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扬鸿
熊十力谓晚明为中国晚周以下学术最光辉之时代，余观晚明诸子，其思想学术皆能继晚周之轨，返本开新，卓然自立，尤服船山为六经开生面，重建宋学精神。如此光辉之学术，而无武力之支撑，遇李闯之乱，遭东胡之侵，见诋于汉学，埋没于满清，及身而绝，如昙花一现，殊为可惜，千古之遗憾也！儒学毁于满清，清儒自标汉学，实专考据；攻讦宋学，以媚东胡。而儒学义理暗而不明，俗儒横行，故清代汉学之毁儒学也甚！现代新儒家诸子矫汉学之弊以返宋学，则自熊十力始也。其实自清代，儒道之真皆摧毁殆尽，熊马诸子所做之力，一是重建道统，抗西学之强击；二是正本清源，矫清儒之大弊。康雍以后，文狱频兴，而致汉学独尊，中国文化已衰，儒学走进死胡同，故清末西学输入中国，守旧之徒则抱残守缺，不足以制西学之强，徒贻后世之笑；趋新之流则崇洋媚外，以西学攻国学，遂有五四之反儒，文革之破旧，而儒为天下贱，岂不悲哉！祸之由来也渐矣，故余以为清之汉学家亦不得不尸其咎也。
清儒多失节，为东胡效命，故力攻宋儒以脱道德之谴责。昧于华夷之辨，甘心事虏，若范文程之为皇太极出反间计以害袁崇焕，李光地之鬻道统于夷狄而谄媚康熙，曾国藩之以汉杀汉，血洗天京，尤为可耻！而范文程之罪，人多忘之，曾国藩之罪，人乃称之，谓其灭长毛而卫道，使中国免于夷教之统治也。呜呼！曾某不知华夷之辨，为满清效鹰犬之力，肆血刃于同族，恶足许以卫道哉？夫洪杨之起，激于汉民义愤，无所假借，遂托景教以反清耳，亦如黄巾之托太平道，徐寿辉之托瞿昙教，朱太祖之托明教也，何足以为异哉！且其所为教，异于泰西，西教亦不许，乃杂蹂中土儒道而成也，惟其以之贬圣反儒，为大诟耳。曾氏以此举卫道之旗，何足以盖其滥杀平民，续腐朽满清于垂亡之愆哉？且为儒家，遂可不顾民族之存亡，而忍心屠戮同胞乎？
或曰：“子之不明也，使无曾公，洪杨得逞，中国文化灭于夷教矣，何有于华夷之辨哉！”余曰：“当时尊孔者者多有不辨族类，而愚忠于满清者。文革无曾，华夏文化灭乎？天国之反儒甚于文革耶？天国反清之义弗可非也，如秦皇焚书坑儒，而混一华夏，驱匈奴之功不可非。且天国之末，趋向于儒矣，洪秀全不过利用外教耳，明太祖亦尝利用明教，明太祖不以明教毁灭中国文化，子亦无忧洪氏之毁灭中国文化也。曾以卫道起，乃于俘虏滥施酷刑，攻破南京，屠杀五十万，大德失矣，又岂儒家仁义之道哉？
以清末名士言，章太炎不尊孔而反清，康有为尊孔而保清，春秋之义当与章而不与康。春秋之义于康应为名与实不与，于章为名不与而实与。曰曾卫道，卫道遂可屠杀异端，则与夷教何异哉？儒家于异端辨之，教之耳，而不可用屠杀之法，以暴攻异。夫使儒家以暴力之屠杀捍卫道统，此道统即不光明矣，适足以黑儒，而招天下憎也。儒家之受诟于近世，曾氏须负其咎也，以儒家皆为保皇。百年前，曾氏以卫儒之名屠杀太平；百年后，文革以反儒批孔之名横扫中国传统文化，儒家受千古未有之祸，谁之罪欤？故曾国藩之卫道适足以害道，其保儒适足以使天下憎儒，不足称也。继满清伪儒之见，必尊曾，若按明末诸老，则曾氏有责矣。使孔子、王船山生于今，必不许曾氏以如此卫道也。何则？春秋大义不许，且贬之，因曾所行，既不合经，亦不知权。而满清本为夷狄，彼为夷狄效力，岂合春秋大义？清非明比，曾若为明之大臣，平洪杨，则其义正。然其为清之臣，虽号称卫道，而所保者为满清，所杀者为汉人，其名似正而义实偏。加之曾杀戮太酷，曾即为明臣，亦不可也，春秋亦必实与而名不与，况曾所事者，蹂躏华夏十世之仇乎？故春秋必贬之，而君何眛于其义哉？清儒之多不知民族大义，亦实受满清之惑，文字狱之摧折士气，可谓极矣；乾隆修四库，而毁古书多矣，复用科举以网罗。气既已销，义复为隐，识之不足，非尽清儒之责。今清社早移，吾等生于平世，则须揭其隐而辨其非也。”
满清表虽尊儒，实锢儒家于考据，策论少，义理晦，惟戴震为聪明，而见道不深。民国五四后，儒家退守，熊十力反思清儒，推明儒家道术之所由，绍继宋明诸儒，重建儒家道统，发明义理，而儒家始复有高深之哲理与活泼之生气。清儒多不足道，汉唐以下，余独敬宋明诸儒、晚明诸子与熊十力、马一浮、唐君毅、牟宗三诸人，皆有德性体认，不失圣贤大义也。
