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即畜生

这篇文章，是讲关于“文学”一些最基本的问题的，原想定个题目叫《文学是什么》，可是我忽然想起简友心技一体兄的一句话，于是犹豫了。

心兄在他简书历程的较早期，曾发表过一篇文章，叫《没有“界线”的意识，哪来的“知识体系”？》。其中有一句话我印象很深，他说：“毕竟，以‘天人合一’为标题的著作，看上去总像是个收官作——还得是有足够位份的大师才能写的收官作。”

“文学是什么”这种题目，应该也属于这类收官的题目。细思恐极，所以想着换一个标题。刚好前段时间在当当上见到一本书，收录了世界文坛几位大师的十几篇论文，书名叫《文学即垃圾》。这名字实在太难听，不堪入目，我只好让它一步，给改成“畜生”。

文学到底是什么呢？想要给个标准答案，显然不太容易。至少这个答案不应该是一句话，无论这句话汇集了多少组漂亮的形容词。但我们换个方式讲，比如说：文学不是什么？这里“什么”的词性需要稍作考虑：如果“什么”是名词的话，那必然又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列举。然而“是什么”属于系表结构，可以充当表语的词很多，除了名词，我们首先想到的，大概还是形容词。因此我说：文学不是静止的。这句话既不得罪人，又用否定句增强了语气，于是这讨论的第一步，就走稳了。

文学确实是动态的，文学并非从来如此。在很久很久以前，识字的人不多，只要把一些散乱的文字以某种也许是即兴的方式拼合在一起，大概就算是文学。而事实上，那时候人们根本没有“文学”这种概念。那时有神话，有卜文、有政府工作报告，就是没有文学。文学可以是上述的所有，也可以什么都不是。当亚里士多德写出那本叫《诗学》的小册子时，他心目中的文学，只是《荷马史诗》以及几部戏剧。而中国《诗经》的出现，既不是为了舞文弄墨，也并非搞文艺装十三。

文学，大概是后缀带“学”字的学科里最不科学的一个。它在漫长的历史中渐渐长成，也有与哲学、历史、政治学、社会学等兄弟姐妹组成连体婴的悲惨童年。甚至宗教经典，也属于文学范畴。又或者说，文学属于可以被宗教利用的一种工具。在古代中国，文学是读书人谋求功名利禄前前后后的余兴。在近代以前的西方，直到宗教全面遭到质疑，文学的价值才得以显现——然而，它成了宗教的替代品，一种新的宗教。文学自上而下用以教化刁民，自下而上用以反制当局。

当人们清清楚楚地意识到自己“使用”了文学时，文学作为功利性存在，就好像一只猪，以及其他类似的动物。它们有着和文学极为相似的进化史，在很早的时候，它们是长在平原或山林之中一种不为人知的生物。直到有一天，人类发现了在它们野蛮的犄角之下，潜藏着一颗渴望温顺的心，于是将其中的一两只带回家，圈养起来。整个实验过程少不了令人沮丧的失败，但在几千年文明史当中，这类失败不值一提。野猪最终变成了家猪，而文学最终成了文学。

不过文学并不是一种动物，它至少是两种。相似地，人类与牲畜进行了漫长而深入的相处之后，也将其细分为两类。一类是肉用和生产生活用的，比如猪牛驴狗等。另一类是纯粹观赏用的，比如蟋蟀斗鸡和比赛用的马匹。这两类在人类历史上同样重要，甚至乎，前者还要更重要一些。在某些像大饥荒之类的特殊历史年代里，后者还可以向前者转化。关于这一点，文学自然感同身受。

当人们在“茹毛饮血”的残酷环境中，形成了一套固定的“生存智慧”时，他们也许也会用看待猪肉的目光去看待文学。当然，没有任何人有权力阻止别人“使用（食用）”文学，但是文学毕竟不太擅长被使用。就好像驱使蟋蟀去推磨，或者从蟋蟀腿里挑肉吃，成果不会十分显著。不过事实证明，这也并不全是野蛮人的错，文学毕竟有两面，而且两面都叫“文学”，因而使得某些饥不择食的人对它产生了误会，错把蟋蟀看成猪，这是文学之不幸，也只有它自己可以救赎。

人之所以犯这种错误，因为文学确实普遍地有用，而且近在咫尺。文学是“语言”和“艺术”这两个大范畴的交集，是它们“爱情”的结晶。它本身很普通，就像茫茫宇宙中的月球。但人们觉得它很亲切，因为地球只有这一颗卫星。我们闭着眼睛伸手一抓，睁眼一看，发现手中之物是文学。论以下克上，文学显然不如刀枪棍棒，论治国平天下，文学也不如法律和军队。文学作为语言的衍生物，只要识字就能阅读理解。文学作为艺术的衍生品，也能让那些识字的人不仅仅会识字。

可惜的是，文学的爸妈组建的这个家庭，却不是一个美满幸福的小窝。恰恰相反，它们家的特色就是是非多。在这场家庭战役中，作为父方的“语言”似乎占据了绝对的上风。文学的语言特征被过分强调，而语言就意味着表达，意味着规范，意味着实用，意味着传播信息。文学是个不幸的孩子，每天被他那位势利的父亲带出去招摇撞骗，从一开始就预订了一个“伤仲永”的悲剧结局。他也许需要更多的母爱，前提是想办法从孩子他爸手里把他夺回来。

