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读一本科普史学《中国是部金融史》，提到汉初文景之治是奉行黄老学说(有时也称为道家学说)，实行自由放任经济政策，跟儒家主张的凯恩斯主义不一样，所以兴旺发达。事实上，这种说法非常流行，也是主流意见。
等读完《论语》《孟子》之后，我对这种说法很怀疑，因为儒家一贯主张轻徭薄赋，主张十分之一的尧舜税率，多收一点是大桀小桀，少收一点是大虢小虢，咋就凯恩斯主义了？西汉高祖实行的就是比尧舜税率要低的十五税一，文帝、景帝则是三十税一，算是超级低税率了，怎么会是凯恩斯主义？唯一跟凯恩斯沾边的，可能是后面实行的重农抑商的产业政策。但重农抑商政策为啥能算到儒家头上？没见过孔夫子、孟夫子主张过这个。
而看完资治通鉴的文帝、景帝部分，只找到一句话可以支撑汉初跟黄老学说沾边的，那就是汉纪九写了一句：“太皇窦太后好黄老言，不悦儒术”。这段写的是她怒斥赵绾的“明堂事”，因为景帝想搞这些神神叨叨的玩意儿。再往后，又写道“及赵绾、王臧以文学获罪，窦太后以为儒者文多质少”。除此之外，整部通鉴的文帝景帝部分是找不到汉朝重视黄老学说的证据。汉武帝重视儒家，通鉴上有很多证据：又是设立太学，又是重用儒生，又是搞楼堂馆所，又是明堂祭祀，等等。这些待遇黄老学说都没享受过。
事实上，刘邦是布衣皇帝马上得天下，不喜欢儒生，更别说什么神神叨叨的黄老了（说汉武帝喜欢还差不多，因为老想长生不老、寻找神仙，儒家可是不语怪力乱神的），并没有倾向于什么系统的意识形态。他和他同为平民出身的大老粗们都只是凭借朴素的常识来治国：比如，人是要吃饭的，吃不饱饭就会造反，所以得全力发展生产；打仗会死人的，打不过就认怂并不丢人；当领导不能瞎折腾，不要轻易搞政绩工程，否则就会折腾小老百姓；肉刑对人造成极大的痛苦，除了大奸大恶，能减轻刑罚还是减轻，等等。
到了汉武帝时期，情况就不一样了。这时候汉朝的统治者们传了好几代了，慢慢都开始脱离群众脱离生产，缺乏对民间疾苦的体验，都开始倒腾和热爱亮晶晶、神乎乎、富丽堂皇的各种学说流派，儒家道家方士巫蛊都位列其中，治国理政越来越华而不实。比如说，汉武帝为显示汉朝威仪而轻易放弃了长期以来与匈奴和亲的认怂政策；到处建设各类楼堂馆；费用开支大了，那就开始加重赋税、卖官卖爵；生活享受，怎么奢靡怎么来。所以，按说是太平盛世的汉武帝时期，竟然出现“大饥，人相食”的记载。
所以，我觉得文景之治是靠朴素的常识，而非靠黄老学说。治国都是此一时彼一时，因人而异、见招拆招，没啥教条可供遵循。好的治理成果，不是源自奉行了哪一家哪一派虚空的理论框架，而是采取了何种具体的政策。
正如《贫穷的本质》基于18个国家和地区实证调研后得出的结论："政策并非完全由政治所决定。在恶劣的政治环境中也会有好的政策产生；而且，或许更为重要的是，在良好的环境中常常产生恶劣的政策。”
我觉得这话说得非常深刻，同时也推荐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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