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生说

甚矣佛氏之伪也！以不杀为仁，以放生为德，是恶知仁与德哉！孟子曰：“仁者爱人。”非亟爱物也；船山曰：“德者自得也。”非务为放也。孟子曰：“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亲亲，仁之本也，佛氏舍亲亲，而径爱物，其仁无本，而曰慈悲，将谁信哉！

佛氏之慈悲也，以杀为大戒，以放生为大功德，其言欲悲孕群生，使之脱离诸苦，甚乃言释迦之割肉饲虎，以谓人曰：“世之慈悲，孰若我佛。”诚慈悲矣，然吾不信也，使果有其事，吾亦以为不近人情，且不合天理。夫虎，残忍之物也，人，有生之灵也，虎为人害，而割肉饲虎，是以贵徇贱，如以仁者之身徇暴者之口也，夫仁以除暴安良，而乃以徇暴。彼曰：“我佛慈悲，众生平等，无分人禽善恶，皆须爱也。”则反问之曰：爱物爱恶，则何以爱人爱善？割肉饲虎，而于亲反离之不事？爱残忍之物，而于君子，反远之不亲？虎嗜肉类，人之于虎，远之勿为其所食，智者也；虎为人害，而杀之以安民，仁者也。而彼以割肉饲虎为仁！非以长虎嗜肉之暴乎？虎食人肉，觉其味甚美，则必嗜人肉，而专以食人为事矣，曰仁以爱物，实率兽食人，而导至不仁矣！且不惜割肉饲虎，于其身可谓不仁矣，不仁于身，而何仁于人，仁于物哉？凡不近人情，而灭常性者，鲜不为大奸慝。昔者易牙杀其子以为齐桓公食，桓公以为爱己，至忠也，而暮年疾笃，受困于易牙之党，身死国乱，其不自思也！子而忍杀之以食君，君何不忍弑之以为乱乎？此至浅之理也，而桓公惑之！身之肉可割而饲虎，愚民下士不思而信之，以为大慈悲。吾不敢疑释迦为大奸慝，使为大奸慝，而何徒之众，教之久也，彼亦一宗教之主，宗教之立，原为劝善，彼弃太子之位而出家，盖有深思也。而后世佛者欲神之，以割肉饲虎之典明其慈悲之大，适以卑之导伪耳！

且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而释氏毁伤之以徇猛兽，实不孝矣！彼佛氏固离家索居者，戾于其亲，何与于孝哉？或曰：“吾佛亦言孝，《地藏王菩萨经》可见也。”佛氏后为儒道所辟，辟其不孝，不孝为佛氏之大垢，佛氏恐不容于儒道，而言孝以脱责，至于佛氏立教之始，彼固绝父母出家，而何有于孝哉！后虽言孝，抑果能孝乎？欲孝，则不可绝亲出家也。彼徒言之以欺人耳。呜呼！佛氏之爱物也至矣，至于饲虎，而于亲人何戾焉！彼能于双亲膝下敬以养乎？能割肉以饲亲乎？彼固不能也。而空言慈悲、爱物，吾知其伪也，亦知其不能也。夫慈者，施舍也，以上对下，以长对幼，以贵对贱也，而佛氏以慈自居，彼欲孩天下之生，而自居群生之上乎？而抑何曰众生平等？既曰众生平等，不可杀生，而抑何割肉饲虎？责人之杀生，而虎专食肉，何不责虎之残生乎？彼曰：“虎与人不同也。”既不同，则非众生平等也，彼之自相牴牾如此。

佛氏戒杀生，以杀物食物为大罪，而以食素为清修，素为植物，植物非生物乎？彼以为植不动，无与于生物也，盖以植物为生，则彼将无所食矣，故先辨其非生也。彼之杀生，专指动物。《易传》曰：“古者包犠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以捕鱼为技，其为人取物也密，则伏羲为大罪人矣。《论语·乡党》载孔子“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又孔子作《春秋》，改定三田制，即狩猎制也，以捕兽为制，则其杀物也多，则孔子为大罪人矣。而岂其然哉？天生万物以养人，人继天地以治物，圣人作为术以资人之生，圣人之仁也。物固养人也，古人之食不足，则不得不杀物以为养，若不杀物，则恐饿殍而死也，圣人欲仁于人，则不得不忍于物，非嗜杀也，而佛氏谓杀生为大罪，其亦责难古之圣人矣！且狩猎，既以厚生，亦以兽多伤人损谷，捕兽以除民害也。

呜呼！周公以驱猛兽安人民为大功，而释迦以割肉饲虎为大德，何相悖之甚也！孟子曰：“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殍，此率兽而食人也。”佛氏爱物也至，至定杀物为大罪，而亲之老不养，人之苦不问，民之饥不济，人民奉财以供彼，而彼多以财爱物，非近于率兽食人乎？春秋贵人而贱禽，立人道也；内诸夏而外夷狄，爱同类也。不爱人，径爱物，则悖仁；不爱族人，径爱异族人，则悖义。佛氏之爱物，而不知亲亲仁民，可谓悖仁矣，又乱人禽之分，谓众生平等。众生平等，皆须爱也，而何爱人之少而爱物之多也！孟子曰：“事亲，仁之实也。”又曰：“仁者无不爱，急亲贤之为务。”非如彼之空言仁万物，爱众生也，恢恢欲大其仁，大其爱，标榜愈甚者，其心愈枵，而不知仁有序，爱有差，至于爱物而遗亲，近禽而远人，悖天理，毁人伦，懿公以重鹤亡卫，佛氏以爱物乱中国，其辙一也。事亲为仁之实，吾为亲所生，亲与我近，则必先事亲以报亲恩也，爱亲及人，实立而爱延也；爱人为仁，吾亦为人，人与我同类，则必先爱人以亲同类也，爱人及物，仁立而爱博也。舍亲而言仁，舍人而言爱，其必伪也，而必流于大不仁，大不爱，呜呼，可不鉴哉！

若佛氏之放生，以功德之说诱民，则伪之愈伪者。天有生杀之理，人有仁刑之道。春生而秋杀，天之理也；仁民而刑暴，人之道也。秋不杀，则无以育他年之生，而地之物无以载；暴不刑，则恣恶以杀人，而民之生无以安。黄帝杀蚩尤，舜作五刑，周武王诛纣，皆除暴而安良也，于人且然，而况于物哉！养物以资生也，而放之，则徒以饱无用之禽乎？既不杀，则不当养，既已养之，而不杀，是费吾人之物也。不与人食之，而以食物，禽长而不能杀，其有理乎？古人之食也不足，非禽而何能以饱？且以放生为爱物，而物习于养，一放之，而恐难以生矣，则不足以爱物，而适以害物也，抑乱自然之道。呜呼！彼亦岂真爱物哉？以此示己仁之厚，爱之大也，曰为功德也，其以功德为意，则已不为功德矣，功德不出于心，而以为利也，以放生有功德获福报，则所求者在福也，而岂有于爱哉！彼能放生以立功德，使彼散财以济贫民，则彼有不舍也，何也？放生之费少，而济民之费多也。则见放生之伪矣，而愚民下士不思，为其说所信。彼又以放生敛民财，使民捐钱与彼，而使彼购物放生，实余钱于己，不尽以购物也，则放生之举，尤为惑民之事！且夫灾民无家欲居，贫民乏食欲养，学校不足欲建，彼不以此为务，而专以放生为善，行小惠于物以欺人，则惑世诬民也甚矣，为君子者，而胡可不辟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