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德七年（1512年）二月七日，湛若水启程出使安南，王阳明等为他送行。应良（字符忠，号南洲）奔丧回浙江仙居，遂与湛若水同行。两人途中论道，湛若水告诉应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贤智者过，愚不肖不及，都难免支离，只有跳出有用无用，才能感通往来之机，一归统会。
共学之盟的核心人物之一湛若水走后，王阳明百无聊赖，经常一人闭门静坐，偶尔也去大兴隆寺讲学，只有王道、黄绾有时上门来坐坐。于是，王阳明提笔给湛若水写信论学。
他在信中说，每个人的资禀有纯粹有驳杂，做先生的不能以一种方式对待，孔子的学生来问仁，孔子对每个人的回答都不一样。检讨自己，虽然找到了治学的得力处，但仍难免被意气所扰，比如听到他人毁谤，也会心浮气躁，还好心中已有根芽，此时便能自我警励，克服不良情绪。可见，良心易丧，习气难除，作为老师惟有教授学生从自己的心上去用功。
湛若水在途中也不时给王阳明写信。五月，王阳明在一封回信中再次指出，习气不除，是众病之源，而未能立志又是习气不除的根源。
十月，王阳明与南京户部左侍郎储巏书信往来论教与学。王阳明阐发伊尹“先觉后觉”之论时说，由无知而小知，由小知而大知；由无觉而小觉，由小觉而大觉，这是学。大知大觉，然后教导天下，这是教。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
如果我们由此认为学与教是两件事，存在先后关系，那就误解了王阳明的本意。在给王道的赠序中，王阳明专门对此进行了阐发。
储巏责怪阳明对他不肯以师道自处，难免有失诚心直道。王阳明告诉他，当时自己在太学的时候，每次季考，王寅之的成绩都比刘景素好，但王寅之认为自己在讲贯方面不及刘景素，一定要对刘景素执师礼。
王阳明说，王寅之这样的人，真是豪杰之士。曾子病革而易箦，子路临絶而结缨，横渠撤虎皮而使其子弟从讲于二程，天下大勇之人才能做到抛弃小我的境界。治学之道，关键还是看自己能否以圣贤之道自任，不必一定要找一个老师。
贵州的那帮学生来信，希望王阳明多给他们写信教导，王阳明答复说，贵州提学副使秦文（字从简，号兰轩）就是很好的老师，大家如果能够相互勉励，白天诵读，晚上反思，这不比读我的书信强吗？做不到这些，我每天写信又有什么意义呢？治学为仁要靠自己。
河南参政何孟春来信问古代祭礼的事，王阳明告诉他，自尧帝以后，特别是春秋开始，负责祭祀的官员越来越偏离祭祀的本质，只在形式上下功夫了。
这其实还是根本与支离的问题。士儒拘泥圣人文字，而忽视在心上下功夫，这是王阳明一贯反对的，王阳明只不过借事说理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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