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1857-1928），这个曾经响彻世界的名字在我们的正史中很少被提及，据说也被北大名人榜除名了。但他的许多故事和传说历经百年，至今仍被人津津乐道。
这个西方人眼里的天才，中国人眼里的怪才，被称为 “民国狂儒”，“清末怪杰”的一代大师究竟是怎样特立独行，集毁誉于一身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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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年代曾有人说：到北京城可以不看故宫，但不能不看辜鸿铭。当时很多世界各地著名的学者也是慕名前来拜会，例如国内读者比较熟悉的印度大诗人泰戈尔，英国作家毛姆，日本小说家芥川龙之介。托尔斯泰在看过辜的著作也曾写信给他。
印度圣雄甘地称他为“最尊贵的中国人”。俄国皇储来华，赠其镂皇冠金表。
辜鸿铭游学欧洲十四年，精通九种外语并获得了十三个博士头衔。据说他求学期间善用德文演讲，拉丁文作诗，甚至倒读英文报纸，能言善辩，学识渊博，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声名显赫，著作被指定为必读书目。
回国后，面对内外交困满目疮痍的中华大地，他勤奋著书，翻译国学著作，致力于向全世界弘扬国学文化以教化四夷，目的就是为了让西方人了解中国的孔孟哲学，精神道义，进而尊重中国文化。他感念张之洞知遇之恩，在他麾下二十年，参与了洋务运动中的许多重要工程，并提议筹建洋务学堂，后来成为武汉大学的前身。
辜鸿铭的仕途并不算顺遂，虽然也曾被举荐给清廷得到过光绪和宣统皇帝的赏识和任命，但那个时候的清政府已经是名存实亡朝不保夕，作为文化和外交领域官员的辜鸿铭在短暂任期内也并没有什么实际作为载入史册。之后，辜也曾被举荐给袁世凯，但因彼此看不上眼理念不合不了了之。据说军阀混战期间，冯国璋，张作霖等人都想请他出山，一 一被拒。
晚年，辜鸿铭受蔡元培邀请赴北大任教。后到日本台湾讲学，72岁高龄获山大校长任命，赴任前感染风寒在北京病逝；也有人说他看不上当地军阀张宗昌拒绝赴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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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靠前半生天赋异禀，博学强识的积累给了他恃才傲物的资本和积极进取开拓洋务的动力，那么后半生行为乖张睥睨世俗的自信更多的是历经动荡洗礼后淬炼出的个人洞见和对内心秩序的坚守了。
或者，他一直就是那样的一个存在，只是这世界变了。
旧时代和它的封建王朝被摧枯拉朽的大革命和新文化运动拍死在了沙滩上，几经挣扎归于沉寂。这位学贯中西的鸿学巨儒也因维护传统国学礼教不肯改弦更张变成了世人眼中抱残守缺的顽固分子。
被称为“清朝最后一根辫子”的辜鸿铭身穿马褂，头顶瓜皮帽，拖着灰白的小辫子的身影成为北大校园一景。也成为革命热情高涨的青年学生嘲笑的保皇党代表。以胡适为代表的新派教授同僚也常与他就新旧文化问题展开激烈辩论，这个目光炯炯年过花甲的老人在当时大有舌战群儒的阵势。
让他后期饱受诟病的除了恃才傲物行为乖张以外，更多的则是因为他对一些看似不健康的封建文化礼教的维护和欣赏，比如一夫多妻，女性缠足。他提出的一个茶壶配几个茶杯的歪理到现在还常被人引用。而因鼓吹缠足之美被赠予“知足常乐”四个字时也是欣然接受。
作为孤独的清朝遗老，他也以诗自喻“荷叶已无擎雨，菊残犹有傲霜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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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笑也罢，讽也罢，却很少有人真正地骂过他。
想必即使那些嘲笑他的先锋派们在内心也是服气他的。
李大钊曾说：“愚以为中国二千五百余年文化所钟出一辜鸿铭先生，以足以扬眉吐气于二十世纪之世界。”
他鄙视洋人蔑视权贵，敢于直言，针砭时弊鞭辟入里，善于雄辩直指人心。有几则广为流传的小故事虽然至今已经真伪难辨，却也值得品味一番。
其一，辫子说
其实早年辜鸿铭也是着洋服留短发的，回国后深受国学文化熏陶志趣改变，开始重新蓄辫着长袍马褂并不因朝代更迭而改变，并一再声明“我之留辫不剪，纯属个人爱好和审美观的体现。”
在课堂上对嘲笑他留辫子的学生说：“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可以剪掉，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就不那么好剪的啦”
其二，不崇洋媚外
外国人听他演讲，门票价格甚至高于京剧大师梅兰芳。
英国作家毛姆来到中国让朋友约请辜鸿铭无果，最后亲自到附上拜访才得见真人。辜鸿铭并非故弄玄虚，而是告诉客人，虽然英国人在中国趾高气昂，但年轻人见长者还是要遵循礼貌预约拜会，而不是召之即来。
在北大时，来自国外的洋教授对辜都十分恭敬，见到他都远远地站着，而他走近了，看见英国人，用英文骂英国不行，看到德国人，用德文骂德国不行，看到法国人，则用法文骂法国不好，把这些世界一流的洋教授一个个骂得心服口服。
其三，不畏权贵
慈禧生日庆祝活动上，当场做歌：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
骂袁世凯寡廉鲜耻，一无是处；连投靠他的唐绍仪一并讽刺。不过可贵的是在辜死后，唐绍仪还为他申请过国葬。
最后再说一句，辜鸿铭一生主张皇权，却是有自己的原则，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许多人笑我痴心忠于清室，但我之忠于清室，非仅忠于吾家世受皇恩之王室 ——乃忠于中国之政教，即系忠于中国之文明。”
而笔者以为，他是一个忠于自己内心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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