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知是死，也要慷慨赴死，在春秋战国时代真不少见。
在历史长河中，一些儒教礼法熏陶下的儒士，也偶见如此血性。
但宦官太监能如此的，少之又少。
后世流传着一句小诗，讥讽清代内务府的太监：
墙新树小画不古
此人必是内务府
新起的房（墙新），新栽的树（树小），新出的画（画不古），说的是有权有钱，但无底蕴。
晚清太监在世人心目中的形象，大约不过如此。
但也有例外，比如晚清的寇连材。
称颂他的人说：一个去势的太监，为着心中的大义，做到了以死相谏，当以“先生”称之。
看低他的人说：为着投机，丢了性命，大不值。
这个人名叫寇连材，梁启超称之为“烈宦”，为之立传，《烈宦寇连材传略》，以彰其人其事的刚烈。
这事因为没有正式朝堂上的商讨，只是宫廷自家事，所以弄得很神秘，各种版本，莫衷一是。
目前能够肯定的大体上的经过是，寇连材心忧国事，给慈禧上条陈，痛陈家国十事。慈禧震怒，且怀疑有人幕后主使，排除幕后有人的嫌疑后，以“内监言事者斩”的朝例，交慎刑司予以极刑，将寇处死。
二月十五上书，二月十六日于菜市口弃市。
虽只是杀一个宫廷太监，因当日时局艰难，对外刚刚和日本打了一场海战，将好不容易积累的海军家底输得精光；对内才查封了强学会，士人之心，正沸反盈天。
因此这事被各方关注，闹得动静不小，于是谣言纷纷。
但总体来说，朝廷内外都言寇连材有“梗梗之情”，是“前古未有之名宦，士大夫都愧之”。甚至在来往书信中以“先生”称之，足见对寇太监直言上书一事的看重。
一时间，这位名不见经传的太监，变成了士大夫口中笔下的“寇君”、“寇先生”，称颂寇连材“固不朽矣”。
事实上，因梁启超立传而名垂青史的寇连材，在菜市口被杀之前，可以算得上籍籍无名。
只是国事堪忧，时人忧愤，当此之时，宫中忽然处死了一个太监，罪名是“私通宫外，泄露宫内事”，还传说有痛陈家国十条情状，自然一时间成为坊间的谈资，是大家都乐于听、乐意说的传闻。
——更是各方伸张各自主张的最好由头！
据时人笔记、信函，寇太监死后，不少仕宦居然弄错他的名字和籍贯，可见的确算得上没啥名气——在权势最令人瞩目的中国，寇太监其实没什么权、也没什么钱就可想而知了。
因为慈禧没有将寇连材的条陈发下来，因此京城议论纷纷，对于寇太监的条陈内容也不过是道听途说，说这样的、说那样的都有，被最终固定下来，成为定论的，自然是因为梁启超。
但梁氏立场，不过是保皇而已，于是将寇连材就成了党争中帝党的一员——这完全是“剧情”的需要，而不是事实本身。
不得不说，梁氏的笔力够劲，生生把并不明晰的事实，捋成自己需要的脉络。
《清代野记》，是强学会的热心参与人熊亦奇写的，书中涉及寇太监。当时熊亦奇在北京，事发后，熊进行了实地走访，得出结论是：寇连材“不免受小说及腐儒之激刺，其言或中肯，或背谬，皆无足责。君子嘉其忠直焉而已”。
这个结论不只是他一个人的，时人笔记、信函中多有相类者。
但在梁启超笔下，寇连材进宫即为慈禧梳头，“甚见亲爱”，甲午战败后，寇“君日愤懑忧伤，形于词色”，又时常和其他的太监“叹息国事”，被其他太监嗤笑——这样的描述简直和亲眼所见没什么区别了。
更关键的是，当时的人，怎么可能把慈禧“甚见亲爱”的梳头太监的名字搞错？往日深宫中寇太监的“愤懑忧伤”，怎么就被梁氏得知了呢？
然后又写，慈禧有心废帝，让皇上赌博，“又赏皇上以鸦片烟具，劝皇上吸食”，让李莲英内外造谣，说皇上失德，该要废帝才好——这样，狠毒的西太后形象跃然纸上了。
面对这样的情况，寇连材“日夕皱眉凝虑，如醉如痴”，其他的太监以为他疯了——忧国忧民的寇太监就这样被烘托出来。
然后是寇连材长跪哭诉与西太后面前，被西太后斥退。
寇太监不心甘，到二月十五日，“乃上一折，凡十条”。对于上书一事，梁启超的评价是：上书的内容虽然荒诞不经，但都是发自内心的，“盖不顾死生利害而言之者也”。
在行刑日，寇连材“神色不变，整衣冠，正襟领，望阙九拜，乃就义”——在梁氏笔下，寇太监临死的从容，更显出一个不世出的君子形象，伟光正得很。
寇连材死了，“皇上闻之，为之掩泪”，而“北京志士莫不太息”——这是博取帝党的齐心合力之句，必不可少。
写完以上经过，自然还要议论一番，以达成文章拥帝保皇的大旨：
呜呼！前者死，后者继，非我皇上盛德感人至深，安能若此乎？呜呼！如诸宦者亦可随六君子而千古矣。
很容易证实梁启超文章中的不实部分，比如能够为慈禧梳头的太监中有没有这个人，比如慈禧给光绪鸦片及相关器具，比如派寇连材侍奉皇上其实是监视等等，莫不是抨击慈禧的罪状，至少从可见的史料来看，这些事找不到出处佐证的，不过是一家之言，更像是小说家言。
但当日民心民情已经不再慈禧那边，这些话自然也有人信的，而且一直信到今天。
