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思想界盛行一种“以情反理”的思潮。李贽、汤显祖、冯梦龙，乃至清初曹雪芹都是大张“至情”的旗帜。这里的情，以自然真性情为主，所谓“赤子之心”，反对一切后天修炼而来的“理性”。结合禅宗“顿悟”说，认为“心即佛”，尊崇内心的真实想法，不伪饰，即可得到快乐。 表现在文学中，出现了深刻描写社会现实和人类自然欲望的世情小说、狎邪小说等。《玉娇梨》即是其中代表作。
《玉娇梨》是一篇关于才子佳人的小说。主要通过男主人公苏友白求娶佳偶的曲折经历，凸现了一代文人“求功名之心不如求佳偶之念”的全新人生理想。小说中还塑造了白红玉，卢梦梨两位代表作者理想的＂佳人＂形象，并对各类“人情世故”有较为深刻的揭露。
书中苏友白的婚姻观，体现了新的具备时代特征的爱情理想：即知己之情远胜于家世之利，两情相悦，才貌具足，更胜仕途荣进。如苏友白认为：人生之中，得一知己，朝夕相对，酬唱吟和，才不负大好时光。 故而即使贵为巡抚的白红玉舅父主动提亲，在外人开来，豪强贵戚青眼有加，身为秀才的李慕白的确是高攀甚矣，但是，只要自己亲眼看见的人（其实是红玉的表妹）才貌“不入眼”，即使对方位高权重，自己被打击报复，削去衣冠，也决不屈服。
苏友白这种坦诚正视内心需求，不畏外界压力，对自己负责的行为思想，正是明代“心学”的所倡导的“发明本心”的具体体现。所谓“发明本心”，就是尊崇内心感受，强调体验生命的活泼，不为外物所役。在男女之情中，苏友白不在意传统婚姻的政治经济内涵，而是视婚姻为自身幸福生活的基础，强调男女彼此之间志趣、爱好，乃至生活态度的相同与否，认为两情相悦、志趣相投才是人生幸福的保障。故而，在得知有理想佳人在彼，苏友白宁可与远道而来的舅父爽约，也要停留此地，积极追求，丝毫不在意世俗的尊卑远近之说。在经历了无数曲折，最终得遇佳人，并赢得了红玉小姐的期许首肯后，为了婚姻顺遂，开始积极准备参加一向不屑的科举仕进，俨然视它为工具，用其目的只是为求得佳人。这种功名利禄为婚姻服务的观点，正是“情为根本，不为物役”的思潮的具体体现。
这种“情为根本”的“至情至上”观点在明清很盛行，例如有名的唐伯虎点秋香的故事，就重在宣扬一种超脱身份贵贱、不畏世俗礼法，只求得自己自己内心圆通满意的思想观。 小说《红楼梦》中，宝玉对待宝钗、黛玉的不同感情和态度，也是如此。其中宝玉斥责袭人的：“林妹妹从不说这些仕途经济的混帐话，若说了，我也与她生分了” 一句，可见宝玉心中，正以“至情”为人生的重大目标，若是为了“仕途经济”而遏制“至情”，则与人生目标南辕北辙，难怪与宝钗婚后，有所谓“纵然齐眉举案，到底意难平”的遗憾了。
《玉娇梨》中的男主人李慕白突破了“学成文武艺。或于帝王家”，“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知识分子的形象。在汲汲仕途和品味人生的决择中，选择了后者。其不仅在日常课业和求娶佳偶时，表现出对富贵荣华的不屑，即使后来科举仕进，也不为名利爵禄所牵扳，以翰林院编修的学术生涯为始终。
与“至情”之意相合，书中的女主人公白红玉和卢梦梨也都是至情至性的奇女子。作为理想的“佳人”，她们都是才貌双全的女子。精通琴棋书画，更兼聪明、智慧、有情趣，多韵致，无凡俗态。总结起来，其实就是内外兼修，情致婉转，有崇高的精神追求和丰富的内心世界，不为世俗浸染。之所以为两人，是因为她们代表了两个类型。
一类是传统型温柔敦厚的佳人形象。文学作品中，此类型最著名的是《西厢记》中的崔莺莺。其行为特点在于矜持、理智。内心热情如火，外在则冷淡清高，故而《西厢记》中张君瑞千方百计追求、挑逗崔莺莺，经历诸多波折，才得成功。（玉娇梨）中的白红玉，较之单纯的崔莺莺，则更为聪慧、理智，有诗情，有胆识。 她帮助酒醉的父亲完成诗作，不仅为父解围，而且令奸佞之徒转而欣赏、羡慕，一心求为婚姻。她以诗求配，得到心仪的诗作，又怀疑书写恶劣，与诗情不符，提出考察一段时间，确实后再作定论。她与苏友白在后花园经由丫环以诗词传情后，两情相悦，就积极为双方的未来筹划，提出让苏友白去见舅父，由舅父出面推荐，进而约为婚姻，红玉的真诚坦白，深情厚谊，苏友白始终如一牵挂，良缘遂成。
