圩区没有山，江堤就是山。
站在江堤上四下张望，都是朦朦胧胧的树影，像有一团团的大雾，村庄就隐藏在里面。但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坐标，在貌似同样的画册上也能准确地找到家的方位。在游子的心底，不进村也知道自家房子挨着的是哪家，哪条路有坑有凹，哪条路平坦；哪条河大哪条沟小；树大树小，林密林疏，甚至哪里有草堆，乱石，菜园，果树。自幼生活在村庄里，打蝉的壳，捡拾鸡猪的粪便，村庄的每一个角落里都留下过我们无虑的足迹。更没有一个人会迷失回家的路，即便是黑漆漆的夜里，村庄也有一盏无形的灯在指引着我们的双眼，一缕光在温暖着我们的心灵。
眼下是冬季，我在上海的家中，屋后的几棵水杉树，叶已落尽，厚厚一层，毛绒绒的，像块大毛毯，紧紧地围在树根旁，像是给它的母亲御寒，那幅温馨的画面，看了不免叫人心里有了暖意，有了感动，有了“叶落归根”的感慨。
我的根呢？
细雨绵绵的深夜，我长了翅膀穿越山重水远，飞回了老家。醒来却听到窗外啪啪的雨滴声，像是老屋檐口坠下的水珠，一滴一滴落实在心头，溅起我日趋枯萎了的思绪的浪花，我睁着双眼，虽然什么也看不见，却再无了睡意。
直到现在有时我还想象着，在我出世的那天，作为村里唯一一个接生婆的奶奶忙得小脚不沾灰的模样。母亲躺在床上手拍床沿疼痛难忍，一旁的奶奶又被前面村里的一户人家硬生生地拽去。那家的女人是头胎，男人生性胆小，没见过这架式，又护着自己的女人，见奶奶为难的样子恨不能跪下来。在女人呼天抢地的哭喊声里，奶奶终于撕了块残阳包裹了新生的婴儿，孩子“哇哇”地哭声扯弯了草屋上的炊烟。但奶奶来不及喝上主人递上冒着热气的糖蛋，慌慌张张地赶回家。
我从小就是个腼腆的孩子，怕见人。那天夜里，估计村里的人都熟睡了，我才来到了程家墩。
这天是1964年农历9月26，我的生日。
在家里，我是老二，上面还有一个兄长，也许家里人把所有的热情在他的身上倾注完毕，以致我的到来，像渐凉的天气一样温热不起来了。我出世时是瘦是胖不记得，更没留下一张哪怕是发霉的照片。整天忙东忙西的奶奶、母亲，在一年没到的时间里，竟提前一个月（8月26）就急急忙忙地给我过了生日，这个错了的生日一错再错，直到和那位比我早几个小时出生的人成为同学时才知道，我的生日原来在收获季节。
其实小时候根本就不记得自己的生日。每当过了中秋节，母亲就和父亲嘀咕，二鬼快过生日了。一旁偷听的我便暗暗记在了心底，天天朝也念晚也念，到了那天却忘记念了。直到母亲端给我一碗加了两个荷包蛋的面条，我才想起来。八月底正是玉米收获的季节，吃的主食也就是黄灿灿的玉米糊，能独自嚼到焦黄的油煎荷包蛋，享受着香喷喷的味道，感觉自己是天下最幸福的孩子。那种味道一直儲藏在我的味蕾里，直到现在母亲在我每次回家时仍给我下碗面条，覆盖在面的鸡蛋变成四或五只了。
我有了记忆时，首先认识的应该左右的隔壁邻居。
东边是同族的大爷家，用芦柴编制外面再糊上泥巴就是他家的墙壁，靠东边的山墙脚下，有一段墙受不住风雨的侵蚀，泥巴剥落，露出如细竹竿般的芦柴，暗红色闪着幽幽的光泽。大爷身体不好，人口又多。生产队照顾他，把最肥最壮脾气最倔的黑牯牛归他放牧。他家里还养了一口老母猪，每当母猪生产时，门前就挂盏马灯，淡黄的光彻夜长明。大爷人长得不算高大，相貌却有点凶，一生气，却不骂人，也不出声，那双眼便瞪得比他放的牛眼还要大，两只嘴角能塞进鸡蛋进去，满口玉米粒般的大牙紧咬像是分不清上下一样。我有次寻着画眉鸟“噈噈”地声音，偷偷拉开他门前菜地的篱笆门，在一蓬苎麻丛里找到了它的窝，正想摸摸里面有没有鸟蛋时，感觉身后有异样，一转身我便记住了大爷的面相。