想要改变文学的父系传统，唯一的办法，也许是限制真实。限制真实却不等于不要真实，事实上，这也是不可能的。然而长久以来，当家庭关系趋于紧张的时候，真实总是成为父权的借口。在文学的数种体裁当中，散文正是那片伟大母爱的软肋。读者看完一篇散文，或者一篇报告文学，经常会问：这个故事是真的吗？作者真的这么想的吗？当文学的接受者开始在意“真实性”的时候，他们便忘了审美。

所以我们很难对“文学”下一个让人满意的定义，却可以对“文学性”稍作解释。我们可以试着说：文学性，大概就是一篇文字里，剔除了人们所关心的“真实”之后，剩下的那些东西。正是基于这个原因，许多作为新闻，作为公务文体，作为宗教宣传品而诞生的文字，在经历了几百年几千年，当人们不再那么关注其中所涉及的利害和事实时，它便成了文学作品。就像我们最熟知的例子，如《出师表》和《陈情表》。

目前国内普及度最高的一本文学理论书籍，是童庆炳教授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这本书写得很烂。但是在那些令人尴尬的公式化表述中，也还是有一些使我眼前一亮的句子。最近我在翻这本书的时候，就发现了这么一句：

我们都知道，在日常生活中讲述一件子虚乌有的事，用开玩笑的口吻与一本正经地讲述，效果大不相同。（摘自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第四版 p.251）

以这句毫不起眼的话为起点，请大家跟我来做一点推理。当我们给别人讲一件假事的时候，用开玩笑的口吻，别人会觉得是个玩笑。而用一本正经的口吻，那就等于是在骗人。而当我们给别人讲一件真事时，用一本正经的口吻，那它还是真事，而用开玩笑的口吻，那也相当于是在骗人。骗人的本质是作假，在道德体系里是错的，在文学体系中却并不如此。文学具有内指性，也就是说，文学有一套自己的“道德标准”。

文学体系中的“道德标准”，同样崇尚真、善、美。与日常生活不同的是，文学的“真”特指主观真实，而非客观真实。当我们试图将“真实”从文学中赶出去的时候，请明确上述二者的区别。从这一点看，文学中不存在“虚构”。“虚构文学”这一提法本身就是一只脚在文学以内，另一只脚则对外面的世界过分留恋。这种错误也发生在当人们说“文学无用”或者“无用之用”的时候。文学基于现实，但不建议从现实层面考察，就像它也不能从功利层面去考察一样。

如果一个人控制不住自己，无法阻止自己用现实的目光对待文学，那么文学对他来说，永远是个问题。文学不单“无用”，而且“无理”，并且无奈。通常我们总是在吃了一种东西之后才知道它好吃。但是，许多人最大的悲哀，就是在真切体会到文学的功用之前，就被灌输了“文学是好东西”这样一个传说。这个传说也许是事实，也许确乎只是传说，它在一处你从未涉足的遥远的深山里，像一颗黯然生长的蘑菇，就算有毒，也与你无关。

人们不懂文学，是因为他们从未真正意识到文学是复杂的，从而犯了轻敌的战略失误。正如文章开头所言，文学不是石头一样的“死物”，而是一种生物。它或许是植物，在你毫无察觉的情况下缓慢生长，有时也像动物一样，会心血来潮地吓你一跳。文学在一般情况下，表现为“文学活动”。文学活动包括很多方面，如阅读、写作、批评和研究等等。单就写作部分，大体又分为三个基本问题：写什么、怎么写和为什么写。其他的也可以此类推。

而为了回答这三个基本问题，人们又生造出了为数更多的知识。我们经常接触到的，是关于“怎么写”的干货文，这只是文学的一个小分支。对“怎么写”这个问题的回答，又分为业余和专业两种，其他分支也是一样。业余的“怎么写”属于经验、规范和套路的总结，而专业地谈如何写作，那又涉及诸如叙事学、文体学和修辞学等等。以这三个问题的重要程度从低到高排列，顺序是：什么＜怎么＜为什么。末者是写作的终极问题，文学作品的主要价值不在于写了什么，而在于它强调了什么。然而这又是一个更加复杂的议题。

文学本身是如此麻烦的一件事，是事中有事，物中藏物，所以我花了几千字，尝试着做一点不严谨的论证，也下了几个草率的论断，可是仍旧说不清楚它具体是什么。以至于我只能用一句脏话总结它：文学是畜生！说完之后，我心里也没有痛快感，只是莫名地戚戚然。文学是一群被人类好饭好菜喂养的活物，有时我们用它来饱肚，有时也当它是宠物。时间久了，我们又似乎发觉它们自己会说话，能通人性，学得了主子的种种怪脾气。也许有一天，等这群畜生学会了照镜子，或者偶遇了某位野生的远祖时，说不定自己会有所觉悟，并且告诉我们，它们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