为了文章的需要，梁启超更是将条陈内容从开始的散乱，整理成一个帝党分子的视角，忧国忧君忧民，正气凛然。
梁氏的这篇文章正是因应时势的需要，因应了士大夫阶层的求新求变的心理需求，是一篇传略，一篇祭文，更是向后党发出的檄文。
事实上，从各版本寇连材并无清醒头脑可议国是，正如熊亦奇所言，他只是受到当时舆论的影响，说的观点，有正确的，也有大谬误。他只是个愤青，将听来的、看到的，加上自己的分析和判断，以一片赤诚，给慈禧上了奏折。
说得不好听一点，相当于看了不少朋友圈文章，听到不少二手知识，和着自己一贯的立场，搏命上奏。
这又是一个堂吉诃德式的悲剧人物。
他只是一贯愤青，有直言的胆色，有赴死的气节。生前忧心国是，死后被舆论利用。
可敬也可怜！可感复可叹！
这个故事给我的警醒是，没有确然的真相，不要逞一时之快当键盘党，被人利用而不自知。
更何况，若是事情反转，这个急转弯，你不一定转得过来。
多说几句，关于条陈内容，无关大旨，不感兴趣的跳过就好：
内阁侍读学士恽毓鼎在日记，对条陈有记录，但也用了“不得其详”的词：
昨日菜市杀太监一名，姓寇，名连瑞（名字错）……进条陈，凡十事：一，颐和园不宜驻跸；一，停止勘修圆明园工程；一，不宜使皇上日近声色；一，请立皇子；一，李鸿章不宜出使外洋；一，武备废弛，沿边请练乡团；一，停止铁路工程；一，铸行银元(其余二条不得其详)。
汪大燮致函汪康年，用了个“大致”，意思也是不很清楚：
本月十六（时间错）有宦官寇连材上封事，大致言上不宜驻跸园中，太上不宜黜陟官员，不宜开铁路，不可时召优伶入内，不宜信任合肥、南海，宜早建储等语。
寇连材弃市十日后，身在天津的直隶总督王文韶在日记中写“究不知所言何事”，王文韶谨慎，就是日记中也不记传言。这事可见以直隶总督的身份也未能知道条陈的具体内容：
本月十六日有奏事太监寇联才条陈十事，奉旨即行正法，究不知所言何事也？
到三月中旬，前工部右侍郎汪鸣銮在给友人的书札中也谈到寇连材的条陈，显见也是道听途说之言，不很清楚：
所云十条，近日稍稍有所闻，亦未得其详，姑录于下：一建储，以穆宗之无后，归咎于□□；一倭衅由颐和而来；一□□不宜住颐和；一上不应般游无度；一应赎还台湾；一不宜听李(皖)、张(粤)之言；一应召还安维峻，不宜去忠直而专用阿腴(谀)。大致如此，余不及详。
这件事的间接当时人文廷式在《闻尘偶记》中是这么说的，也是对条陈内容不甚了了：
二月十六日，……午刻诛太监一人于菜市。……其奏乃谏游行，请建储，停铁路，练乡兵。又请勿听用李鸿章、张荫桓等共十条云。
时人梁济在日记中对“近又有藻饰传扬寇太监事”，说寇连材的条陈“荒唐儿戏”，“涉想怪诞”：
太监寇连材，念过几年书，是乡下能多识字之人……折中亦有数条谏诤得是者，如请回宫，勿游园，勿演戏，停止土木等是。其余论国政，则荒唐儿戏，大半从小说书中摘来。末条有选贤德者禅让大位语，则又愤激犯上、涉想怪诞者。
梁启超文中是这么记录的：
……凡十条。一请太后勿揽政权，归政皇上。二请勿修圆明园以幽皇上。其余数条，言者不甚能详之，大率人人不敢开口之言。最奇者，末一条言：皇上今尚无子嗣，请择天下之贤者立为皇太子，效尧舜之事。
都说了“不甚能详之”，但这丝毫不妨碍群情汹汹。因为情绪发泄的渠道在此，不往这里，又往哪里宣泄？
于是，事实本身并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这件事本身已经身为一个象征，一件道具。
这事，我不知孰真孰假，我无法确认他是大义凛然的直谏者，还是一个事不经大脑的愤青，更不知道是不是有人说的他只是个无赖，上书只为一搏，胜则荣华富贵，败不过流放宁古塔。
三个选择，必居其一，但我无法选。非要我选，我认为，至少不是个头脑清醒的直谏者。
理由？
慈禧杀一个不知名的太监，不一定要在菜市口，完全可以做到悄悄地他走了，不带走一片云彩。
既然公开杀，那就可以公布寇连材上的条陈。既公开处死，又在群情激愤之时也不公布条陈，可以猜到，上书内容应该大体和宫内事相关，所以即便有涉及国事的，也只是一两条而已。
甚至，可能，也许，肯本就没有什么条陈。寇连材就是犯事被杀。
因此，对寇连材也不能给出我的评价。
唯一可说的，我觉得他最好是一个愤青，不然，我当时为此义愤填膺者情何以堪！！？
不然，时下被操弄的键盘党，情何以堪？！
说了一个阴阳失调到让人无法评价、大有名的童贯，说了一个耿直到让人不由心生敬意、不大有名的栾巴。这次说了一个不知真假但总之不很靠谱的寇连材。
下一个说谁好呢？
敬请关注文集《太监列传》，文章慢慢写，慢慢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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