去熊家，高青子特意穿了件绿地小黄花绸子夹衫，还在衣角袖口缘了一点紫，这明显仿照了沈从文小说《第四》中女主的穿着打扮。高青子还在沈从文主办的《民晨刊报》上发表了《紫》，内容是讲一个叫璇若的女子与一个已有婚约的男子的感情纠缠。这些，都算是对沈从文明目张胆地表白。

从前，沈从文在与张兆和的爱情里，一直居于弱势，他以一种卑微的姿态仰视着心爱的女神，如眼望苍穹，显出无限的谄媚。然而，讨好久了也会累的，何况这么多年来，他们的激情早就在庸常的生活中消磨殆尽，她不理解他，他深感孤独。如果有个女子，将他抬举得高高的，也坦露出仰望的姿态，他如何舍得拒绝？

不久沈从文把高青子调到了西南大图书馆，方便二人约会。沈从文觉得自己真的爱上了高青子，却又不想对张兆和隐瞒。那段时间，他常常出入“太太的客厅”，去找林徽因诉苦。林徽因开导他：“人生就是这样的。你的诗人气质造了你的反，使你对生活和其中的冲突迷茫不知所措。”

他反省懊恼，将手里的解剖刀狠狠地指向了自己，“血液中铁质成分太多，精神里幻想成分太多。” “我真的放弃了一切可由常识来应付的种种，一任自己沉陷到一种感情的漩涡里去。”

沈从文向张兆和坦白了，张兆和没有大吵大闹，因为孩子和家庭，她想挽回这段婚姻，还专门托人给高青子介绍对象。

终于，高青子的那篇《紫》，等来了结局：不为世俗所容的爱情，最终不过是一颗流星的划过。转眼就过了。

小说的结局，便是她和沈从文爱情的结局。

待沈张二人就要握手言和破镜重圆时，一股时代的飓风，再次将他俩彻底隔开。这一次，他们的矛盾变得更深，更加难以逾越。

七

待沈张二人就要握手言和破镜重圆时，一股时代的飓风，再次将他俩彻底隔开。这一次，他们的矛盾变得更深，更加难以逾越。

当张兆和穿上列宁服，热情洋溢地奔向新时代时，沈从文却停滞不前，拒绝接受变化。他的得意之作被批为“桃红色文艺”，他干脆搁笔，以一种对抗上帝的态度，把精力转移到学术研究上。张兆和适应很好，还当上了《人民文学》的编辑。

张兆和都误解了丈夫辍笔的原意，她以为沈从文“在创作上已信心不大”。其实她不知道，他决心放弃写作前不久，已经构思了好几篇小说。写作对于沈从文而言，是一种不老不死的欲望，是一种平凡生活中的英雄梦想，这种梦想很纯粹，很直观，很本能，有时甚至不需要别人的肯定和赞赏。她太不了解自己的丈夫了。

那是沈从文最痛苦的一段岁月，孤立无援，被学生贴大字报，被发配去扫女厕所，因为抑郁症一度住进了精神病院，他的儿子后来回忆说：“我们觉得他的苦闷没道理，整个社会都在欢天喜地迎接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你生什么病不好，你得个神经病，神经病就是思想问题！” 张兆和说：“那时，我们觉得他落后，拖后腿，一家人乱糟糟的。”

曾经，他绝望得两度自杀。先是将手伸到电线插头上，被长子发现后，拔掉电源并用脚蹬开；第二次将自己反锁在房间里，用刀片割断手腕动脉及颈上血管，并喝了煤油。幸好有人破窗而入，救回了性命。

有几年，沈从文和家人分开住，每天晚上，他到张兆和那里吃晚饭，然后带第二天的早饭和午饭去住处。即便这样短暂的相处，两人还是觉得尴尬。很难想象，那些年，他是如何孤寂地活着，每天用寡淡的馒头就着冰凉的剩菜，打发源源不断的寒冷和寥落。就连偶然照进房间的呈网状的阳光，都渗透了醒目的伤感。

或许相对于不被理解来说，他更喜欢孤独。因为孤独，总好过失望。

后来，他写了很多研究古代漆器、丝绸图案、唐宋铜镜和明朝织锦的书。可是，由心而发的文学，他再也没碰过了。

中国近现代史上语言水平最好的两位大师，老舍和沈从尔，一位以血肉之躯与时代做了最决绝的抗争，一位自杀不遂，被迫彻底放弃了文学。也许，对沈从文来说，他选择的是一场不彻底的死亡。

在人生最痛苦的日子里，沈从文还是给张兆和写信，不管她爱看不爱看，不管她理解不理解，他只顾着写，好像这些信原本就不是写给谁看的，他在自言自语：“你不用来信，我可有可无，凡是都这样，因为明白生命不如如此，一切和我都已游离。”

只言片语，满满的心酸。难道美好的灵魂，就是用来痛苦的吗？

心若皓月，命若天蚕。

1969年，沈从文下方前夕，二姐张允和来看他，房间很乱，根本没有下脚的地方。张允和就这样站在沈从文面前，看他从鼓鼓囊囊的口袋中，掏出一封皱头皱脑的信，“这是三姐给我的第一封信”，他把信举起来，面色十分羞涩而温柔，接着就吸溜吸溜地哭起来，快七十岁的老头儿哭得像个小孩子，又伤心又快乐。

我在想，他那时怀念的到底是三三，还是那段和三三在一起的时光，抑或曾经那个奋不顾身的自己？

无论如何，回得了过去，回不了当初了。

爱情是美好的，人生却是残酷的。爱上只是一眼，了解却需要穷尽一生，有时即便耗费一生的时间，也无法真正了解。

1978年．沈从文调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他发表文章，谈论建筑、装饰艺术和民间艺术， 1981年出版了多卷本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专著。

1984年，沈从文大病一场，抢救脱险后，说话和行动不便。1988年5月10日，沈从文心脏病复发，走完了坎坷曲折的一生。

沈从文去世的那一年，他的学生汪曾祺常去看他。沈从文有时看电视一看就是半天，然后，忽然冷不丁冒出一句话：“我对这个世界没什么好说的！”

他没话说了，是因为失望，还是愤怒呢？不得而知。反正沉默是最高的蔑视，反正孤独是生命的圆满。

人活在世上，就是为了忍受摧残，一直到死。越是卓尔不群的人，经受的摧残就越深越多。

沈从文去世后，张兆和整理他生前的文稿，思考他们之间的问题

八

沈从文去世后，张兆和整理他生前的文稿，思考他们之间的问题：

“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过去不知道的，现在知道了；过去不明白的，现在明白了……

“太晚了！为什么在他有生之年，不能发掘他，理解他，从各方面去帮助他，反而有那么多的矛盾得不到解决！悔之晚矣。”

待他成尘，她终于见到了他的真心。可是那时，她已经无法和他诉说了。

在沈从文写给张兆和的情书里，最美的该是这一句：“我这一辈子走过许多地方的路，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年龄的人。”

而今去湖南凤凰，你会发现这句话在那里的大街小巷里出现频率极高。很多店家追求名人效应，将这情话贴在店门上，彰显水乡的淳朴和浪漫。

可惜，很多人看到了这个故事的开头，却没看清故事的结局。他们不知道，写出最美情话的大师，在爱情世界里，是一个极不幸的人。

喜欢的得不到，得到的不珍惜，在一起时怀疑，分开后怀念，怀念的想见，相见的恨晚。这是大师的悲哀，何尝不是普通人的悲哀呢！

幸福是彼岸的花朵，开在不可触及的别处。这个别处，到底在人间的哪个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