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语言和情绪之间还有更细腻的关系，是我藉着吕湘这个角色所要探讨的。
舌根常常把恶毒咒骂的语言转成歌颂的文字，如「好个吕湘！」好个吕湘！可以是赞美，也可以是咒骂，他可能等一下就会被砍头，也可能下一秒变成英雄。
民间常常用这句话，就看你用什么情绪去说，意思完全不一样。而吕湘已经自我锻链到一看这个人的肌肉跳动，就知道对方说出此话是褒是贬。
这里语言又被颠覆了，本身有两种南辕北辙的意义，当你说「好个吕湘！」声音是从喉咙出来时，你已经恨得牙痒痒。
所以语言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东西，绝对不是只有单一的意涵。就像前文所说，不要听他讲了什么，要努力去听他没有讲什么，这是文学最精采的部分。
但是，一旦舌根用力，咬牙切齿，意义完全不同，就变成了恶毒的咒骂了。由于舌根看不见，所以，必须完全依靠左眼上那一条细致的肌肉带的隐约跳动才看得出来。
吕湘这一发现使他又有了新的研究的快乐。使他不仅在夜晚别人睡眠之后独自一人在房中做研究，当他对这种舌头扩及人的嘴脸的变化研究到得心应手之时，吕湘便常常走到街上去，看着大街上的人，看他们彼此间的谈笑、和蔼可亲的问好。
只有吕湘自己知道，他并不是在听他们说什么，而是在听他们「没有说什么」，那丰富的人的面容肌肉的变化真是有趣极了。
读者可以想像，写这段文字的作者，在那段期间亦是常常走在街上看人说话，却是听不到声音的。
当我们用超出对话的角度去观察语言，语言就会变成最惊人的人类行为学，远比任何动物复杂。
这里还牵涉到很多人际关系，例如前面提到的宋江和阎惜姣，夫妻之间的语言别人很难了解，他们可能是在打情骂俏，别人听来却是像吵架。
张爱玲的小说写得极好，一对夫妻在街上吵，丈夫说出的话恶毒得不得了，甚至要动手打妻子。
旁人看不下去报了警，因为当时正推行新生活运动，丈夫不可以这样对待妻子。
正当丈夫要被抓进捕房时，妻子一把推开警察，拉着丈夫说：「回家吧！回家吧！回家你再骂再打。」这是夫妻之间的语言，并非一般人从字面上了解的状况。
所以我相信语言也建立着一种「他者不可知」的关系。罗兰·巴特在《明室》这一本讲摄影美学的书中，开头就说，他的母亲过世了，整理母亲的遗物时，在抽屉中看到母亲五岁的照片，他突然深刻地感觉到原来母亲真的五岁过。
因为母亲的五岁对他而言是不存在的，他也无法了解，藉由母亲的照片，他开始探讨摄影、影像的意义和价值。
我想，语言就如同这张照片，常常会变成个体和个体间一个不可知的牵系。
又好比我的母语，是母亲给我的语言，这个语言对我而言就像紧箍咒，我不常用这个语言，只有去看母亲的时候，会跟她说母语。
而当我说出这个语言时，我整个人的角色都改变了，我平常的逻辑、平常的人性价值都消失，变成了母亲的儿子。
一九八八年我到西安，我的母语就是西安的地方话，所以一下飞机我觉得非常混乱，满街的人都是用我的母语在交谈，那是一种很怪异的感觉，他们和我很陌生，但是他们的母语竟是我的母语。
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母语，那是不容易理解的，它以另一种记忆模式存在基因和身体里面，会变成很奇怪的东西。
因为母语对个人的意义难以形容，我们常常会不自觉地就不尊重别人的母语。
我最近在读夏曼·蓝波安的书，他来自一个只剩下两千多人的兰屿达悟族，如此努力地想要找回他的母语，可是这个语言从日据时代就已经消失了。
当他的族人会说闽南话、普通话，就是不会讲达悟语，母语带给他的哀伤，对他生存所产生的意义会是什么？
我反覆地读他这本得奖的小说《海浪的记忆》，写他父亲八十几岁蹲在兰屿的海边，他说：「父亲是很低的夕阳了。」
他用汉字写，可是我们知道，汉语不会用「很低的夕阳」，而会用衰老、将死、迟暮。夏曼·蓝波安没有用这些字辞，而是坚持达悟语的特殊语言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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