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本人在长沙博物馆参观了一个令人难忘的展览:“吉光片羽——湖南考古出土陶瓷特展”,玻璃柜里各种形状、色泽和纹饰的古代陶制品或瓷器,仿佛在向我们娓娓诉说着那些埋在地下的厚重历史和写在古代的优秀传统文化。借助展览理清中国陶瓷的发展脉络,感叹古人的聪明才智和伟大发明,感悟中国历史文化的厚重与精深。
陶器残片隐藏着破译史前文明的奥秘。陶瓷伴随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不断发展变化着。瓷器曾是青铜器的替代品,也曾是贵族才有条件用得起的奢侈品,后来在唐代开始进入寻常百姓家,甚至漂洋过海,天下无贵贱而通用之。
这次展览,长沙博物馆与湖南省内十余家文博单位联动,以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为依托,分为“化泥为器”“陶瓷之间”“红焰轻 花”“窑满三湘”“新生之路”五个部分,展出400多件出土文物,通过大量陶瓷碎片来描绘近两万年以来湖南的陶瓷发展历史文化,从而再现湖南先民的社会生活与步履征程,重现湖南远古以来的历史与荣光。
展品涵盖三湘大地各个历史阶段具有代表意义的陶瓷产品,这些蕴含丰富历史价值的陶瓷文物,高度浓缩了湖南陶瓷历史文化。
由玉蟾岩遗址出土的多件陶片修复而成的陶釜,用泥片贴筑法手捏而成,制作方法和形态特征具有明显的原始性,是目前中国最早的具有完整形态的陶器之一。
属新石器时代彭头山文化的陶钵、支座组合,出土于澧县八十档遗址,相当于锅灶配,钵最早是炊器,原始先民用作炊煮食物,支座是灶的早期形式。
出土于桂阳千家坪遗址的白陶亚腰罐,属新石器时代高庙文化,细砂白陶,质地较硬,胎较薄,造型独特,肩部四鸟四兽纹,构图符合美学原理。
出土于华容七星墩遗址的高足盘,属于新石器时代肖家屋脊文化,泥质灰陶,其纹饰与同时期的玉器雕刻相类似。
长江下游和岭南地区的几何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影响到商周时期的湖南。湖南的同类陶制品和原始瓷,都经历了一个从外地产品的输入到仿制再到自主烧造的过程。商代晚期费家河文化的硬陶部是自主制造的代表,远销到当时商王朝的首都。东汉三国时期,湖南成功烧制出了成熟的早期青瓷。
到了东汉中晚期,湘江下游成为率先掌握成熟青瓷烧造技术的地区之一,出现了青竹寺窑、百梅窑、石门矶窑等多个东汉青瓷窑址,烧制出了一批品质优良、具有自身风格的青瓷器,有四系罐、平底钵、杯盏等,这类瓷器为后来岳州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湘江下游汉唐时期所有以烧制青瓷为主的窑场称为“岳州窑”。从东晋开始应用的匣钵大大提高了岳州窑瓷器的产量与质量,到南朝出现了釉色青翠、胎釉结合好的精品瓷器。岳州窑成为供奉南朝宫廷的贡瓷产地。隋唐时期岳州窑生产的茶碗和随葬用的青瓷俑类备受市场欢迎。中晚唐时期湘江下游的制瓷中心发生了转移,以彩瓷著称的长沙窑取代了岳州窑的市场地位。
唐青釉褐斑彩绘阿拉伯文碗,黑石号沉船出水,碗口为对称四方饰褐极斑块,碗心有古阿拉伯文字变体,书法流畅,纹饰似云彩升腾。
出土于长沙铜官窑的唐代铜红釉执壸造型美观,釉色鲜艳亮丽。
衡州窑系青瓷窑场以简单印花、刻画和素青釉产品为主要特征,产品有碗、壶、碾轮、罐、盘、碟等,主要分布在湘江干流沿岸及主要支流的河谷平原地带,其青瓷烧制工艺部分继承了长沙窑的青瓷传统,也吸收了越窑的技术元素,代表性窑址有衡阳窑址、蒋家窑址、云集窑址。
衡山窑系彩瓷窑场以印花工艺与多色彩釉装饰为主要特征,青釉仍占很大比例,也有大量褐釉、黑釉、绿釉等,色彩斑驳。窑具有支钉、支柱、泥圈、垫饼等。印花器最常见的纹样有双鱼、牡丹、“福寿嘉庆”“金玉满堂”等。代表性窑址有衡山窑、棋梓窑、允山玉井窑。
宋元时期中国制瓷业蓬勃发展,产品在湖南的宋元墓葬和窖藏中多有出土,其中北宋时期以耀州窑青瓷、景德镇窑青白瓷多见,宋元时期以建窑、龙泉窑为主,景德镇产的元青花在湖南也有少量出土。衡山窑和醴陵窑融合了其它名窑的技术元素。
湖南出土的明代青花瓷大多产自景德镇,高等级墓葬一般随葬有景德镇窑的青花瓷精品。羊舞岭窑是传世产品较多的一处明代青花瓷窑,承接了元代仿烧龙泉窑的特点,器型粗大,制法粗糙,青花纹样率性奔放,青花罐传世较多,独具一格。
清雍正年间,醴陵沩山的优质瓷土矿被广东籍窑业移民发现,开厂建窑,产品以土青花为大宗。清末滞销。熊希龄于1905年在醴陵开办湖南瓷业学堂,1906年创立湖南瓷业公司,很快研制出玛瑙红、海碧、青草、艳黑、猪色五种高温彩料,采用“三烧制”创烧出前所未有的釉下五彩瓷器,并屡获国际大奖。醴陵窑终成新一代瓷都。
通过这个展览,本人对史前文明至商周再到明清的陶瓷发展脉络有了一个清晰的了解,对各时期各大名窑的代表性陶瓷制品有了一定的认识,禁不住对古人的聪明才智和伟大创造发明由衷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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