或固守繁体字，以简化不能明道，吾谓之曰：“字为小学，清代小学家多乎？但明圣贤之道者有几？戴震博极群书，聪明之儒也，亦于圣贤奥义一知半解。清儒训诂甚精，而只埋首于钻故纸堆，不能明圣贤之道。以字明道，何其陋也！戴震以字明道，已为熊十力所讥。恃字岂可明道乎？在尽己性，明本心践形色耳，尽性可知天，明心可明道，非囿于字眼，死守章句，此腐儒所为，何足道哉！庄子曰得意忘言。忘言者，不滞于言语，而得其精意也。故明道之人，虽有不学，而暗与道合。或虽饱学，反暗于大道，蔽于小知间间也。故道之不明不明，不在学之多不多，而在心之正不正。不明本心，而侈于学，则老子所谓‘为学日益，为道日浅。’清代字学远甚前代，而多离道者何哉？
盖圣贤之言，或有所误，或为人讹传，或因时而变，故尽信其言，从其教，适足离其道，而非得之也。故曰：明圣贤之意，非记圣贤之言。饱读圣贤之书而不明圣贤之道者，盖执于圣贤之言，寻章摘句，未能心中领会也。清儒倡以字明道，但纵观清儒，其破裂大道反甚于汉儒，道学不明，乃始于清，清儒于道之理解，却为宋明诸儒之倒退。义理不明，考据再精，穷于字眼，何足以窥圣学之藩蓠？字一工具耳，工具有所限，字为载体，非可以字明道也。”
清儒以汉学自标，以考据自傲，轻诋宋儒，谓宋儒考据不精，宋儒所深者义理，非偏重考据也，且考据乃末技，义理乃根本，而乃以末技自鸣，傲古贤不通小学，岂不鄙哉！或曰：“今之学者多做考据。”余曰：“故道学不明，尚不脱清儒之窠臼，做死学问。如今学术败坏，实承满清余毒！清代汉学家倡以字明道而适足毁道，由清儒毁之，而后人假西学以坏之。孟子曰：‘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道学亦然。”
清儒畏惧文狱，多埋首于考据。明末清初，可称道有学问气节之儒尚有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朱舜水、孙奇逢、李二曲、唐甄、颜元、吕留良，雍正以后，则不闻大儒奇士矣。雍正吕留良一案足寒士子之胆，至是，无人敢复提华夷之辨。乾嘉则考据泛滥，士子皆趋于考据，不敢究义理，作策论。考据实为小道，既非有益身心，又不关国家风俗治乱，而士子研究于此，可避文狱之祸。初则以此避祸，后则以此自鸣，谓学问之道在此，至有戴震所谓“训诂明而义理通”，“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辞也。所以成辞者，字也。必由字以通其辞，由辞以通其道，乃可得之。”孔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宋儒发明本心，体认自得，寻圣贤言外之意，此其所以度越汉唐诸儒也。而谓通字辞遂可明道，是以会走路而云能飞也，戴震乃清儒之聪明者，其识乃卑陋至此，何况其他乎！只从字面研究，终浮于表面，岂能体会圣贤微言大义。
此考据之儒，后来衍为疑古派，托名汉学，尊郑许以贬宋贤，考据之学占据独尊位置，昔以汉学自尊，后则震于西化而极端疑古，附会西学，至于诋圣侮贤，胡适、钱玄同、陈独秀皆此末流，戴震诋宋儒以理杀人，至鲁迅则诬中国礼教吃人，至于顾颉刚之疑古，以禹为虫，则其极也。考据泛滥衍变疑古，疑古至极则打倒圣贤，反传统，而催生五四新文化运动，贬六经，尊小说，废文言，尊白话。呜呼！清儒治经，以经学自诩，而适足以亡经，岂不由于考据之泛滥哉？
或曰：“考据，利器也。清人执之，以卫其道；西奴执之，以毁吾国。端在仁与不仁而已，何有于考据？今人无根柢，义理辞章考据无一堪比前贤，而好大言，不知其何有于前贤乎？”余曰：“此未尝非满清文字狱之害也，俾士子不得不趋于考据，其初之学者，皆有隐衷，岂以此为学问之道哉？不过聊以解闷耳。后之学者乃以考据自傲，党同伐异，而学风坏矣，则不能不任其咎也。吾非怪考据也，考据者，小道也，仲尼曰：‘小道虽有可取，致远恐泥。’小道泛滥，则使大道隐晦，而世风日下，人心愈卑，德性薄而气象衰，其害且甚于异端，此吾所以不满于清儒也。昔之考据而流于今之专家，限于一隅，于他学毫无过问，习于小知间间，学问愈狭，且曲解圣言，则又清儒之不若也。”