大爷去世是在土地到户的前一年，才四十来岁，他走的时候什么也没说，眼睛瞪得比生气的时候还要大，半天不肯闭上。我那年读初中。记得是初夏时节，他挑了四十芦席到十几里外的农场去卖，大概受了凉，回家时吐了一大滩鲜血。
西边的叔叔家和我家是连在一起的，从屋后面看一大溜，很长，像读小学时的教室。
叔叔是大队里的农技员，管理着几十亩基地，负责各个队里选种，病虫害防治，也是县里有点名气的乡土作家。他能写一手的好毛笔字，每年都义务帮队里的人家写春联。他写过黄梅戏剧本，小说，也写了许多打油诗，因为剧本进省城演出，被当时著名作家，《渡江侦察记》的编剧沈默君赏识。
夏天的晚上，月朗星密，凉风送走了熏人的热气。饭后，碗一扔，我就赖到叔叔家乘凉的竹榻上，叔叔眯着小酒，门前的周大怕端着个大品碗，边吃边谈天说地，聊古论今，我竖着双耳，生怕漏掉一个字，懵懂的心里似乎有束光在牵引着我前行的路。
周伯伯少时读过私熟，学问在程家队乃至我们那一方都很有名气，尤其古文，擅长小楷，一撇一捺像刀削出来似的，尽显功力。由于父辈的原因，年纪轻轻便背上成份这个沉重的石磨，走路说话总是低着头，天晴落雨都戴着个破草幅，连脸也看不到。那种小心翼翼的样子，像是踩死蚂蚁即有罪过似的。他除了和叔叔聊得来外，几乎从不主动和别人打招呼，见了来不及躲的人，脸皮便朝两边动一下，算是客套地笑笑。改革开放后，村民腰包开始鼓起来，用钱也变得大方。老人去世时，葬礼便渐渐开始隆重，封建迷信慢慢抬起头。做祭文，念清单是周大伯的强项，之乎者也的像和尚念经。去年近九十的他走了，安葬在统一的公墓里，和叔叔的坟地相隔有三里路程，不知道在他们在另一个世界是否还经常走动。
天还未亮，炊烟就在树枝间缠绕，队长扯着大嗓门喊上工了。那几条牛早已悠闲地踱出了村，大嘴巴左歪右歪，深灰色的大舌头不时伸出来嘛舔舔鼻子，像空气中有什么味道。粗粗的尾巴荡来荡去，不时有黑色的乌鸦俯冲下来，盯在牛的背上，不稳，哇地一声又飞走了。
村庄只剩下鸡鸭，还有好动的孩子。我就这样从隔壁到隔壁的隔壁，然后走向远方，走上社会。时光渐逝中熟悉了村里的每家每户，一个队里的人像鱼缸里形形色色的鱼，游来游去，早不见晚见，抬头不见低头见。认识更多的大人却不知道叫什么，就笑笑。知道差不多大孩子的名字，却非要去喊他的歪号。当然我也有，什么“孔老二”“万年桩”“二毛子”。最后一个歪号直到现在还有人叫。
村里有个哑巴，却叫我“毛子”，每次叫的时候“毛”字的音特高，“子”字音还没出就打住了，很有节奏感。他一叫，我就停下车，递给他一支烟，他接过去，也不要火，左看右看，然后就夹在耳朵上，冲我呵呵直笑。
我常想，生活在一个村庄和现在身处的“朋友圈”是一样的。从纯朴的乡村环境里出来，即便生活在他乡，投身大都市的染缸里，他的心境依旧还保持着泥土的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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