一类是叛逆型果敢明智的佳人形象，文学作品中以卓文君，红拂，杜丽娘为著名。她们不为外在环境所局限，鄙薄世俗的规范限制，胆识超群，有出色的行动力，一旦两情相悦，会热烈、果敢追求自己幸福，丝毫不迟疑彷徨。卢梦梨就是这样的女子，她在楼头看见苏友白的人物，欣赏他的才情，一心思慕，却苦于寡母幼弟，无人依傍，就毅然自己做主，假扮男子，接近苏友白，当面考察。两人一见如故，情浓欢洽，遂以为妹求配的名义，自定婚姻之约。得知苏友白另有所爱后，仍不改初衷，甘愿侍奉，并设法赠黄金助苏友白上京仕进，得偿心愿，是古代女侠一类的奇女子。
除了男女之情、《玉娇梨》中还描写了父子、亲眷、朋友、同事等感情。这些感情虽然有善有恶，但却都是属于“人之常情”，对于这种发自内心的情绪，作者并不从善恶方面作简单化评价，而是采取了圆融通汇的方法，以大胸襟气度化解包容。
如对于反面人物杨御史，作者在描述他阿谀逢迎、欺瞒哄骗、仗势欺人、挟私报复等等行径时，并未以简单的因果循环、报应不爽来自我陶醉，而是看到更为复杂深刻的时局需要和环境因素，当耿直忠介之人受到陷害时，只要不畏艰难险阻，迎难而上，视险境为机遇，自然会赢得对手的尊重。书中的红玉之父的经历就说明了这一点。
书中对亲人之间的感情描述很是真挚。红玉舅父吴翰林为甥女择婿，惟恐不周全，从各个方面考量要求，与对亲生女的关照无异。如玉父亲为女儿择婿，也是慎之又慎，对人选反复考察。一切以女儿终身幸福为第一要义，甚至不惜因此得罪权贵，其爱子之心令人感动。如玉对表妹梦梨，也是衷心关爱，并不因其和苏友白私下结缘而心生妒忌。
相对于对亲戚之情，对朋友之情的描述，尤其是对男子间友情和利益交锋时的描述，则显得更为冷静、清醒、深刻。
作为传统的农业为社会，中国古代一直是重视朋友之谊的。《水浒》中明确号称：“四海之内皆兄弟”，兄弟者，视为手足。“兄弟如手足”，将男子之间友情上升为兄弟间之亲情，是因为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以战争和体力来争取生存空间，男性彼此间团结互助、排解困难所带来的收益，的确非常可观。然而，宋元以后，江南丝织业的发达，家庭小作坊式的生产关系的形成、商贾业彼此间的竞争，渐渐使得男性间牢固的劳动互助和盟约关系，产生了动摇。在商品供应量大增，可以自由挑选心头所好的状况下，人的欲望被激发，彼此间的矛盾也就显现了出来。
如《玉娇梨》中男主人公苏友白，诗才出众，姿容翩翩。他的理想是找一位 才貌双全，情投意合的伴侣，对于世俗的功名利禄不甚在意。但是，风尚所向，这种追求才貌双全的佳人的理想，也是当时上至庙堂，下至乡野的所有读书人的理想。因此，红玉小姐才会因“才貌”而声名远播，引得无数读书人如痴如狂，其中，就包括了李慕白的两位损友张轨如和苏有德。
这两位朋友的所作所为，很令人不齿。张轨如盗取苏友白的诗作，瞒着他偷梁换柱，去赢得美人的青睐。苏友德得知苏友白赢得红玉小姐芳心，却无颜按照红玉小姐的嘱托，求见其舅父，代为推荐求婚后，表面代苏友白积极筹划，建议他上京考取功名，以为求婚的资本，实际上却以内兄的名义，径自求得红玉舅父的推荐书 ，施施然李代桃僵，假冒名姓自己去求婚。
这两位所谓的朋友，在私利面前，将公义和友情置之度外，为了满足一己私欲，多方设法作弊，其品行自然无足道，但书中苏友白对他们的态度，很是值得玩味。
当苏有白得知这些所谓的朋友其实是视自己为工具，匪夷所思地利用自己的文才和信任作弊冒名来与自己抢夺伴侣后，苏友白对他们的卑劣行径不但没有表现出强烈的愤懑痛恨，产生“不齿绝交”的想法，反而在对方及时见风使舵，趋炎附势后，就欣欣然包容忍让，和他们和谐共处了。
作者这种混淆是非曲直，完全倡导“以善感恶”，靠善良人的榜样力量来感化作恶之人的人心的做法，正是明代“心学”走向“理学”的反面的一个极端例子。书中，无论是红玉的父亲对待陷害自己的杨御史，还是苏有白对待两位损友，都是在历尽艰辛，挫败对方阴谋后，以宽容之心令对方“面有愧色”，就心满意足。认为普天下人性本善，恶人有羞耻感，就会“发掘本心”，从此“隐恶扬善”，变为好人。这种不但不惩罚恶行，反而一力遮掩回避隐藏恶行的和事佬思维，显示了作者价值观的模糊混乱，其背后具有的深层社会历史背景值得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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