熊十力谓清儒讲经而经学亡，其言曰：吾幽居深念，未尝不太息隐憾于清儒之自负讲明经学者，实所以亡经学也。夫清儒治经，正音读，通训估，考制度，辨名物，其功已博矣。若其辑佚书，征考古义。精校勘，订正伪误。深究语言文字之学，而使之成为独立之学科。其嘉惠后学固不浅。吾于清儒长处，何可否认。然而责以亡经学者，此必有故矣。清儒所从事者，多为治经之工具，而非即此可云经学也。音读正，训估通，可以读书。而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夫子系《易》已自言之。或疑《易传》非夫子所授者，此大误，容当别论。学者求圣人之意，要当于文言之外，自下困功。所谓为仁由已，与仁者先难而后获是也。必真积力久，庶几于道有悟，而遥契圣心。否则只是读书，毕竟不闻圣学。颜习斋曰：“以书为道”，其距万里也。以读书为求道，其距千里也。“孰有智人，疑于斯言？”而戴震曰：“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辞也。所以成辞者，字也。必由字以通其辞，由辞以通其道，乃可得之。”固哉斯言！恶有识字通辞，而即可得道乎！字与辞，佛氏所云敲门砖子也。恶有持砖子而不知敲门者，可以升堂入室乎？若乃考制度者，贵乎深察群变；而辨制度之得失，一以利于民群与否以为断。《易》云开物成务，云吉凶与民同患。大哉圣言！所以为万世开太平也。若只是钻故纸，集释故事而已。以如是之用心，而考制度，则何取于是耶？辨名物者，此心与万物相流通，物不离心而独在，心亦不离物而独在，参看吾著《新唯识论》。不可杜聪塞明，废此心之大用。《易》言智周万物，义深远矣。今若不务仰观俯察，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以通其神明。第束缚于书册之中，搜考虽勤，亦不出纸上所已有者。且莫识自然之趣，而心思则已陷于小知间间，不得超脱。程子所讥玩物丧志，正谓此辈。岂云格物可废哉？经生之所为，诚无与于格物耳。上稽宋明。濂溪、康节，言“桌依地上，地依空中”一段话。似已知引力之理。《伊川语录》中已发见下意识及变态心理。此在西洋心理学上为极重大之发明。而伊川言之特早。“互助论”亦首由伊川创发，见《易传》比卦。横渠知地动非静。朱子于地质有创见。明儒宋应星《天工开物》一书为今治科学者所盛称。略举数事，可见宋明儒治经，不陷琐碎。虽于经书名物，不无失考、而其自所创获，亦已多矣。夫所贵乎通经者，在能明其道，扩其所未及发也。若只限于经籍文字而为考核，岂得为通经耶？向者余杭章氏谓清儒当异族专横，莫可自发抒。宁锢智慧于无用，聊以卒岁。迹清儒所为，诚有类是者。夫志不弘毅，气则销尽。宛转偷生于故纸中，力不足尚，智不足称，其初但隐忍为此。及其徒相习成风，转以汉学高自诳耀。章实斋当其世，已甚不满。尝曰：“尊汉学，尚郑许，今之风尚如此。此乃学古，非即古学也。居然唾弃一切，若隐有所恃。”又曰“王公之仆幸，未必贵于士大夫之亲介也。而是仆幸也，出入朱门甲第，诩然负异而骄士大夫曰：“吾门大，不知士大夫者，固得叱而絷之以请治于王公。王公亦必挞而楚之，以谢闲家之不饬也。学问不求有得，而矜所托以为高。王公仆幸之类也。”观实斋所讽刺，则当日学风之敝，已可概见。迄至今日，学不务实，但矜所托以为高，此种气习，流衍弥甚。
昔托郑许，今更托西洋，而汉学之帜，则且托科学方法以益固，此固实斋所不见。而清儒为之，可谓深矣。夫标榜甚者，内力弱之征也。内力弱，则无以自树立。无以自树立，则益思有托于外。由清儒之风，而必至于今日浮偷无可自立盖无可挽之势也。夫有清二百余年之学术，不过拘束于偏枯之考据，于六经之全体大用毫无所窥。其量既狭碍，其识不宏通。其气则浮虚。其力则退缩。及清之末世，外患交迫。国中学子，虽激而思变，然识者已懮其不为春笋生长，将为细麇滋。盖学绝道丧之余，欲得一二敦大宽博，朴实雄厚，真知实见之儒，以导引新兴之社会。而端其趣，定其向。使无盲人瞎马，夜半深池之患。是固不可得也。夫草木之生也，必水深土厚以养之。而后其生蕃焉。人而欲为成德之人也，岂可恃复杂知识，以成其为人哉？非含茹于经义者至深至远，而可以开其神智，坚其德性，涵养其立我蒸民之愿力者，吾未之敢信也。清世经学已亡，士之慧敏者，或以考核名专家，或以文辞称巨子，而大儒竟不可得。国学建而无师，乃必然之势也。世或咎蔡公喜将奖新进浮士，则岂平情之论哉！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